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中，“中庸”思想起源甚古。據史書記載，帝嚳時便有“溉執中而遍天下”之說；堯舜時代，就有“允執其中”的說法。《周易》一書更是鮮明地體現了“尚中”的傾向，如在《易經》六十四卦中，被稱為“中爻”的二、五兩爻吉辭最多，足見其對“中”的重視。
   
傳統的“尚中”觀念被孔子所繼承，經孔子豐富完善和發展而形成的中庸思想，在歷史上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成為千百年來君子仁人修身立志的標準之一。儒家闡述“中庸之道”的《中庸》一書，與《大學》、《論語》、《孟子》等並列稱為“四書”。宋、元以後，《中庸》成為學校官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必讀之書。
   
孔子是把“中庸”作為一種難能可貴的道德倫理準則而提出的。“中庸”作為一種思想方法，它能使人適其“度”；作為一種行為準則，它能使人合於“禮”；作為一種理想目標，它則幫助人們體認並受用宇宙自然的和諧之美。
   
孔子說：“君子中庸，小人違背中庸。君子之所以中庸，是因為君子隨時做到適中，無過無不及；小人之所以違背中庸，是因為小人肆無忌憚，專走極端。”[出自中庸]
   
孔子的學生子貢曾經問孔子：“子張和子夏哪一個賢一些？”孔子回答說：“子張過份，子夏不足。”子貢說：“那麼是子張好一些嗎？”孔子說：“過份和不足是一樣的。” [出自論語]
   
孔子認為他的學生各有所偏，不合中行。他也曾教誨學生們不要退縮，也不要過頭冒進，要進退適中。這就是孔子“過猶不及為中”的中庸思想。
   
從《論語》及相關典籍中不難看出，“中”是孔子品評人物、選才交友的標準之一，也是其自我修養的行為準則，也是成就“君子”品格的指導思想和行為原則。
   
“禮”是孔子中庸思想的規範原則。孔子特別重視“禮”在“中庸”中的意義和作用。孔子講“以禮制中”，就是把禮作為中的規範準則和其尺度。講究禮義，目的也是為了達到“中”，也就是“禮乎禮，所以制中也。”
   
孔子曾說：“過份恭敬，而不約之以禮，就未免勞倦；過份謹慎，而不約之以禮，就難免流於膽怯懦弱；過份敢作敢為，而不約之以禮，就難免盲動闖禍；過份直率，而不約之以禮，就難免尖酸刻薄。”[出自論語]
 
恭敬、謹慎、勇敢、直率，本來都屬於人的好品德，但孔子認為，如果發揮不當，或不用禮來約束，其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很明顯，在這裏，“禮”是成就人之恭、慎、勇、直四德而使之適中的規範原則。
   
《禮記》中也說道，“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也說明禮具有致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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