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江文瑜推薦許陽明新著
「媽媽的乳房—許足女士的人生歲月及家族記事」

〈推薦序〉當孩子握住一座乳房山巒時 

江文瑜，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碩士、德拉瓦大學語言學博士，現任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曾任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創會理事長、美國哈佛大學語言學研究所訪問學者。著有《山地門之女---台灣第一位女畫家陳進和她的女弟子》，詩集《男人的乳頭》、《阿媽的料理》，評論集《有言有語》，編有《阿媽的故事》、《消失中的台灣阿媽》、《阿母的故事》、《體檢國小教科書》、《媒體改造與民主自由》---等。學術論文領域涵蓋音韻學、語音學、構詞學、語言社會學、文化評論、性別研究等。曾獲一九九九年陳秀喜詩獎、二０００年吳濁流文學獎之詩獎，並當選第十八屆十大傑出女青年。

因為文筆流暢，故事鋪排吸引讀者能有繼續不斷看下去的渴望，我很快讀完許陽明耗費心血的作品《媽媽的乳房—許足女士的人生歲月及家族記事》。之後，我思索著如何為這篇推薦序開個頭，腦中竟直覺似地浮現「靠山」兩字。於是，我想就從這兩字談起吧。

華語「靠山」，字面意思是「靠近山」、「可以依靠的山」，更衍生出「可以依靠的人事物」的含義。假想一下，如果人可以斜靠在一座鼎立的山峰旁，必然經常心生「與天地同在」的泰若之情、踏實之渴望。

由此推到女人的乳房，多少的文學作品，將女人的乳房比喻為山峰、山巒，多是取其形狀的類同。再從這裡出發，就不難想像，「靠山」一詞，多麼傳神。如果那座山是母親的乳房，如果孩子能躺在山巒旁，聽山的呼吸，從山裡汲取甘泉，人世間的恐懼與無助將隨山嵐飄去。

《媽媽的乳房—許足女士的人生歲月及家族記事》正是從一個孩子的角度，從母親的乳房得到安撫出發，到母親得到乳癌後往生而結束本書。「乳房」形成了貫串全書的譬喻，從而賦予全書在作者與母親兩人追尋希望與不斷失望的張力下，一頁一頁展開孩子眼中，母親波瀾壯闊的生命史。

許足的乳房是孩子的「靠山」，且看許陽明如何在第一章描述母親得重病住療養院後的一年多回家時，自己的反應：「據媽媽說，我很不安穩，折騰了一夜，最後媽媽掀開衣服，亮出乳房，試著讓我吸吮乳頭。瞇著眼的我在媽媽胸前磨蹭一番後，竟然開始用力吸吮，之後得到安撫……」「於是抱著媽媽的乳房睡覺，從幼年開始，就成了我的習慣。」

書中所描寫的許陽明的母親許足女士因為變成男人非正娶的「妾」，而必須承受許多外在社會壓力度過悲苦一生。更重要的，這個男人，也是許陽明的父親，後來卻又與另一位女性「產婆仔」生活在一起，造成許足個人必須辛苦撐起整個家庭，在精神與體力的極限下，最後遭逢罹患乳癌的悲劇。

當孩子心中永恆的「靠山」—乳房—必須因乳癌而移除，象徵著孩子在精神上失去依靠，也象徵女性所賴以生存的希望之破滅。本書的最後一章，許陽明的描寫很傳神地道出兩人關係因為右乳房的切除而產生巨大變化：

因為我習慣依偎在媽媽的右邊側睡，然後用我的右手抱著媽媽的右乳房。但媽媽胸部的開刀部位很大，右邊乳房不見了，右胸部完全不能隨便碰觸。媽媽開刀回家變成這樣，我受到極大的驚嚇，完全不知要如何是好。在一種很痛苦的情緒下，我竟變成不要再跟媽媽睡了，而跑到樓上哥哥的房間去睡。我不再跟媽媽睡，媽媽其實也是非常的傷心，雖然媽媽最好是獨睡，以免不小心被碰觸到開刀部位，但那也好像是被人嫌棄，媽媽整個生活一時間都失去了秩序。

我把這段話整段重現，最主要是乳癌雖是女性極為普遍的病症，但華文的創作或生命史中極少有關於乳癌患者的心路歷程的披露，更稀少的是從孩子的角度書寫母親乳癌移除後與孩子之間的互動。至於全世界可以看到乳房割除的電影也是屈指可數，記憶裡我看阿根廷導演路易斯．普恩佐（Luis Puenzo）的《情婦與鯨》中女主角全裸露出移除的半邊乳房，觀眾還清晰可見手術後胸口留下的刀痕和縫合線。我當時被那個景象深深震撼到猶如被重重撞擊，這是我生命中觀影經驗裡最無法忘懷的經典畫面之一。

如果女性的乳房可看成女性生命中最重要的代表—也就是語言修辭學中的「提喻」—部分代表全體，那我們也許可以說，乳房的割除幾乎是移走了女性的生命。但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乳癌，恐怕也是本書字裡行間透露的訊息：和其他兩位女性共同擁有一個丈夫所引起的精神失落與內外衝突。我曾讀到某醫學報導披露，乳癌的發生，除遺傳因素外，與精神抑鬱可能有高度相關，尤其是左右乳房代表不同的意義。右邊的乳房多半與婚姻或愛情有關。我雖無法找到當年看到的報導而求證，也無法確知那份醫學報導有幾分可信，但許足女士的右邊乳房罹癌，多少驗證了這份醫學報導的觀察。

女性的乳房原不只是該被孩子吸吮，她更該被愛人呵護與吸吮，我想像任何愛人應該像珍愛奇珍異寶那樣，在壯闊的胸部山巒前，也像個孩子般，既安撫那片大地，也反過來被安撫。如果女性得不到這樣的幸福滋養，那份缺憾終究會讓乳房哭泣而生病。
然而，許陽明從頭到尾並沒有用筆控訴造成母親抑鬱的那些人，反而經由母親許足為中心，從旁輻射出周圍擴及至少三代人的家族故事，從而透過拉長的歷史透鏡，凸顯周圍的人有極其人性的光明與黑暗面，有些更是歷史背景下的必然結果，讀者可以身歷其境地悲憫這些圍繞著許足的人。例如許陽明描寫父親的第九章，父親仍處處有溫暖的人性呈現。此舉一例，關於賈景德與于右任送給他父親的書法，許陽明這樣寫道：

爸爸總是很鄭重地將兩幅書法捲軸掛在三重家中客廳的牆上。但是每當爸爸與媽媽嚴重爭吵，被媽媽趕的時候，爸爸就會很鄭重地捲收起那兩幅書法帶著離開家去，那好像是「好，我不再回來了。」的表示。可是往往過三、五天後，爸爸又會回來，再度把那兩幅書法掛上客廳的牆壁。

這段描寫讓我們看到男女兩性的關係之深邃與複雜，其實並非男性等於強勢，女性等於弱勢這種過於單純的二分。類似這種細膩的描寫，讀者何妨仔細品味全書中的每個細節。而我印象非常深刻的，還有作者父親那邊正娶的「卡將」一家人對母親許足的不友善，然而許陽明也在後來思索著這些不友善的一切，其實都可能是「卡將」那邊為了害怕許足女士這邊「分財產」而呈現的人性反應。我覺得這種寫法非常能讓讀者在明亮與黑暗的人性交織中，關照生命的真實面貌，而於閱畢全書後掩卷嘆息。在快要進入尾聲之前，我全然跌入第十章「缺憾還諸天地」中，關於作者如何與「卡將」重逢的種種描述中，當作者從車上看到「一位穿著古板的老婦人在街上行走著」，我腦中竟然浮現電影「齊瓦哥醫生」中男主角齊瓦哥在公車上看到昔日愛人背影的場景，雖然兩種情境如此不同，但時空造化所導致的人事滄桑卻是極度相同的生命情境。

最後，我忍不住想告訴讀者，我相信許陽明一定耗費無數的精力與時間寫成這本書。我自己因為寫過女性傳記《山地門之女—台灣第一位女畫家陳進和她的女弟子》，也因為在「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理事長期間推動《阿媽的故事》、《消失中的台灣阿媽》、《阿母的故事》之「女性生命史」三部曲，深知書寫台灣女性生命史所需投注的「嘔心泣血」，與必須超越的高難度。許陽明的這本書中，充滿了歷史細節與因全家人住家的變遷而對不同地點的歷史和人事變遷的點點滴滴，從許足祖先來自直潭「赤皮湖」的家族史之娓娓道來，呈現許足是「山的女兒」的氣勢，到許陽明的三姨可牽連到農民組合的簡吉和愛愛寮的施乾；也從新莊的大眾爺廟寫到新莊街上「五十六坎」的繁華榮景和新莊大厝中人事紛雜的時空推移；後又跳接到母親搬入新莊前於三芝海邊荒地度過的「海海人生」，再轉入搬出新莊後落腳於三重陋巷裡所見所聞的「悲歡人生」；而三重巷裡的每一戶人家竟然也細筆寫了進去，讓我頻頻想起日本電影「幸福的三丁目」裡，眾人聚集在巷道裡唯一有黑白電視的家庭，一起看電視的動人場景，也勾起自己幼年時期跑到鄰家看黑白影集「勇士們」的難忘童年記憶。真的，每一本用心從孩子的角度書寫母親的書，都會在筆觸間，永遠勾起我們心中那種渴望重回到童年的慾望，尤其是潛意識裡渴望吸吮母親胸部的、對抗「口腔不滿症候群」的那種最深層的人性慾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