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被消費了？

電影「我愛上流」敘述了飽受挫折、窮困潦倒的小人物，最後如何戰勝大老闆，讓廣大的苦悶上班族為之叫好，但片中刻畫最深的是，金凱瑞如何費盡心思擠進上流社會，如何沉浸在物慾橫流的生活，或許，這更讓許多為了「五斗米折腰」的上班族「心有戚戚焉」！

在消費至上的觀念驅使下，向銀行借錢被評為高尚的行為，卻也奏起卡奴燒炭自殺的悲歌。因此，當「卡神」以救世主之姿趁勢崛起時，不少痛恨銀行吃人不吐骨頭，對生活感到無助、絕望的民眾，不但心理感到欣慰，也油然升起「有為者亦若是」的想像。

只不過，「卡神」終究是個人的神話，也是社會集體焦慮的投射，當多數消費者無力償債，淪為被銀行出售債權的「商品」，到底是誰被消費了，答案其實不言可喻。

當消費者獲得物質滿足的同時，除了失去其主體性，是否還失去更多，頗值得深思。尤其在過度消費的背後，傳統工作倫理能否繼續維繫，「工作是為了消費」的價值觀是否有必要扭轉，也成了現代人不可逃避的課題。更重要的是，一旦工作沒了保障，或是入不敷出，又該如何消費呢？

努力成為奴隸？

社會開始邁入工業化之際，農人、工人曾擔心，機器可能搶走他們的飯碗，但是高技術性的勞動需求，也相對創造工作機會並提高所得。如今，後工業時代來臨，經濟發展與就業保障的衝突愈形激烈，一般的白領階級尤其面臨兩難─若未能躋身領導階層或另謀出路，恐被迫轉為低階勞工，甚至面臨失業。

全球化的潮流帶來人才流動，企業用人也由終身聘僱，轉為彈性約聘，甚至連個人在組織的定位也逐漸模糊，於是，新經濟所形塑的工作倫理，已逐漸植基於「改變、風險、不確定的開放態度」。因此，當民眾競相提升競爭優勢，卻仍面臨「僧多粥少」的難題─就業，無疑成了「是非題」，而非「選擇題」。

在擔心失業的集體恐懼中，對企業主無疑是極其有利的。年輕人為了「卡位」費盡心思，即使發現薪資結構不合理、超時工作，多半都不敢吭一聲。青輔會辦理的「青年職場體驗計畫」，雖然月薪只有區區一萬多元，也吸引不少年輕人參加，即使「同工不同酬」也在所不惜，就怕無法搶搭就業列車。

一旦害怕失業、害怕貧窮的恐懼逐漸延燒成為燎原野火，法國爆發「三月學運」也就不足為奇了。

法國總理德維勒班推動「青年首度就業法」﹝CPE﹞，原意是要促進職場的流動，讓青年人有更多機會進入職場，並於兩年的試用期滿後，獲得較為穩定的工作。但條文也明定，企業起用新人後，可在兩年內隨意解雇，不需任何理由，這不僅讓年輕人感到飽受威脅，工會也高分貝質疑，政府剝奪了原有的就業保障。CPE法案被視為「就業不穩定的法制化」，導致學生要與工會串聯抗議。

當工作是為了追逐消費，無疑是可悲的，但更可悲的是，民眾努力工作只能圖個溫飽，對當下無法掌握，對未來又惶恐不安，一旦現實的失望轉為絕望，不僅可能演變爆發街頭抗爭的動盪，也讓社會陷入集體逃避責任的惡性循環。尤其，「中產階級」向來是社會中堅，如果連他們也自身難保，甚至多數人感到無力「向上提升」，自願落居「下層階級」尋求喘息空間，甚至被迫淪為「新貧階級」，社會的「向下沉淪」也就難以避免了。

台灣版「下流社會」！

日本去年開始反省「下流社會」的現象，擔心年輕世代缺乏企圖心，導致中產階級逐漸消逝，社會向下流動。台灣近年來也有類似情況，年輕的「新貧階級」（New Poverty）面對延遲就業或入不敷出的困境，使得中壯世代被迫「蠟燭兩頭燒」─同時得苦惱老、少兩個世代的開銷─心目中的「中產階級」生活也因此被扯得支離破碎。

年輕的「新貧階級」越來越多，究竟是個人因素或是環境使然，值得好好探究一番。令人憂心的是，台灣的高等教育已逐漸普及，理應創造更多的「中產階級」，實際上卻是「新貧階級」與日俱增─如果學歷不再是就業的保證，無法與高薪畫上等號，自身難保的年輕人如何擔起社會重擔？貧苦子弟又要如何鹹魚翻身？

高學歷、高薪水的神話幻滅

儘管主計處1月份的數據指出，台灣去年失業率僅4.13%，創下近5年新低，不過，大學程度者失業率不降反升，甚至還創下4.23％的歷史新高，罕見地超過平均失業水準，顯示「高學歷、高失業」的趨勢已難以避免。

法國25歲以下青年的失業率高達23％，成為「三月學運」的引爆點之一，台灣雖不至於如此，但觀察近五年來20至24歲青年的失業率，平均也高達10％，較平均水準高出一倍以上，這難道不讓大學畢業生感到憂心嗎？

另據教育部統計，國內大學生、研究生一年畢業約24萬人，較10年前成長2倍，造成大學以上程度就業者占總就業人數比例，從10年前的8.8％，倍增至17.4％。主計處官員認為，這可能與和近年來大學快速擴充，高學歷的人力成長過快有關，但因增加速度遠超乎市場所能吸收的範圍，短期之內恐難改善。

相對於高學歷人力過剩，基層產業人力出現嚴重短缺。根據經建會的「新世紀人力發展方案」，從民國90至93年，我國平均每年不足人力達31萬5千人，其中高級管理人力短缺5萬2千人，基層人力不足28萬7千人，但中階人力卻過剩2萬4千人。這不禁讓大學畢業生苦惱，若不積極「向上提升」擠進管理階層，就得被迫接受「低技術、低收入」的工作。

除了就業市場供需失衡，高學歷者的薪資水平也令人搖頭。

台灣近年研究所畢業生起薪平均只有2.9萬元，大學畢業生更只有2.6萬元，較8年前的2.8萬元還低，也只比專科畢業生的2.4萬略高；反觀韓國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在8年前約與台灣一致，如今已調升為新台幣4萬多元，日本也有5.8萬元的水平。

台北市政府曾做過統計，民國88年約有6.7%的大學文憑者被列入低收入戶，但在民國91年竟攀升為26.99%，這份數據雖然令人膽顫心驚，卻也與碩士爭搶大樓管理員、清潔隊員的現況相互呼應。

都是教改惹的禍？

有人認為，經濟不景氣造成就業機會大為緊縮，也影響企業的調薪意願，才讓社會新鮮人大嘆「錢歹賺」，不過，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認為，政府的「教改」政策失當，未能配合國家產業發展所需，必須負起相當的責任。

「教改總體檢」發起人之一的黃光國指出，教改喊出「廣設高中大學」、「消滅明星學校」等空泛口號，卻未考量經濟發展的方向，以及教育資源分配等問題，這不僅導致「高等教育虛胖、技職教育萎縮」，「一流專科成了三流大學」，讓技職體系失去實務導向的特色，導致人才無法配合產業需求，甚至還造成資源嚴重分散，高等教育品質低落，影響了學生的競爭力，「年輕的新貧階級也因而越來越多」。

黃光國舉例說，東京大學學生每人每年可獲得約新台幣180萬元的教育資源，但台灣大學學生不到40萬元，全台灣的大學生平均更只有13萬元，「這要大學生如何提升競爭力？」

政大教育系教授周祝瑛也在《誰捉弄了台灣教改？》書中指出，前教育部長吳京提出「三條國道」政策，開放許多技職校院升格改制，造成大專院校數量快速膨脹，不僅資源分配失衡，學生素質也降低許多，讓高等教育潛藏危機。

另一方面，當「多元入學」成了「多金入學」，貧苦家庭子弟想要擠進名校，恐怕難如登天，只好選擇門檻較低的私立學校，但繼之而來的高額學費，又令人喘不過氣，即使勉強用「就學貸款」撐到畢業，也得面臨「畢業即負債」、「文憑貶值、債台高築」的窘境。

根據教育部統計，每戶教育研究支出費用佔「可支配所得」的比例顯示，最低收入家庭﹝按所得五分位分﹞於民國92年的比例僅2.68%，較整體平均值5.34%相差一倍；若以實際支出比例統計，在民國92年，最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約7751元，最低收入家庭的支出僅7943元，更相差9.8倍之多。

教育部統計也指出，民國92年，最高收入家庭子弟接受高等教育比例約69.2%，最低收入家庭子弟的比例只有45%。綜上所述，貧富子弟在教育競爭上，根本不是站在同一個起跑點。

根據2003年的一份調查顯示，美國最知名的大學中，有74%學生來自富人家庭，來自最貧窮家庭者只占3%；2005年另一份報告也指出，美國超過3分之1的高中畢業生，先在社區學院就讀2年，再轉學到4年制大學就讀，但能順利轉入名校者只占千分之一。

有鑒於此，美國南加大、康乃爾大學等8所名校近日發起「扶貧計畫」，預計將出資2000多萬美金，招收1000多名清寒轉學生，希望能扭轉窮學生讀不起名校的刻板印象。但是，台灣除了開辦就學貸款讓清寒家庭「自力救濟」，又拿出什麼好辦法？

教育部去年在緊縮補助之際，還拋出「學費自由化」的訊息，「開放私立大學自行調整學雜費」，私立大學苦於無米之炊之餘，自然把腦筋動到學生身上，導致不少學生團體串連，抗議「教育商品化」，盼能抵制高學費。根據主計處的統計指出，92學年度大專校院學生因經濟因素休學高達7129人，與87學年度的2664人相較，成長幅度驚人，緊接而來的「高學費」趨勢，更讓貧苦家庭叫苦連天。

暨南大學教授李家同曾撰文痛陳，「台灣的公立學校只照顧了菁英份子」，當貧苦子弟擠不進公立名校，被迫選擇學費高昂的私校，甚至被迫放棄高等教育，恐會造成「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現象。有人認為，陳水扁總統出身三級貧戶的家庭，最後得以登上總統大位，教育確實幫了大忙，但如果陳水扁晚出生30年，情況可能大不相同，能否進入台大都是問題，遑論要順利畢業。

可惜的是，當窮人深覺學費是鈔票堆砌的門檻，陳水扁卻提出「學費不會阻礙階級流動」的論調，還要民眾把高等教育當作投資，要預先做好財務規劃，讓背負就學貸款壓力的家庭質疑，這豈不是現代版的「何不食肉糜」？

德國過去考慮廢除大學免學費的制度時，前總理施若德曾公開反對。施若德認為，「上學要看學生的腦袋有多少東西，不是看他老爸的錢包有多少銀兩。」儘管如何收取學費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但若受教門檻因學費而提高，讓教育淪為阻礙階級流動的絆腳石，難道政府不是幫兇嗎？

曾發起「教育重建連線」的台大社會系教授薛承泰認為，近幾年，教改如火如荼進行，社會流動卻產生滯留現象，尤其當「多元入學」成了「多金入學」，學生沒有良好的家庭背景，一切都變得很困難，因此，教育作為突破階級藩籬的功能已轉趨式微，「貧窮世襲的說法，已經開始破解這個均富社會了」。

法國已故社會家布赫狄厄曾提出「文化再製理論」，凸顯文化資本在階級再製的重要性，他認為，教育程度較低的父母缺乏文化資源，較不可能教給子女勞動市場所鼓吹的文化資本，導致子女難以取得較佳的社經地位。如此看來，「階級複製」很有可能在台灣上演。

貧窮根除了嗎？

當「新貧階級」的數量急速膨脹，當貧窮成了社會集體焦慮的來源，教育不應該只被視為脫貧的途徑，學校也應及早教導學生正視貧窮，方能讓學生因應高風險、不確定的社會。社會學家包曼說，「窮人需要且值得我們關注，因為我們把潛藏的恐懼，投射在窮人的形象上」。

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自己遭遇貧窮，心理調適出現危機時，能夠如《窮得有品味》書中所言，「越到山窮水盡，越表現得鎮定沉穩，不失幽默感。」

不過，當《On (not) getting by in America》一書問世後，卻意外在美國引發軒然大波。作者Ehrenreich在書中敘述自己如何以基本工資過活，即使兼兩份全職工作，仍舊錙銖必較、難以糊口，硬生生揭露資本社會黑暗面，戳破了均富社會的假象。Ehrenreich還強調，她只是暫時性的實驗，但美國有成千上萬民眾，必須終生面對生活的困頓、不安。

這本書被北卡羅萊納大學當作大一生的通識教材，未料，讓不少共和黨議員大為光火，認為該書「有損人格」，要求校方為未來的菁英選擇「較為高尚」的經典。這凸顯了富裕國家把貧窮引以為恥，卻忽略了貧窮早已伴隨富裕而生，還阿Q地以為貧窮並不存在。

台灣的國民所得雖然逼近1萬6千元，官員也以失業率下降沾沾自得，但根據主計處統計，最高所得家庭與最低所得家庭所得差距倍數，已從5年前的5.5倍，升高為6倍；最高所得家庭的勞動報酬，在最近8年仍有成長，其餘卻都呈現下滑趨勢，最低所得家庭的收入還比8年前短少3成；加上有錢人儲蓄率達36％，窮人儲蓄率僅0.6%，這都是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的警訊。

再者，台灣低收入戶已在去年底攀升至8萬5千多戶，人數超過21萬人，比5年前多了近5萬人，但因低收入戶的認定標準有三項，包括該戶每人平均所得低於「最低生活費」9,210元﹝2006年標準﹞，每人動產﹝存款加投資﹞不得超過5萬5千元，每戶動產﹝土地加房屋﹞價值不得超過260 萬元，如此嚴苛的認定標準，無形中排除了大多數的「新貧階級」。

曾有不少學者質疑，官方數據顯示，台灣低收入戶約佔總戶數的1%，相較於歐美國家的動輒超過10%，明顯偏低，不過，台灣貧窮線的制訂過於嚴苛，無法凸顯相對貧窮、主觀貧窮的概念，加上社會救助的預算甚少﹝社會福利支出佔GDP比率約5%，美國平均達11%以上﹞，導致瀕臨貧窮線的人口無法獲得補助。

這些台灣的「新貧階級」包括了「working poor」﹝薪水微薄的貧窮工人﹞、有工作能力卻失業者以及女性單親家庭等，他們往往得負擔家庭生計，但即使努力工作仍入不敷出，也往往在裁員時首當其衝；他們不但負擔最重，壓力也最大，卻始終被排除在官方認定的貧窮以外，當然也無法獲得任何官方補助。

階級衝突消失了嗎？

當他們無力改善生活困境，「相對剝奪感」又持續加深，難保不會出現新一波的階級衝突。例如，當軍公教家庭子弟可以申請學雜費補助，收入相對微薄的勞工家庭，想要上大學卻得勒緊褲帶籌錢，或是申辦就學貸款，試問，他們還會甘心繳稅嗎？

資本主義帶來了市場機制、消費生活，曾有人以為，無階級的社會已經來臨。19世紀末，當馬克思主義者疾呼，資本主義導致社會兩極化、貧困化，德國社會學家伯恩斯坦曾表示反對，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的技術進步下，工人所得已經提高，中產階級已經擴大。20世紀末，美國社會學家桑德斯指出，在資本所有權高度民主化，資產階級已不復存在。

事實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衝突從未消失，只是轉換成另一種形式繼續存在。「新貧階級」在某種程度上，比起無產階級更加無產階級，不僅代表被剝削者的縮影，也不斷蓄積對社會不公不義的不滿，法國「三月學運」又何嘗不是階級衝突的表現。

無論共產主義能否做到「人人有飯吃」，資本主義卻因機會、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等問題，讓弱勢者「看得到卻吃不到」。因此，「新貧階級」的形成原因，可能已無關個人怠惰或個人選擇，而是社會加諸於勞動階級的枷鎖，企圖讓他們承擔經濟成長的後遺症，包括延遲就業、失業週期長、微薄薪資、超時工作等。

英國哲學家邊沁曾提議，政府不妨設置數百間收容所，將無法養活自己的大人、小孩通通抓進去，邊沁認為，這些人無法管好自己，才會落入貧窮，必須接受管教，才能化腐朽為神奇。

邊沁把貧窮歸究於個人的罪惡，忽略了結構性因素，包括政府在產業、教育各方面的責任，把一切化約為「窮人們自找的」。由於台灣政府始終凸顯均富，忽略貧窮已是普遍的現象，讓人不禁擔心：政府是否會心血來潮，興起「管教窮人」的念頭，忘了自己才是「均貧」的罪魁禍首，把窮人拿來當作「拚經濟」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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