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紀曉嵐的角度  

人世滄桑，變化莫測，過去的時代已如煙雲一般逝去，就在這如煙似霧的歷史中，紀曉嵐如何看透世間的曲直是非，並締造一番豐功偉業？

儒家心目中之道德，乃確然超出於種種社會關係之上，因此北宋岳飛、南宋文天祥、明末陸秀夫，這些敬天地、泣鬼神的史實，一再讓後代學者百般推崇與歌頌；五代的馮道、清朝的紀曉嵐在「對應」之下，也就落入不能忠於一君，苟且偷安的批判下場。紀曉嵐做為清代一位文學家的身分是無庸置疑撰—《四庫全書》，但正統史書卻對他有微詞，說他是一個圓滑世故的政客，為官在朝時缺乏主持公正的勇氣等等。清代實行高壓文化管制，作為一個漢族文臣，在異族統治者的手下討生活，肯定是如履薄冰。紀曉嵐能游刃有餘縱橫馳騁五十餘載，顯然有著一分超然的見解和清醒。

不同朝代，事不同的君主，後代史學對一位臣者所做的論述很難遑論是與非、對與錯，實應審視於當下應有的權變，或說忍辱負重為求他朝一日，達到一種「下學，學於通人事。上達，達於知天命。」這是從另一種角度看待歷史人物，並給予一種「義利」與「辯解」的說詞。

紀曉嵐在清廷戰事結束後編撰了《禦制平定三省記略》並做跋文：「臣聽說，世物萬變都有其成因。黃帝能日理萬機，就在於他能體察其最根本的原因，唯有聖人有周濟萬物的智慧，所以他才能從根本上處理事情。非常之變的形成不在一朝一夕，知道所以亂，才知道如何治。容易成功的事情沒有成功，也是因為影響的因素不只一個，只要知道了所以敗，也就知道如何取勝了。

「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非當事者確時不易洞悉在位者身處的環境與背景。太過強調制度反而失去一種圓融的處事原則，法律之下也不外情理法。組織內彼此間缺乏部門機制應有的共識，反而容易劃地自圓忽略了一個團隊工作的態度。

「組織的盛衰」一書，堺屋太一在第五章組織的轉變中談到，「然而在人類社會中有知識者，原本就較無知識者擁有更多的權限，能獲得更好的職位，這是一個無法抹滅的事實」。

日本《文藝春秋》月刊一文 績效主義毀了SONY：「因實行績效主義，職工逐漸失去工作熱情。在這種情況下是無法產生「激情集團」的。」教育以往被視為促進教育階層流動的保證，但是更重要的是，凸顯高等教育無法彈性配合人口結構及產業政策作長期規劃，而未能符合社會現實的需求。

菁英論壇—台灣製造業的美麗與哀一文提到：「台灣製造業需要一套能感動員工的企業文化，唯有能感動員工，才能帶著員工開創新局，才能有如30年前的員工一樣不離不棄地一起打下今天製造業的氣勢。」

乾隆第六次南巡，紀曉嵐對乾隆奏道：

「吾皇乃聖明之君，自登基以來，文治武功皆勝往代。天下承平，萬民安樂，皆承聖上隆恩。今萬歲年事已高，似思臨江南，視察海疆，巡檢吏政，政躬勞萃，國運昌隆，臣下感恩聖德，祈望龍體康健，聖上果欲南巡，當有特別原由才好。」

任何一個帝王都不希望身邊的人是些蠢材，那麼當今組織或企業不也一樣，需網羅下英才而為之，而造百人、而造千人，深就一個組織或企業而論，是它本身的一種「職責」，也是對社會一種只能往前的「宿命」！

一位稱職的下屬，他絕對有能力幫助上位者去應付突發事件，以及考慮那些自己思慮不周的問題。試想那些呆頭呆腦的人，怎麼能夠擔當如此重任呢！紀曉嵐作為一個儒者，只能選擇這樣一條路，那就是變得世故老道，讓酒肉穿腸而過，而不再追求功名利祿，做一個超凡脫俗，游移於「清醒與糊塗」之中的人。從紀曉嵐穿梭五十載的宦官之路，我輩是否也應省思他那一種自覺與自醒的獨特風格。然，想在組織或企業遊走自如，自身然否已具備「十八般武藝」的後天「修己以敬」的學習態度和條件。

引用  說不盡的紀曉嵐 鹿荷/采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