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上高中時，朋友傳來學雜費減免的資訊，家庭總收入沒超過一百二十萬即可申請，我的孩子問我，我們家的收入應該是可以申請吧?因為我們家的收入連一年60萬都不到吧!孩子生活在什麼樣的環境，感受得出來，但我也跟孩子說，媽媽有在上班，有薪水可以領，你念的是公立學校，我們付得起，把這個資源留給真正需要的人；後來我覺得，可能是我自命清高了，身邊的朋友，家庭年收入剛好一百二十萬的人，幾乎都有申請，難道我的觀念真的錯了嗎?

      曾經接洽好幾個低收入戶個案，態度都是一副理所當然的模樣，其中還有不少手中拿著iphone，卻吵著要補助、要免費物資．．．拿不起IPHONE的我感到一陣價值觀混亂，還有一次，一位低收入戶的民眾，在要求協助時，接到一通電話，口氣很豪邁地說：「等我一下，辦好事就開車去基隆吃海鮮」!!頓時，我都覺得低收入戶的生活過得比我還要愜意，當然，我並不是苛刻的認為低收入戶沒有資格享受生活，只是懷疑政府承辦低收入戶的標準是不是不夠嚴謹，甚或過於隨便？難道，這個社會的模式就是會吵的孩子有糖吃嗎？

      這幾天，彰化三兄弟的大哥病故的新聞躍上了頭條，這件事有幾個點可以去思考，一是彰化的社福單位是否疏忽了？二是鄰里之間的冷漠？三是里長的功能？這三點總結就是人與人之間缺乏關懷，缺乏讓我先來做的意識，總想著，應該有人會去做吧？最後是沒有一個人去做，悲劇都是這樣發生的，鄰居有情緒失控的人、巷弄間有可疑的閒雜人、村里裡有不法或不公的人事，如果我們多一點點的敏感或多一點點的關心，就不會讓遺憾的事一再的發生。

     選戰已經鋪天蓋地的充斥在我們的日常中了，我生活的台北市或許交通還有待改進，或許經濟還有待振興，或許國際化還有進步的空間，或許治安還可以再完善一點，但遊民呢?這個議題總是被衛道人士挾著人權給壓了下來，但是，只要進出台北火車站的人，都會發現遊民越來越多，年齡層不再只是高齡者，我的工作形態讓我無法同情遊民，甚至是對遊民充滿了無力感，然而，我卻看不到任何政府單位拿出有效率的解決方案，到底，這個黑暗的議題，要發生什麼重大的事件才會被重視?想來，就讓我相當的驚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