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亞中《習近平對台思維與台灣可有的對接》

習近平以“兩岸命運共同體”為核心論述，以“兩岸一家親”、“心靈契合”和“共圓中國夢”為感性訴求，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長期目標。

　　前言：2021年的兩岸是陰霾還是陽光？ 

　　經歷了改革開放30年，大陸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在此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在“兩個一百年”來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的奮鬥目標。習近平的對台思維必然要放在這個目標下來分析。 

　　這“兩個一百年”，第一個是共產黨建黨後的一百年，也就是2021年；第二個一百年，是共產黨建政後的一百年，即2049年。落實在兩岸，第一個一百年距目前只有四年左右，和平統一的機會不大，但是大陸也絕對不會容許“台獨”分離主義的力量在第一個一百年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民進黨政府在未來三年執政期間仍然堅持不接受“九二共識”，且繼續推動去中國化的歷史、文化政策，而又能夠在2020年的大選中再次贏得執政，這顯示兩岸認同幾乎確定斷裂，彼此目標已是南轅北轍，而此又是習近平第二任期屆滿前的二年，基於歷史責任的考量與內部的壓力，武統的聲音必然更為高漲。第一個一百年如果出現如此的面貌，是中華民族的悲劇。 
　　反對分離主義的“台獨”，並不僅是習近平對台政策的思維，而是中共歷屆領導人不曾放棄的原則，因此，本文並不對習近平的反“台獨”思維進行分析，而是著重習近平對於兩岸關係的積極思維與創新構想，以及台灣應如何回應及對接，才能讓兩岸在2021年開啟嶄新的一頁。2021年的兩岸是陰霾還是陽光？取決於台灣的回應與對接。 

　　對台核心思想：“共同”兩字 

　　習近平對台談話中經常談到兩岸“共圓中國夢”與共同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提及“兩岸一家親”、“心靈契合”與“兩岸是命運共同體”等文句。綜觀這些話語，一個核心概念就是“共同”兩字。 

　　自2012年秋提出中國夢作為奮鬥目標以來，習近平多次呼籲兩岸共圓中國夢。2013年習近平會見連戰一行時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兩岸同胞共同努力。我們真誠希望台灣同大陸一道發展，兩岸同胞共同來圓中國夢”。2014年2月，習近平與連戰會面時再次指出，“中國夢與台灣的前途是息息相關的。中國夢是兩岸共同的夢，需要大家一起來圓夢”。2015年3月，習近平稱“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兩岸同胞從來都是命運相連、榮辱與共的。兩岸同胞要攜手同心，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智慧和力量”。2015年11月，在新 加坡與馬英九會面時，習近平再度提出，“民族強盛，是兩岸同胞之福；民族弱亂，是兩岸同胞之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兩岸同胞前途命運息息相關。…我相信，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台灣同胞定然不會缺席”。 

　　從以上的談話可以明確地瞭解，習近平把中國夢及民族復興視為需要兩岸共同來努力與完成的大事，這是因為兩岸有榮辱與共的命運，中國夢與民族復興不應該建立在一方冷漠或一方缺席之上，而必須共同貢獻與共同享有。 
　　兩岸一家親：以民族整體利益為優先 

　　習近平多次提及“兩岸一家親”與兩岸是“命運共同體”。“兩岸一家親”是個血緣與文化的概念，意指兩岸關係不是“外人”，更不是“外國”關係，而是“家人”與中華民族“內部”家務事。在提及兩岸關係時，習近平並沒有將兩岸關係視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事務，由中國大陸所獨斷，而認為這是兩岸中華民族的家務事，需要兩岸共同處理。 

　　對於崇尚個人主義的西方文化而言，“家人關係”與“外人關係”的差別並不大，但是中華文化對這兩種關係的思維不同。中華民族是一個重視家庭倫理的民族，將兩岸視為“家人關係”，意指兩岸的相處應該顧及情理，並以家人（中華民族／兩岸）的整體利益為先，而非國際關係視權力與個別利益為首要考量。習近平因而多次提及：“台灣同胞是我們的骨肉天親”，“只要是有利於增進台灣同胞福祉的事，只要是有利於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事，只要是有利於維護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事，我們會盡最大努力辦好，使廣大台灣同胞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更多受益，讓我們所有中國人都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家人”的概念還表示，彼此間無話不能談，無難不可解，只要能夠以一家為基礎，任何過往的爭執均可一笑泯恩仇。習近平在紀念孫中山誕辰150週年時表示，“台灣任何黨派、團體、個人，無論過去主張過什麼，只要承認九二共識，認同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我們都願意同其交往”。其意為，只要能夠自己在文化血緣上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沒有不能交往的人，也沒有不能談的事。 

　　兩岸是命運共同體：以“一中”為框架 

　　相對於“兩岸一家親”是民族與文化的概念，“兩岸命運共同體”則是一個政治上的結構。“親”相對於“命運”，“一家”則相對於“共同體”。“共同體”是以一中為框架，兩岸的政治分歧也應在一中框架下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一中框架”內的兩岸是甚麼樣的定位，或者說，兩岸在“一家”裡面是甚麼樣的關係？習近平在多次的講話里常說，“兩岸是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兩岸之間是同胞兄弟，打斷骨頭連著筋”、“兄弟齊心，其利斷金”、“兩岸之間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我們願在一個中國框架內，同台灣方面進行平等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 
　　在提及共同體框架時，習近平稱，“雙方可以積極探討構建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制度框架”。他主張：“兩岸同胞應該倍加珍惜和平發展成果，徹底化解兩岸敵意，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努力構建穩定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制度框架”。這表示，習近平希望與台灣所建構的框架，並非“統一框架”，而是“和平發展制度框架”，其目的在化解雙方從國共內戰到兩岸政治分歧所產生的敵意，促使兩岸能夠走上和平發展的道路。 

　　對台思想的五個重要概念： 

　　從以上的談話中，可以歸納出習近平的對台思維包括以下五個概念： 

　　第一，“一中框架”並不是指“統一框架”，而是為了結束敵對狀態、建立和平制度所需要的“和平發展制度框架”。 

　　第二、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必須在“一中框架”內，即主權不可分割，但是習近平並沒有說兩岸必須在“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下運作，這表示“一中框架”是指“整個中國”（由兩岸政府所組成）主權不容分裂的框架。 

　　第三、兩岸是兄弟關係，因此，兩岸在互動時是“兄弟一家親”，而非以“父子一家親”的結構相處。 

　　第四、兩岸關係的未來是平等協商，並作出合情合理安排，而非霸道式的協商，更不應作出不合情不合理的安排。無論在簽署和平協議或建立共同體關係時，兩岸均以平等協商為基礎。 

　　第五、所謂“兩岸命運共同體”，即表示兩岸均為共同體的一部分，以共同命運為認知的基礎，任何一方均不可以分裂出去。兩岸雖然在治權上各有主體或本體，但是在主權上是共同體。依照共同體的運作方式，兩岸未來在相關事務上可以共同治理，例如南海可以發展出南海共同體，讓兩岸在南海事務上建立治權的共同體，由現有的分治走向合治。 　　

       反對分離是兩岸關係不衝突的基礎 

　　不論是習近平所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或“中國夢”，都不可能在兩岸處於敵對狀態的情況下落實，更不應在兄弟武力相向、骨肉相殘的基礎上推動。“和平統一”是中國大陸的長期對台政策大方針，所謂“武力解決”只是在台灣的分離力量已出現法制化或不可逆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使用。因此，對於台灣而言，“反對分離”不僅是對“中華民國憲法”應有的尊重，也是對民族歷史應該的認識，更是在現實上避免兩岸關係發生武力衝突的必要堅持。因此，“反對分離”是對習近平對台思維的第一個應有回應，也是兩岸關係能夠維持不衝突的最基本要求。 

　　兩岸如何結束敵對狀態，簽署和平協議是兩岸關係能夠長久和平發展的最重要一步。兩岸關係的和平相處，不僅有助於兩岸“心靈契合”，也是“共圓中國夢”的必要條件，更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1992年兩岸兩會建立的“九二共識”，僅處理了兩岸各自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與各自宣示謀求國家統一目標，也就是在“整個中國主權不容分裂”這個原則下，兩岸均作了各自的表述，但是對於“一個中國”的內涵，也就是“一中框架”的框架內容為何，並沒有作出相同的表述，這使得“九二共識”只是一個為兩岸事務交流所建立的共識，而不符因應結束敵對狀態或簽署和平協議的需求。 

　　“分治不分裂”應是兩岸共同體“一中框架”的基礎 

　　習近平提到的“一中框架”與“平等協商”可以作為兩岸結束敵對狀態的基礎，由於和平協議並非“統一協議”，因此不觸及統一後兩岸的政治安排，而是統一前的兩岸政治定位。所謂“平等協商”就是雙方相互尊重，以同理心瞭解彼此的堅持與需要，其目的在為兩岸長久和平發展，強化兩岸心靈契合，以有助未來的和平統一。 

　　“平等協商”必須建立在兩個基礎上，一是平等地位，一是相互尊重。習近平所認同的“兩岸一家親”正是平等協商的基礎與原則。所謂“一家親”，表示兩岸對於“整個中國”這個家應該共同主張不分裂其主權。“和平協議”的簽署，就是把原來在“九二共識”中雙方各自表述的不分裂，變成共同承諾不分裂。所謂“兩岸兄弟”，意指兩岸或許在對外（第三者）的權力大小上有不對稱的情形，但是兄弟間在本質上是平等的，它不同於父子關係，更非朋友或鄰居關係。兄弟間要尊重對方的主體性，但是主體性不可以建立在數典忘祖的基礎上，也不應建立在兄弟兩人之一的主體性之內。落實在兩岸政治定位上，“兩岸兄弟”指的就是兩岸應該相互尊重彼此治權的本質平等，兩岸政府或許在對外關係的地位上有不同的處境，但是兩岸的治權應均可為第三方所承認，是應有的認識。“分治不分裂”應該就是“兩岸兄弟一家親”的法理寫照。 　　

       中華文化是兩岸必要的連結 

　　本人曾在多個場合中提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應是學習西方文明九個大國的崛起，而是中華文明的再現，也是中華文化的復興。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應該，也不能沒有台灣的參與。 

　　近年，台灣有一本書《1949年禮讚》出版，書中提及1949國民政府渡海南遷，這是中國史上足以比擬東晉永嘉渡江與南宋靖康渡江的三大南遷事件。1949年也是台灣史上三大移民潮中文化意義最豐富的移民事件。1949後的台灣學術是民國學術的繼承者，是另一種五四精神的發揚者。作者楊儒賓稱：“1949年兩岸的曲折發展指向了中國現代性與西洋現代性的銜接。跨文化性格的台灣經驗，提供了形構中的新中華文化很重要的理論資源。” 

　　事實也的確如此，1949年整個中國的文化精華都來到台灣，其中不只有人才，還有文物，更有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傳承。1960年代，台灣更大力推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讓中華文化在台灣深深扎下了厚實的基礎，也讓台灣成為在全球中華文化的代表者。近年來，人間佛教在台灣的發展更是有目共睹，也更豐富了傳統中華文化的內涵。 

　　對於習近平而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絕對不是僅建立在經濟與軍事的基礎上，而是中華文化的再現上。在中國共產黨建黨95周年慶祝大會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成為繼“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後的第四個自信。我個人覺得，這應該是習近平未來留下的最重要政治遺產，也應成為繼“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後，代表習近平治國理念的核心思想。這裡所說的“文化自信”當然就是對中華文化的自信，而不可能是對馬列思想或文化的自信。前三個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屬於大陸自有的，但是文化自信則必須由兩岸共同來建造。 

　　台灣這二十幾年來，在李登輝、陳水扁的主導下，進行的是一場“去中國化”歷史與文化的政治運動，致使中華文化已經逐漸淡出台灣中等學校青年的教育，再加上民進黨的分離主義政治操作、國民黨馬英九執政八年的弱勢作為，以及北京獨佔中國的話語權，使得台灣民眾對中國人的身分認同逐漸下滑，已經嚴重影響到兩岸關係是“一家親”的文化基礎，也衝擊到兩岸為“命運共同體”的認知。 
　　2016年11月的“洪習會”中，習近平脫稿談話稱：反“台獨”是基於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立場，大陸13億人不會答應“台獨”，如果共產黨不處理“台獨”，“中國人民會推翻他們”。習近平這次的談話，已經不再是以民族大義為訴求，而是以共黨政權安危來提醒蔡英文。習與蔡兩人，北京與民進黨政府在身分認同的不同，有可能成為未來和與戰的一線之隔。中華文化原本是台灣的強項，也是台灣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及中國夢上可以充分引導大陸的利基，如果台灣捨其優勢不用，反而愈離愈遠，不僅錯失歷史機運，反而會陷台灣於危境。 

　　孫中山思想是兩岸共同振興中華的路徑 

　　習近平在紀念孫中山誕辰150週年時對孫中山高度評價，認為“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並強調“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 

　　習近平近年高度評價孫中山先生，當然有其政治的雙重意義。第一、孫中山是中國國民黨的總理，也是“中華民國”的“國父”，尊崇孫中山可以為兩岸政治找到最大連結；第二、馬克思一直是共產黨的思想導師，在中共的黨史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習近平如果要強調“文化自信”，又主張“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實現“中國夢”，不可能把文化、民族與夢想建築在馬列主義的思想基礎上，而必須回歸到中華民族的當代思想，而孫中山正是這樣的一位代表人物。 

　　孫中山的思想博大精深，其三民主義意為打不平主義，他說：“民族主義是用來對外國人打不平的”，“民權主義是…用來對本國人打不平的”，“民生主義是…用來對大富人打不平的”。簡單說，三民主義就是“打不平”主義。只要國際與國內社會仍有不平，就需要三民主義，目的是為世界創造和平，為社會建立均富，讓政治沒有寡佔。中山思想雖然成形於百年前，但在今日仍有依循價值。這個打不平主義也是中共從事革命的最重要思想與行動基礎。 

　　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提出批評，更主張公平分配的共產主義，但是孫中山的民主主義內涵包涵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其平均地權、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主張，讓孫中山的政治思想不僅是對當時現狀的革命所需，而是更多的積極建設所要。孫中山曾言，“馬克思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學家，無法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學家”，馬克思或許對問題的弊端看得很清楚，但是孫中山的主張卻更像個醫生，為社會的改革進步開藥方。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是以中華文化的“世界大同”為理想，他期待各民族要追求和平，中國強大以後要“濟弱扶傾”；他期待落實人民的創制與復決權，以平衡間接民權可能為少數人掌控的弊端，而強調“全民政治”；他並沒有將當時盛行的socialism直接翻譯成社會主義，而是以民生主義為名，即因他所主張的“均富”，既顧及到資本主義追求財富的目標，也照顧到社會主義所強調的分配正義，如此中道思維才是民生所必需。簡言之，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僅是孫中山思想中的一小部分，習近平如果要建立其思想的地位，中國大陸如果要為其“中國夢”或“偉大復興”建立根基，必然要從孫中山，而非馬克思處找尋出處。目前的“馬、毛、鄧、習”必然必須換成“孫、毛、鄧、習”。 

　　孫中山是兩岸的認同共識，在實踐上，兩岸也都沒有離開過孫中山。1990年代以前民生主義在台灣有豐碩的成果，1990年代以後，民主化的推動也使得民權主義得以落實。1979年以後大陸開始發展經濟，近年的成果已經超越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的規劃，“一帶一路”與“亞投行”更是“濟弱扶傾”的具體實踐。但是兩岸目前仍有太多地方需要中山思想來補強或修正，不僅兩岸都需要“均富”的民生主義，台灣如何克服民粹與民主的亂象，大陸如何發展出更適合的民主，兩岸如何能夠以“天下為公”的精神，平等相待、和平相處，都需要籍重孫中山的民權與民族主義。 

　　孫中山在提及其思想的組成部分時稱：“餘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跡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其思想融合了中華文化傳統、西方學說以及獨自創見。這個見解對於兩岸而言，都是很大的啟示，兩岸目前在民生主義方面都已有相當的成果，但是台灣在民族主義上出了問題，大陸在民權主義方面也有增進的空間。兩岸如何以中華文化固有的思考以及特有的智慧來處理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是必須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孫中山是“中華民國”的“國父”，也是中國國民黨的總理，台灣對三民主義既有研究，也有落實，但是李登輝以後，三民主義思想不僅不是台灣的主流，而是刻意地被抹去。國民黨的馬英九在八年執政期間，天天上班時固然向“總 統府”的孫中山雕像鞠躬，但是卻沒有再弘揚孫中山的思想，不過，台灣仍有一批為數不少的人認同孫中山的思想，而沒有放棄堅持。因此，如何從孫中山的思想找尋兩岸對接，是兩岸必須共同努力的方向。　　

        結論：兩岸應在政治安排、中華文化、孫文思想三個方面對接 

　　習近平的對台思維雖然沒有形成如江八點、胡六點等單一的文件，但是其輪廓已經很清楚，簡單來說，以“兩岸命運共同體”為核心論述，以“兩岸一家親”、“心靈契合”、“共圓中國夢”為感性訴求，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兩岸追求的長期目標。在過程中，反對“台獨”分離主義是北京一貫的立場，但是習近平表示“台獨”的滋長會影響到中共的政權，則是以往大陸領導人沒有公開提及的，顯示出習近平對於“台獨”的警惕與堅定的反對立場。在兩岸命運共同體方面，習近平提出了“一中框架”作為應有的結構，並也表示這個結構是由兩岸平等協商所確定，而僅有此結構才可以確保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 

　　針對習近平的主張，台灣方面如果仍然選擇“維持現狀”，就等於是不回應，而民進黨的不接受九二共識立場，更是明確地拒絕了習近平對於兩岸的論述。台灣如果要回應與對接，最好從三個方面著手：第一、在深化九二共識的基礎下，透過平等協商與北京達成兩岸應有的政治定位。“分治不分裂”迄今已是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所主張“深化九二共識”應有的內涵，並主張以兩岸共同接受“分治不分裂”作為“一中框架”的內容。第二、兩岸共同以中華民族作為兩岸人民身分認同的連結，以中華文化作為兩岸文化認同的歸屬，以使兩岸民眾的“心靈契合”能夠有民族與文化的要素。第三、兩岸應共同將孫中山思想作為兩岸未來制度融合的基礎，從民族、民權、民生主義上共同探索最適合中華民族與整個中國的道路。 

　　以上的第一部分，即如何在一中框架下找尋兩岸最合情合理的政治定位，考驗著兩岸的智慧與心量，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是兩岸在政治對話中必須要有的態度。第二與第三部分原本就是台灣方面的強項。台灣如果能夠抓住這個優勢，就可以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道路中掌握關鍵位置，甚而有引導權。如果台灣仍舊選擇放棄中華文化與孫文思想這兩個優勢，那麼必然會失去對中華民族未來發展的話語權。這是台灣的不智與不幸，也是中華民族與整個中國的巨大損失。 

　　民進黨執政期間，由於不接受九二共識，兩岸之間的政治基礎並不存在，大陸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只好獨行，但是這並不表示，台灣民間或其它政治力量就應該放棄促成兩岸和平發展的機會。我們期待目前的國民黨，能夠在洪秀柱主席的努力下，與習近平先行簽署和平宣言，確定兩岸和平發展未來應有的框架，也寄望國民黨重新舉起中華文化與孫中山思想的大旗，讓台灣不致於讓民進黨完全綠化與去中國化。 

　　孫文學校也正在做這些努力，在台灣及海外全球，致力於兩岸和平發展重要的傳播、孫文思想的認識、中國近現代史的瞭解、中華文化的深耕。畢竟，在兩岸共築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時，不應只有政府獨行，民間也應該發揮功能。兩岸和平發展與民族振興是兩岸及海內外中華民族的共同願望，也是責任，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我們期待習近平所說的第一個一百年，2021年，是兩岸結束敵對狀態，簽署和平協議的一年；也是兩岸共同攜手弘揚中華文化，振興中華民族的一年；更是兩岸共同依據孫中山思想，為整個中國未來的政治制度開始尋找最適合道路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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