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舊制度(15至18世紀)末到1870年

　　舊制度時期，日內瓦是一個蓬勃發展的城市。特別是從1600年代末開始，也正是因為這段長期而穩定的發展，使日內瓦成為歐洲領先的制表中心之一。各行各業組成類似公司或企業的結構，統稱為“工廠”(la Fabrique)。日內瓦制表業的第一章結束於法國大革命，以及之後19世紀初的顛沛歲月。Pierre-Yves Donzé強調了重新組織生產的困難，對城外供應商的依賴，機械化時代的到來，以及納沙泰爾和伯爾尼汝拉等競爭制表中心的興起。

　　改革支持者和傳統倡導者爭論不休：“贊成改變既有結構的人，與高質手工制表支持者針鋒相對。”圍繞這場激烈爭論的各方，作者研究了不同機構所發揮的作用，這些機構試圖推動“奢侈”制表的發展，但徒勞無功。Pierre-Yves Donzé指出，“無需解釋納沙泰爾和伯爾尼的持續增長，以及日內瓦的停滯不前，因為從區域專業化角度來看，日內瓦制表師保留了奢侈制表商的地位。”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瑞士制表行業整體擴展的1815年至1870年間，日內瓦並未從中獲益。既然認識到打擊競爭對手的必要性，各方主體自然無法就最佳方案達成一致意見。

　　約1825年的日內瓦聖熱爾韋

　　工業化的挑戰(1870年至1914年)

　　瑞士制表行業很快迎來美國制造商的激烈競爭，以及大規模生產的災難性後果，1876年的費城百年紀念世博會也許能夠清晰地說明這一點。瑞士制表行業的應對措施，即“以機械化和勞工整合重組為特征的深刻結構調整”幫助提高了競爭力。然而，日內瓦是個特例。正如Pierre-Yves Donzé指出的那樣，“日內瓦拒絕對制造結構進行任何重大改革”，導致“該地區與瑞士其他地區分裂”，是一種普遍的誤解。“如果想要更好地了解1870年至一戰爆發前這段時間，日內瓦制表行業的轉變，我們需要回到過去。”

　　Pierre-Yves Donzé得出以下結論：“或許與大張旗鼓的瑞士其他地區相比，日內瓦的結構調整並不顯著，但工業化確實發生了，簡潔實惠的腕表產量得到增加。”“有限現代化”的支持者明白機器可以“提高產品質量，並使日內瓦工匠更具競爭力”，他們發現自己與傳統的衛道士產生了沖突。根據Pierre-Yves Donzé的觀點，後者的行動明顯與現實脫節，但在某些機構的支持下，這些行為“基本理想化了”。對於這段時期，作者駁斥了“日內瓦是個特例，仍然專注於奢侈制表”的論調。

　　戰爭之間的調整重組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歲月，也是日內瓦制表行業的動蕩時期，Pierre-Yves Donzé總結了三點。首先，工廠將小型工坊逐出遊戲，而“標准”質量腕表產量增加。這些發展與卡特爾的出現，以及從懷表向腕表的轉變相吻合。再一次，日內瓦與瑞士其他地區遵循的模式略有不同。其次，Pierre-Yves Donzé寫道：“直到20世紀初仍在反對行業現代化的日內瓦制表學校，終於調整重組”，以滿足工業企業的需求。即便如此，保守精英們依然通過出版、展覽和其他方式發出抵制變革的聲音，宣示“日內瓦卓越制表的曆史永恒性”。第三，作者指出了日內瓦貿易的發展，生產中心色彩變淡，銷售中心色彩變濃，許多瑞士和非瑞士制造商和經銷商在日內瓦開展業務。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正是作為貿易中心的功能，促使日內瓦進入“蓬勃發展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