從後來發生的事實看，當年胡錦濤就任中國國家主席後首次正式出行的目的地，很好地預示了他在之後十年裡的政策重點。他循著毛澤東的足跡去了西柏坡——中共在1949年奪取北京翻譯之前的最後一個總部駐地。而新的領導人習近平首次出行去了哪裡呢？他去了深圳和廣州，鄧小平1992年標志性的著名「南巡」的目的地，那次「南巡」將中國拉回到了成功改革的軌道之上。為了強調這一訊息，他還向深圳的鄧小平像獻花，並在旁邊種植了一棵樹。自從去年11月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和即將成為總理的李克強所釋放的積極訊號，已經創造了一種引人期待的氣氛。



那麼，接下來應該做些什麼？

首要的一點是為經濟的可持續和長期發展創造堅實的基礎，使經濟發展不再依賴政府持續的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並逐步解除國有部門對經濟的窒息性的主宰。新政府應該採取措施為經濟引入更多競爭。從電信業、銀行業及其他金融服務業、上游和下游的石油產業到汽車業、航空業，大多數英文翻譯經濟部門都應完全向國內外的競爭放開。現有的國有企業及作為其庇護者的中央政府部門，很自然地會抵制競爭的提升。他們可能會說，在關鍵的經濟部門降低準入壁壘將損害國家安全，降低產品和服務安全標準，損害國有企業的盈利，限制其吸引就業的容量。但如果政府在每個重要的經濟部門建立一套經過深思熟慮的、強有力的、公平的監管體制，引入更多競爭就不會危害消費者利益或國家安全。

增強競爭性可以給中國帶來的潛在好處是巨大的，這也為別國的歷史所證明。只需看看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美國和歐洲，就可看到競爭增強的巨大經濟和社會影響擴大了消費者的選擇面，降低了價格並帶來了更快的經濟增長。一個投入競爭性市場的國有企業，會比一個主導著有限市場的國企獲得更多收益。因為一個競爭激烈的市場，會比只由幾個壟斷企業控制的市場發展地更快。價格下降、持續的產品質量提升和良好的營銷都會吸引人們做出更多消費。這有利於成功的企業從競爭中脫穎而出。消費者儲蓄率的不斷下降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強有力的長期基石。更激烈的競爭還可以促進產品創新，而這也恰好符合中國政府政策的一項重要的長期目標。

如果國有企業能夠適應公開自由的市場環境並在競爭中勝出，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就不一定要成為這場自由化進程的一部分。從理論上說，並不是說國有企業只有在改變了所有權性質之後才能和外資或私人企業競爭。但從事實上看，大量歷史證據都表明政府官僚管理企業的能力完全無法和職業經理人相比。中國政府限制競爭的真正原因通常是保護國有部門，而這以消費者和整體經濟的受損為代價。如果放開競爭，為了提升企業運營效率，政府將不得不降低在許多國企的控股權，下降為30%以下的少數股權。

如果中國新領導層以提升各個經濟部門的競爭作為改革出發點，消費者能立竿見影地從中獲益，而這又將讓普通民眾對政府的改革計劃感到信任和支持。強有力的公眾信任是改革英文翻譯進程長期持續的關鍵，所以從一開始就爭取盡可能多的公眾支持非常重要。



另一個可以改革的領域是稅收，雖然看上去不太引人註目，但這對打擊腐敗和增強政府財政都是根本性的因素。地方政府財政過度依賴賣地收入鼓勵了腐敗。通常的情況是，房地產開發商向地方官員行賄，從農民和鄉村那裡攫取價值很高的城市郊區的綠地，不論是採取強制購買的方式還是官方命令的強制遷移，都是非常不公正的，容易導致社會反抗。中國地方政府亟需改變它們的財政來源基礎，降低對賣地收入的依賴，更多依靠可延續性強的地方稅收(這些稅收應得到公平的評估和管理)。這個過程可以從徵收房產稅開始，下一步可是是地方性的增值稅，就像美國的一些州徵收的那樣。在中央政府層面，除了營業稅之外，需要逐漸地強調增值稅的重要性，同時向社會上最窮的、從而受營業稅傷害最大的民眾提供福利補助。

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官員的腐敗至今仍是頭號社會問題。新英文翻譯領導層任命了其最有能力的成員之一王岐山來領導反腐工作，以此來表明對腐敗問題的重視。但正如我自己及許多人所相信的，中國官員的個人道德品質並不比英國政府官員更糟糕，而英國的腐敗現象要少得多。中國的腐敗並不源於普遍的政府官員失德，而源於制度本身。改變制度而不是懲治個人，將對反腐產生最重要的作用，將腐敗程度降低到「正常」或可接受的水平。在中國的體制里，高級地方官員對公共資產和許可證的控制，對商人意味著巨大的經濟影響，因此很難阻止私人向官員行賄，謀取私利。改革地方政府的財政體制，削弱大型國企的權勢，減少經濟增長對大型公共建設項目的依賴，是可以改進制度從而幫助減少腐敗的三個步驟。第四個步驟是讓政府採購變得更加透明化。

北京這個冬天連續多天的可怕空氣質量也讓污染成了一個熱點英文翻譯話題。新領導層應該對污染問題採取更開放的態度。從150年前的英國到20世紀60-70年代的日本，每個大工業國都曾發生過嚴重的污染問題。治污不是錢的問題——中國有很多錢——而是政治意願問題。

最近出現的在央行控制之外的一些新興的公開融資方式，讓中國金融機構的現代化和自由化變得越來越急迫。勞動力流動性的增強呼籲對戶籍登記制度的深入改革。擺在新政府面前的經濟與社會改革清單非常長，但最重要的事情還是它和民眾的關系。今天，只需要幾秒鐘的時間，一個成都、上海或沈陽的居民就能把一個網頁傳給遙遠城市的成千上萬的人。社交媒體已經劇烈改變了政府和民眾的關系。正如最近一些地方政府官員懊惱地感受到的，通訊科技的發展已經帶來了更大的公開性。政府也許會想著把鐘表撥回去，限制甚至關閉社交媒體。但通訊帶來的開放的社會趨勢是不可逆轉的。在這種新的環境之下，下屆政府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調整它和普通百姓的關系。

近期的民意調查表明，中國人也許痛恨那些利用職權自肥的官員，但對自己的國家感到自豪，也有很多人支持政府。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完全有可能在不大量損失支持者的情況下演變得更為透明、更少專斷，為公眾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而不是僅僅服務於自身。最近100多位中國學者和媒體人簽字的公開信要求本屆人大批準中國1998年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開信得到的廣泛支持表明中國民眾的日益成熟。歷史表明，那些能積極回應這種反映深層次社會發展趨勢的呼聲的政府，可以強化自身的公共英文翻譯形象。如果在打擊官員腐敗的同時，政府能變得更公開、更反映公眾意願，政府權力的行使更加遵守規則，那麼反腐運動會更有成效，政府公信力會更高。

改變黨對自身的認識，改變黨對它與群眾關系的認識，將是新政府面臨的最重要、也最艱苦的挑戰。習近平已經透露出，他認識到了這樣的轉變的必要性——他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後不久便表示，黨是為人民服務的。

但最重要的是要讓改革贏得廣泛的公眾支持，從而持續下去。如何剋服巨大的制度慣性，讓重大的改革能順利進行？如何對付強大的、拼命防止自身受損的既得利益集團？如何排定改革的優先級，以在民眾中實現廣泛的改革共識，而不是破壞共識？知易行難，把好的想法落實才是根本。

從去年中共「十八大」以來高層釋放的信號表明，新領導人對中國未來五年需要走的發展道路有很多思考，很多自己的英文翻譯理解。讓我們希望他們能成功地和本國國民共同走上他們設想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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