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一 SARS高發地區性疫情 (世界衛生組織2003/08/1資料)

地區	發病人數	死亡人數
資料全球	8437	813
中國	5327	348
香港	1755	298
新加坡	206	32
加拿大	250	38
台灣	665	71

近年來，台灣打破蔣經國前總統『不談判、不接觸、不妥協』的訓示，不但接觸，而且妥協。雖不談判，但多的是前政府官員，將領的叛逃，雖不三通，但多的是商人、企業的私通。來往的密切、交流的頻繁（每年約有四百萬人次往來）；出入地點的深入（比起美日等國家只到大都市、往大旅館，台灣人則到窮鄉僻壤去開工廠，去掃墓探親）；以及生活習慣的雷同（比起美日等國家，台灣人較敢坐下來吃山產、吃小吃）；再加上語言會通，冒險性強，喜歡展風神，有的嫖妓、有的包二奶，更使得台灣與中國兩國間的交流充滿了傳染病的威脅。而由於台灣又受中國惡意抵制，無法成為世界衛生組織（WHO）會員，各種資訊及協助均來得又慢又少，對台灣人的生命威脅更加危峻。近年來各國禽流感不斷發生，已經死亡不少人，醫學界均預期人傳人的人流感會隨時爆發。歷史已經證明，中國南方人、畜家禽共同生活的環境，是最多人流感的起源地，而中國又是全世界資訊最封閉，人權最低落，最會說謊，最會掩蓋疫情（想想SARS對全世界的危害）的國家，更不要說世界各國專家均視中國為有『能力』製造生物恐怖戰劑的國家，和中國的三通交流真是步步危機。

    在此歷史轉捩點的2008，究竟台灣會選出一個台灣總統來確保台灣的長治久安及民主深化；還是要選出一個中國台灣特首來把台灣終極統一給中國，淪為中國的一省(部分)，有心之士莫不引以為憂。台灣最大的浩劫228剛滿60年不久，撫今追昔，我們不能不對60多年前的台灣「光復」仔細追究。

    從衛生的觀點，「光復」不僅是政治的統治，軍事的接管，文化的侵略，更是傳染病，各種不健康行為的「光復」。而228事件的起因不僅是台灣人受不了中國人蠻橫威權統治的反抗，各種疾病的光復，除了威脅台灣人民的健康、生命，更是引爆228事件的遠因。本文第一部分將討論台灣在終戰前的衛生制度及衛生狀況。第二部份說明中華民國在終戰前的衛生制度及狀況。第三部份探討台灣終戰後的衛生狀況。第四部份討論中國及台灣終戰前二者間的衛生落差以及和228事件的關連。(光復是國民黨的說法，正確用語應是終戰或淪陷)

I終戰前的台灣衛生

達爾文在觀察自然界各種生物後，提出物競天擇的觀點。他認為自然界會不斷地淘汰不適合生存於其間的生物，維持自然界的平衡。16-17世紀「現代國家」出現的時候，社會科學家將達爾文物競天擇的概念擴張至民族國家相互角逐上。例如希特勒認為日耳曼人血統較猶太人高尚，作為其迫害猶太人的理由；西方殖民國家也以「社會達爾文主義」來作為其爭掠亞、非、美洲地區的藉口。馬英九等則認為中國人高台灣人一等，以作為其統治臺灣的理由(正統)，還特別製作「城市導覽」來警告外國人不要稱1949年復來台的中國人為臺灣人。

當大航海時代來臨，西方國家以其先進的航海技術到達亞、非、美洲地區時，他們看到這些地區的人民仍停留在在宗教和非理性的氛圍之中。對他們而言，西方殖民國家認為其殖民是帶領這些民族由前現代社會步入現代的唯一途徑。區別前現代和現代的關鍵就是現代性(modernity)，而現代性則體現於科學的發展上。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開始學習西方科學，並開始攻佔鄰近的土地，以擴張自己的腹地。1895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之後，日本將其勢力範圍延伸至澎湖群島和台灣。為求順利統治殖民地，他們將現代性帶入當時仍處於前現代的台灣，而醫學對日本帝國來說，就是「天皇權力的延伸」。換句話說，「台灣醫學的發展自始即是日本殖民統治的一環」。

「勸君切莫過台灣，台灣恰似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都是難。」這是清朝時期對台灣的描述，可見當年到台灣是多麼危險。台灣之所以被稱為瘴癘之地，乃因位處亞熱帶，各種熱帶疾病非常流行，如鼠疫、霍亂、瘧疾、傷寒、副傷寒和痢疾，都是容易致人於死的傳染疾病，台灣也因而成為研究熱帶疾病的好地方，其中瘧疾係經由蚊蟲叮咬而傳染的學說就是由在台行醫的曼松(Manson)醫師首先提出。

    台灣這種熱帶傳染病猖獗的現象，日本於1874年「牡丹社事件」派兵攻台時，就已經吃足苦頭。入台的日軍約有5990人，然罹病者卻高達16049人次，平均每人罹病2-3次。1895年3月23日，日軍攻佔澎湖列島，短短四天即死亡近千人，幾乎「全軍覆沒」。從1895年5月26日到12月15日止，日軍受傷者515人，戰死者164人，而罹病者卻有26994人，病死者4622人，因病而死的日軍比戰死的多了近30倍。

    因此，日本統治台灣後，便積極從事疫情控制的工作，1895年七月，即在台灣總督府總督官房下設置衛生事務所，以綜理台灣地區的衛生業務，並在1899年派後藤新平醫師為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是畢業於須賀醫校的醫師，以其醫學訓練，很重視個人及社會環境的差異性，主張把社會看成「患者」，要解決社會問題前，須先了解其病因(風俗習慣)，再做診療。因此，在他擔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時，他首先主張要以科學方法來探勘台灣風俗民情和制度上與日本相左之處，待蒐集足夠的統計資料後，才能擬定合乎台灣民情的管理策略。這套管理方式被稱為「生物學統治論」。

    在1903年10月於一場台灣醫學會第一次大會上，後藤新平提到我來本島赴任之際，欲將新領土的經營，置於生物學的基礎上，諸君亦認知。蓋此方針幾乎是世界所公認。即不能不以生物進化的真理作為標準，特別是對現今進化達頂點的人類，最需要審慎研究。而最適合擔當此研究位置的就是醫學者。雙肩擔當本島經營的，是立志移往遙遠他鄉的母國人。……而研究戰勝風土的影響，增強人類抵抗力的方法，必求助於醫學。

    後藤新平認為富國之前必先強兵，這是現代國家的共識。國家提供優良的醫護體系照顧人民，使人民身強體壯，便能提升國家的生產力。對殖民母國而言，這也是一種能讓人民臣服於其下，並戮力為母國生產的統治手段。

    日本在1986年公佈〔台灣醫業規則〕，1987年3月公佈〔台灣中央衛生會規則〕。「中央衛生會」直屬台灣總督，會長是民政長官兼任，警務局長、台灣軍醫部長、中央研究所衛生部長、台北州知事、台北醫院院長、總督府立醫學專門學校校長為當然委員，負責管理全台灣的醫政與公共衛生。中央衛生會督導警務局衛生課，負責主管傳染病及地方病、保健衛生、海港檢疫上水與下水及有關市區港灣的衛生計劃、醫政及藥制、公立醫院管理、鴉片取締及管理、濟生會及其他施藥事項、醫藥品及衛生資材管理、牛奶及乳製品管理、各種保健機構管理，課長並兼任熱帶醫學研究所總務主任。「中央衛生會」陸續發佈臺灣地方病及傳染病調查委員會規則、台灣公醫規則、臺灣醫生許可規則、醫師法、齒科醫師法、臺灣醫師令、臺灣醫齒科師令、台灣公醫服制…等二十多種衛生醫療法規，臺灣的衛生醫療體糸逐漸步上坦途。

後藤新平設立總督府醫學校（此即為台灣大學醫學院的前身），培育醫師人才。並設置醫院、保健館、海港檢疫所、婦人病院、傳染病院、隔離病舍、瘧疾防遏所，慢性傳染病療養所、戒煙所（更生院），這些衛生防疫作為使得各種疾病得到初步的控制。日本政府對環境衛生也很重視，如在1900年公布台灣汙物掃除規則，在1899年公布台灣下水規則，改良廁所設計，設立糞尿殺菌池及垃圾焚化場，聘英國人布頓（Burton）策劃公共下水溝，並在各地廣設自來水道…。這種種的努力使得日據時代台灣各種法定傳染病逐漸減少，死亡率的降低讓台灣人口逐漸增加，在日本人佔領台灣的五十年間，人口增加了一倍。昔日台灣被視為瘴癘之地，漸漸變成適合居住的寶島。其效率之高，甚為驚人，也奠定臺灣的衛生架構並有效控制了臺灣的傳染病。

此外，由於台灣地處亞熱帶，而日本位於溫帶，因此兩地的流行病不見得完全相同，因此在日籍學者抵達台灣之後，他們開始著手於蒐集台灣的病例資料，以確立了日後的研究方向。然而，當時由於經費有限，因此在台日籍學者往往得兼任學校教師和中央研究所的研究人員，而隸屬於總督府下的中央研究所便是這些學者用來從事醫學研究的機構。當時，學者的醫學研究結果都會在台灣醫學會所發行的雜誌上刊出，而這一份資料便成為後期學者在研究日據時代台灣醫學發展史時，一份重要的參考資料。在1902年到1912年之間，日籍學者共發表了173篇研究熱帶醫學的論文，而在1913到1922年間，更有269篇的論文發表在醫學會雜誌上。

在《流行病學與瘧疾防治》裡，森下薰提到20世紀初，台灣全島有三百萬人，但卻有一萬多人死於瘧疾。有鑑於此，日本政府決定從1911年起進行全台大規模的防瘧計畫。除了對台灣居民進行瘧原蟲篩檢之外，所有陽性反應的人，則會被強制以奎寧進行治療。

在後藤新平將現代醫學帶入台灣後，繼任者接續執行生物學統治政策，因而大幅降低台灣人民的死亡率。從《台灣省衛生統計要覽---四十五年度》的〈台灣歷年法定傳染病流行狀況〉中，我們看到1912年時，在225名感染痢疾的患者之中，有87人死亡，死亡率是38.6%，而在感染白喉的109位患者裡，共有54人死亡，死亡率高達49.54%。但我們可以看到在1942年時，因感染痢疾而死亡的比例已經降為14.39%(396個患者裡，有57人死亡)，而因感染白喉而死亡的比例也降至15.64%(1374名患者裡，有215人死亡)。死亡率的降低便是日本政府於台灣推動現代醫學的成果，也是近代台灣公衛史上的一大成就。

此外在1896年，廣東和廈門爆發鼠疫。日本政府為了杜絕鼠疫對台造成影響，因而在港口設置檢疫站。其後，更進一步在台灣本島內撲滅鼠患，表二為日治時代歷年鼠疫感染及死亡人數。可見在日本據台後10年鼠疫達到最高峰，1905年一年內就有2100人死於鼠疫，其後逐漸受到控制，到1915年降到74人感染、66人死亡。到了1916,1917年鼠疫感染及死亡人數均降到個位數。在當時，天花、霍亂和瘧疾也是造成死傷人數眾多的疾病。除了消極的防治措施之外，日本政府也著手為台灣人民接種疫苗，防範疾病於未然。舉例來說，台灣人民在接種牛痘之後，感染天花的人數急速下降。此外，車船檢疫和隔離病患也逐漸杜絕霍亂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