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公共關係研究院副院長李秘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3月號發表專文《習近平對台工作重要思想的原創性》,作者認為:“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就台灣問題和對台工作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這些論述一方面繼承了過去歷任領導人的對台論述,保持了對台大政方針的連續性,另一方面則在準確把握兩岸大勢和國際格局的基礎上,提出了具有原創性的新理念新主張,必將引領對台工作取得新的進展。”文章內容如下:
前言
一直以來,大陸對台政策都是根據台灣島內形勢、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大陸自身發展水準做出的戰略決斷。解決台灣問題最根本的還是靠大陸自己的發展。①大陸的發展進步,是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雄厚基礎和可靠保障,決定了兩岸關係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同時兩岸關係也會受到台灣局勢和國際格局變化的影響。
自2005年開始,大陸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未來隨著“十三五規劃”的實施和“一帶一路”的推進,大陸將取得更大的進步。但是近兩年,台灣島內局勢也發生了深刻變化。首先是台灣民眾的“台灣主體意識”持續成長,“恐中”、“拒統”情緒有所增加。相當多民眾認為台灣是一個“事實‘獨立’的‘國家’”,他們不願意接受“九二共識”,也不希望兩岸統一。一些台灣民眾把大陸看做是台灣最大的威脅,他們擔心兩岸經濟融合會讓台灣過度依賴大陸,最後就會被大陸“吞併”。另外台灣政局也發生了重要變化。2012年之後,台灣政黨生態呈現“藍消綠長”態勢,2016年,民進黨重新上台執政,繼續堅持“台獨黨綱”,拒絕承認“九二共識”,讓兩岸的機制化交流被迫中斷。鞏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難度增大。
國際社會承認“一個中國”的局面是穩定的。中國在總體上仍能繼續營造一個有利於反對“台獨”的外部環境。但是近年來,美國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上升。特別是特朗普上台後,此態勢將進一步加劇。未來,美國和日本很可能利用台灣民眾的“恐中”、“拒統”情緒,進一步強化美日台之間的“准軍事同盟”關係,甚至會進一步強化台灣的“恐中”、“拒統”情緒。
在新的內外形勢下,兩岸關係如何走?大陸需要有新的政策主張,需要有新的理論思想。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一系列對台工作論述,逐步形成了習近平對台工作重要思想。習近平對台工作重要思想一方面繼承了過去歷任領導人的對台政策主張,同時提出了一些帶有原創性的新理念。這些原創性的新理念對於對台工作具有格外的重要性。
重新界定兩岸關係的性質
對兩岸關係性質的界定直接決定了處理兩岸關係的思路和方向。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從“內戰”思維來看待兩岸關係。這個觀點在胡錦濤著名的“1231講話”中得到最充分的表達。“1231”講話提出:“1949年以來,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這沒有改變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兩岸復歸統一,不是主權和領土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這個論述從歷史事實出發,將兩岸關係界定為“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
十八大以後,習近平總書記一方面堅持這個基本的認定,另一方面又超越這個看法,對兩岸關係性質進行了新的界定。在2013年2月25日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一行時,習近平表示,“我們始終從全民族發展的高度來把握兩岸關係發展方向。”在2013年4月8日會見蕭萬長時,習近平表示,“只要兩岸凡事都從中華民族整體利益考慮,就一定能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困難和阻礙,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斷取得新成就。”在2013年6月13日會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時,習近平又強調要“堅持從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高度把握兩岸關係大局”。所謂從中華民族整體利益來把握兩岸關係,就是要超越“內戰”思維,超越兩岸政治對立,為兩岸關係找到新的解決辦法。2014年2月18日,習近平在會見連戰一行時提出,“歷史不能選擇,但現在可以把握,未來可以開創。”這個論斷指出,我們要尊重兩岸關係的歷史,但是也不能局限於歷史,要超越歷史恩怨,從發展的角度來看待兩岸關係,面向未來創造出解決台灣問題的辦法,開創兩岸關係新局面。
那麼如何從中華民族整體利益來把握兩岸關係,如何面向未來開創兩岸關係新局面?習近平提出了“兩岸共圓中國夢”的論述。在2014年2月18日與連戰的會面時,習近平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兩岸同胞要攜手同心,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新理念。在2015年5月4日會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時,習近平再次表示,兩岸要“努力開創兩岸關係新未來,共同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兩岸共圓中國夢”的論斷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創新,也是一個重要的範式轉換。這意味著兩岸關係不僅是“內戰遺留並延續下來的政治對立”,更是“兩岸共圓中國夢”的問題,我們不僅要面向歷史,解決政治對立,更要面向未來,通過“共圓中國夢”超越政治對立。這個論斷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是將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全體中華兒女攜手努力,就一定能在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這個論述標誌著,中國共產黨把國家統一和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兩大任務緊密聯繫起來。在此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提出“兩岸共圓中國夢”的論斷。按照“共圓中國夢”的定位,並不存在一個“單獨的”統一問題,統一問題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體兩面”的關係。兩岸同胞在各領域開展交流合作,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國家統一的過程。
二是為兩岸關係指出了新的解決路徑。按照“內戰遺留問題”的定位,那麼兩岸關係的焦點,就是要通過政治談判,結束政治對立。而兩岸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的交流,都是為政治談判做準備,為結束政治對立創造條件。但是按照“兩岸共圓中國夢”的定位,兩岸關係的核心就是如何共同參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撫平歷史創傷,強化兩岸命運共同體的認知。這有利於台灣同胞重新認識統一問題,化解“恐中”、“拒統”的情緒。
三是將兩岸關係與台灣民眾的切身利益緊密結合在一起。“中國夢”是國家夢,民族夢,也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個人夢。習近平多次表示,台灣同胞前途繫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他呼籲台灣各個政黨、各個階層、各個宗教、各個地區都參加到“中國夢”中來,並在這個過程中,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在2015年11月7日會見馬英九時,習近平表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兩岸同胞前途命運息息相關。……我相信,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台灣同胞定然不會缺席。”2015年3月4日在看望全國政協部分委員時,習近平指出,“我們願意讓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願意為台灣青年提供施展才華、實現抱負的舞台,讓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為他們的成長、成才、成功注入新動力、拓展新空間。”由此可見,“兩岸共圓中國夢”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台灣普通民眾的切身利益緊密結合在一起,最大程度地鼓舞台灣同胞積極參與到實現“中國夢”的偉大進程中來,在這個過程中,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確立了大陸民眾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和作用
在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史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一個帶有規律性的現象,我們也經常以此來證明兩岸必將統一。但是自台灣開始實施民主選舉體制後,兩岸的統一就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分久必合”,分合之間不再由政治精英說了算,台灣民眾成為兩岸關係的一個重要參與者。基於這個新形勢,大陸提出了“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2008年以後,大陸出台了一系列惠台讓利政策,讓更多的台灣同胞分享兩岸和平紅利,同時也鼓勵兩岸民間交流。但是因為台灣問題是一個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政治議題,大陸民眾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和作用一直比較模糊。
而習近平的對台論述,繼續貫徹了“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讓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同時也注重大陸民眾的角色和作用。縱觀習近平系列對台講話,都是講要讓“兩岸民眾”、“兩岸同胞”共同參與,共同獲益。例如,在2013年4月8日會見蕭萬長時,習近平表示,“我們要努力增進兩岸民眾福祉,讓更多民眾共享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果”;在2015年5月4日會見朱立倫時,習近平表示,“要充分考慮兩岸雙方社會的心理感受,努力擴大兩岸民眾的受益面和獲得感,尤其要為兩岸基層民眾、中小企業、農漁民合作發展、青年創業就業提供更多機會,讓兩岸同胞參與越多受益越多。”2016年11月1日會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時,習近平表示,要“增進兩岸同胞福祉”,“加強兩岸產業合作,支持兩岸企業合作創新、共創品牌、共拓市場,擴大兩岸中小企業和農漁業合作,擴大基層民眾參與面和獲益面”。習近平還提出,“我們理解台灣同胞因特殊歷史遭遇和不同社會環境而形成的心態,尊重台灣同胞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同時,台灣同胞也需要更多瞭解和理解大陸13億同胞的感受和心態,尊重大陸同胞的選擇和追求。”
從這些論述看,習近平不僅考慮台灣民眾的利益,而且顧及大陸民眾的利益,大陸民眾成為兩岸關係的重要參與者。
習近平這一思想與他始終高度重視人民主體地位密切相關。習近平深刻地認識到,人民是推動發展的根本力量。他說,“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動力,我們共產黨人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這個歷史唯物主義最基本的道理”;“任何一項偉大事業要成功,都必須從人民中找到根基,從人民中集聚力量,由人民共同來完成。違背人民意願,脫離人民支持,任何事業都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都是不能成功的。”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正式提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人民群眾是發展的主體,也是發展的最大受益者。當習近平“人民主體性”思想應用到對台工作上,大陸民眾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和作用就確立起來了。這是習近平對台工作思想中的一個重要的新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是為兩岸融合發展、共圓中國夢奠定社會基礎。隨著大陸的發展進步和兩岸經貿交流的擴大,有越來越多的台灣企業到大陸投資,搶佔市場先機,也有越來越多的台灣民眾到大陸來學習、工作和生活。習近平也提出了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共圓中國夢的論述。當把大陸普通民眾作為兩岸關係的重要參與者,那麼兩岸融合發展、共圓中國夢就有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二是確立了兩岸同胞的共同主體地位。將大陸民眾確立為兩岸關係的一個重要參與者之後,兩岸關係就不僅是兩岸公權力部門之間的關係,也不僅是大陸政府和台灣民眾之間的關係,還有大陸民眾與台灣民眾之間的關係。習近平提出“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兩岸同胞從來都是命運相連、榮辱與共的”,“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一家人”,“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兩岸聯繫日益密切的今天,兩岸是割捨不斷的命運共同體”。“兩岸命運共同體”的觀念體現了兩岸同胞在處理台灣問題上的主體性,使兩岸同胞共為主體,在主體性上實現連接,成為兩岸關係的主人。這就破除了島內“台獨”和“獨台”勢力的“台灣主體意識”的建構。②習近平始終強調兩岸同胞是一個整體。2016年11月1日會見洪秀柱時,習近平表示,“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政治基礎,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兩岸同胞的民意主流。確保國家完整不被分裂,維護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意志。”
為兩岸交流確立了“情感原則”
大陸一直非常注重爭取台灣民心的工作,為此大陸堅持以人為本,為台灣同胞多辦好事、多辦實事,讓越來越多的台灣同胞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增進福祉。2008年以後,大陸更是不斷推出惠台讓利措施,讓台灣民眾分享兩岸和平紅利。在一定意義上講,大陸對台灣同胞的手足親情,主要體現為惠台讓利。但是事實證明,台灣民眾的政治認同及其轉化是一個非常複雜、幽曲的過程,僅僅靠惠台讓利並不能完全解決。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強調,兩岸之間不僅要有物質交流,更要有心靈溝通,要通過心靈溝通拉近心理距離。2014年2月18日,習近平會見連戰一行時提出,“熨平心理創傷需要親情,解決現實問題需要真情,我們有耐心,更有信心。親情不僅能療傷止痛、化解心結,而且能實現心靈契合。”2015年5月4日會見朱立倫時,習近平指出,“兩岸交流,歸根到底是人與人的交流,最重要的是心靈溝通。兩岸同胞要以心相交、尊重差異、增進理解,不斷增強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國家認同。”另外,習近平還多次表示,兩岸“要面對面溝通,心與心交流,不斷增進理解”,“我們願意用真誠、善意、親情拉近兩岸同胞的心理距離”。
習近平的這些論述揭示出,台灣問題歸根結底是人心問題和情感問題。情感不僅能夠熨平心理創傷,化解心結,而且能夠解決問題,融合分歧。這些論述為兩岸關係確立了“情感原則”,讓兩岸關係在過去的“利益”維度之外,增加了“情感”的新維度,為兩岸關係發展指出了新的道路,開闢了新的空間。
一是“增進同胞親情”成為對台工作的新內容。過去我們經常講,要增加台灣同胞福祉,讓台灣同胞分享兩岸和平紅利。而習近平則在“福祉”之外,加上了“親情”這個維度。在2016年3月5日參加全國人大上海代表團審議時,習近平指出,我們將“持續推進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增進同胞親情和福祉,拉近同胞心靈距離,增強對命運共同體的認知”。在2016年11月1日會見洪秀柱時,習近平再一次強調,“持續推動各領域交流合作,不斷增進兩岸同胞福祉和親情,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
二是“共享價值觀”成為兩岸關係的新任務。對於今天的一些台灣民眾,特別是台灣青年來說,兩岸同文同種只能說明兩岸在起源上和生活方式上是相同的,只能使他們產生我們曾是一家人的血緣聯想,卻不是兩岸統一的理由,也無法上升為推進統一進程的政治力量。要實現兩岸和平統一,不僅需要兩岸在經濟上的共同利益和社會文化生活領域的密切聯繫,還需要建構統一的價值論述,形成一套共享的價值觀念。習近平敏銳地把握了這個問題。在2014年9月26日會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他提出,“我們所追求的國家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在2015年5月4日會見朱立倫時,習近平表示,“兩岸同胞要加強文化交流,發揮各自優勢,共同傳承中華文化優秀傳統,建設共同精神家園,實現心靈契合。”在2016年11月1日會見洪秀柱時,習近平指出,“要闡發中華文化的時代內涵,厚植兩岸同胞的精神紐帶,促進心靈契合。”從這些論述看,習近平深刻地認識到,今後要推動兩岸價值觀的分享與共享,建構統一的價值論述和共同精神家園。這一思想將“做台灣人民工作”推進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③,同時也提出了新的任務。
對傳統主權觀念的創造性發展
按照傳統的主權觀,國家主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國家對領土範圍內一切人、物和事件具有排他性的管轄權,不容他國干涉(即領土管轄權);二是國家對領土範圍內的一切土地、財富、自然資源具有擁有、使用和支配的永久權利,不容他國侵犯(即資源所有權)。但是這個傳統的主權觀應用到台灣問題上就有明顯的不足。國際社會普遍承認,兩岸是一個國家,台灣的主權屬於中國。但是在現實中,因為兩岸尚未統一,中央政府對台灣並沒有排他性的管轄權。那麼如何體現中國政府對台灣的主權呢?
習近平通過對台工作實踐,發展出了新的對台主權觀。台灣一直希望有更多的國際參與活動,但這又很容易觸碰“一個中國”的敏感議題。在實踐中,大陸對台灣的國際參與形成了“個案處理,協商解決”的處理策略。胡錦濤在2008年會見國民黨大陸訪問團時表示“我相信,雙方共同努力,創造條件,通過兩岸進行協商,這些問題會找到解決辦法”。2009年,雙方經過協商,台灣第一次得以參加第62屆世界衛生大會。當時大陸提出協商的目的主要是規範台灣在國際組織中的活動,避免出現傷害“一中原則”的行為。而協商行為本身並沒有獨特的意義。而十八大以後,兩岸就台灣國際參與活動進行協商,這種行為就發展成為中央政府對台灣的主權行為。這個轉變主要來自台灣參加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2013年,兩岸通過協商,台灣得以“中華台北”身份參加了第38屆ICAO大會。2016年台灣要繼續參加第39屆大會,但是由於民進黨當局不接受“九二共識”這一兩岸關係的共同政治基礎,兩岸無法就這一問題展開協商,大陸也就無法同意台灣參加ICAO大會。從這個政治實踐看,大陸對於台灣的國際參與活動擁有協商權和最後同意權。如果沒有經過協商並獲得同意,台灣無法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所以,在兩岸尚未統一的情況下,協商權和最後同意權體現了中央政府對台灣的主權。
對於主權觀念的這個新實踐,是習近平政治智慧的體現,也是對兩岸關係的一個創造性貢獻,不僅為兩岸尚未統一情況下如何行使對台主權形成了具體的政治實踐,而且也為未來“一國兩制”台灣模式的實施提供了經驗。
由於台灣問題和香港問題在性質上有所不同,“一國兩制”台灣模式也必然與“一國兩制”香港模式有所不同。香港在回歸之前是英國殖民地,所以回歸之後必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之間是垂直的領導與被領導關係,授權機制是香港模式的核心機制。中央政府對香港的主權就體現在這個授權機制之中。但是台灣問題有所不同。自1949年開始,台灣就一直是法統自奉,這決定了和平統一後兩岸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垂直領導關係。協商機制將成為台灣模式的核心機制。中央政府對台灣的主權主要體現為協商權和同意權,包括對台灣的國際參與、軍購等涉及主權的問題進行協商,並由中央政府來行使最後同意權。協商和同意過程逐漸制度化的過程,實際上也就是“一國兩制”台灣模式實施的過程。
結語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就台灣問題和對台工作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這些論述一方面繼承了過去歷任領導人的對台論述,保持了對台大政方針的連續性,另一方面則在準確把握兩岸大勢和國際格局的基礎上,提出了具有原創性的新理念新主張,必將引領對台工作取得新的進展。
註釋
①中評社:《中評深度訪談:孫亞夫論兩岸形勢》,http://www.crntt.com。
②周建閩:《習近平對台思想的核心理念:兩岸命運共同體》,《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1月號。
③陳斌華,鞠海濤:《新形勢下做好對台工作的根本指引——習近平對台工作重要思想初探》,《台海研究》,2016年第4期。
http://hk.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266&kindid=0&docid=104588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