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任何事情的發展常會出現難以預期的結果。我會提出「台灣啤酒革命」的說法，基本上當然是研究過台灣啤酒業的歷史背景，近百年來啤酒業經營和行銷的做法，國內外啤酒業的市場爭奪戰，今年政府開放民間釀酒以及英國著名的「啤酒革命」，綜合而成的概念下的結論。其中尤以英國的「啤酒革命運動」對我的啟示最大。

九月中我從英國回來後，繼續對Mr. Iain Loe提出幾個問題，包括CAMRA成立的背景。想不到Mr. Iain Loe告訴我說：「CAMRA的創辦並不像你們所想像，是有計劃的工作目標，根本是無心插柳的結果。」我請求他解釋，Mr. Iain Loe答覆我：「說來話長，倒不如送你一本書，你自己研究，有問題再問我好了。」幾天後我收到這本書，書名叫「打電話給酒吧」（Called to the Bar），出版於1992年，那年CAMRA的會員數達到十萬名，自1971年創立的CAMRA，在1992年推出回顧21年的專輯。湊巧的是，那一年我首度到英國自助旅行，也走過幾家啤酒館，卻對於已經在英國推動21年的「啤酒革命運動」毫無知覺。

CAMRA創辦人之一，且擔任第一屆會長的邁可哈德曼（Michael Hardman）在

「創辦人」（Founding Fathers）文中，詳述1971年3月三個來自曼徹斯特和利物浦地區的記者，和一位在啤酒廠工作的朋友，相約在契斯特（Chester）的機場，準備前往愛爾蘭休假一個星期。他們走過很多啤酒館，一直對很難喝的啤酒抱怨不已，「拯救啤酒館」的念頭便在抱怨聲中出現一道曙光。回到英格蘭後他們開始討論如何進行下一步，這就是CAMRA誕生的源頭。

如今已經成為舉世聞名的啤酒作家Michael Jackson，後來也加入CAMRA的陣容，為復興英國的啤酒文化做出傑出的貢獻。他在「今天的聖奧班斯，明日的世界」（Today St. Albans，Tomorrow The World）一文最後下了個結論，說：「新聞記者都曾想要改變世界，CAMRA的創辦人做到了。」（Journalists imagine they can change the world。The founders of CAMRA did。）

剛剛開放民間釀酒的台灣如何進行「啤酒革命」？它的機會點是什麼？它的內涵和精神又是什麼？誰願意提供一些看法？(寫於200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