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倫夫婦是一對雙薪上班族，年約三十五歲，兩人月入合計七、八萬元，在同輩間算是中上。但他們育有一子，在台北縣有一戶二十幾坪的窩，光是每月一萬五的保姆費、兩萬元的房貸，就吃掉兩人一半的薪水，扣去萬把塊的汽車貸款、兒子的花費、油錢，夫妻倆每月的可支配所得，加起來只剩兩萬元，比大學談戀愛時的打工收入還不如。

再扣掉每年繳交的八萬元保險費、稅金、給保姆一個月年終獎金，阿倫夫婦每天晚餐幾乎都在小麵攤草草打發，趁假日回父母家才能吃一頓像樣飯菜。最讓他們難過的是，身為長子長媳，至今沒有能力奉養父母，偶爾還要靠家裡「接濟」，眼看著兒子就要上安親班、幼稚園，花費將越來越大，自己的收入卻看不到同步成長的空間。

他們不煙不酒、不買名牌、不逛百貨公司，別提「出國旅遊」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光是年底多兩張紅白帖，就讓他們捉襟見肘，寅支卯糧，幾無生活品質可言。

阿倫夫婦不是特例，他們是目前台灣社會的中堅，身邊隨處可見的青壯小家庭，他們跟大多數人一樣努力，他們的夢想也不大，但當「養小孩、買房子都變成一種懲罰」，他們被迫下修「生兩個子女」的目標，甚至考慮賣掉房子，搬回老家與父母同住。

這是當代「核心家庭」（由夫妻+子女構成的兩代家庭）的一大困境，「月入十萬元」變成一個重要門檻，跨過此一門檻，夫妻能擁有較充裕的能力生養下一代、構築自有的家庭，甚至生第二胎、第三胎；夫婦合計收入若低於門檻，往往必須在「生小孩」與「買房子」之間作一取捨，否則就會像阿倫夫婦一樣，困陷於「瀕近貧窮」的邊緣線上，痛苦掙扎。

從社會變遷的大角度觀察，台灣在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中，傳統三代式家庭日漸式微，年輕夫婦大多不願與父母同住，「核心家庭」成為社會構成的主流，失去了傳統大家族的支撐，上班族年收入與二十年前相比，成長極微，但支出卻大幅增加。

舉例而言，以往年輕子女成家，往往與父母親戚同住，住屋及托嬰問題由家族吸收，年輕夫妻的負擔相形減輕；家庭輕量化、個人化之後，因為住居的需求，無論是房貸或房租，成為小家庭的一大支出；生產下一代後，又因為移動的需求，車貸、停車費、油錢、牌照稅及燃料稅…也是核心家庭的必要支出，再加上托嬰費用，往往已吃掉年輕夫妻的大半所得。

再則，以往養育子女的食衣住行，大多由家族共同分攤，小孩大多與堂兄弟輪流傳承衣物、書籍、文具玩具；家庭個人化讓細胞分裂，父母必須幫子女添購整套生活及教育用品，再加上科技進展及都市化，個人電腦、手機、兒童房、安親班、寬頻上網、第四台、家庭房車…這些二十年前不曾存在的觀念，卻是當代小家庭的「基本配備」。

相對於傳統「柴米油鹽」的必需品定義，前述消費現象鞏固了都會家庭的核心概念，卻也讓中產階級入不敷出；與二十年前相比，受薪階級的收入並未明顯增加，支出卻大幅擴張，於是大家都變窮、變拮据了。

其實，這還不是最糟的狀況，如果阿倫夫婦更敏感一些，把眼光放遠，他們會發現，自己處於一種「被上下兩代夾殺」的艱難處境。一方面，隨著「個人化」的概念不斷深化，「共用」或「公用」的社會行為一去不返，教養小孩的支出只會增加、不會減少，但因學歷的貶值、人力資源的稀釋，延畢、繭居、飛特族等趨勢興起，照料下一代的時間拉長，負擔加重，而且看不到回報的一天。

另一方面，提前退休潮來臨，銀髮族的醫療、撫養成為社會整體負擔，台灣人口結構呈漏斗型趨勢，越來越少的青壯族，必須同時面對下一代的「教養」及上一代的「安養」，並負擔國家整體的財政支出、健保支出，形成「被夾殺的三明治世代」。

這是全球，包括台灣社會面臨的集體困境，我們都身處傳統農業社會不復歸返的世代，親族支撐崩解，手足奧援割裂，「夫妻」成為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中產階級的收入趕不上科技商品推出的速度、趕不上油電糖價飆漲的速度、趕不上都市化新興行業諸如托嬰、看護、大樓保全擠壓開銷的速度、趕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趕不上政府財政惡化的速度。

這是我們的集體困境，我們生活在一個拜物的年代，充滿歐陸品牌Logo及現金卡廣告的年代，我們薪資單上的數字，永遠必須與我們的物慾競爭，永遠與每個月的帳單競爭，但通常是落敗的一方，雖然有時候，能夠勉強打成五五波。

但我們只能祈望，情況不會變得更糟，像我們這樣「被上下兩代夾殺」的下流壯年，慾望越來越萎縮，未來越來越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