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被铺天盖地的关于武汉疫情的报道所包围了。如今互联网，自媒体各种发达，各种信息到处流窜，再加上政府果断的”封城“措施，使得所有人都觉得这次的疫情比03年来的严重的多。

但如果我们仔细看披露出来的统计数据的话，武汉出现的新冠性病毒的致死率，至少在目前来讲，死亡率是相对来讲低的多。当然你也可以说，媒体有瞒报，政府有管控，实际情况要严重的多。诚然，这或许有可能，但以目前政府应对的速度和力度来讲，病毒即使在未来几个月内，有在全国范围内爆发，我不认为死亡人数会有太高。我03年4月初进入北京海淀区居住，那个时候是SARS大爆发的时期，从4月22号开始，至5月8号，每天的死亡人数高达百人以上，最后一天是169人死亡，然后五一长假之后，病毒就悄然消失。我很难想象这次的病毒爆发会达到那么厉害的程度。日本的学者登电视说明，以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月内就能对病毒进行定性和基因组确认，以27个病例为基数，觉得中方的科学家在应对疫情时速度已经非常快。一方面我对中国政府在处理这种突发社会灾难始终十分有信心，而且这次的处理相对03年来讲透明的多；另一方面来看，总让我觉得这次的病毒爆发和武汉微生物研究所长年累月折腾SARS病毒脱不了关系，当然，谈这些意义不大。

然而，仍然想说一说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一些思考，世界依然很乱，国内也是一样，各种各样的问题层出不穷。网友说如果不是美国人捣鬼，中国怎么会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出现？其实，这是生活的本质才对，每一个社会皆是如此，美国人，加拿大人，英国人，法国人，我相信他们的问题也层出不穷，至少我人在加村，就感觉整个加拿大都能给小土豆玩坏了。只是，人的心理总是这样，会更容易检视身处的社会环境，放大自己的问题，羡慕他人的生活，所谓围城效应。我还是觉得，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怪美帝，虽然丫的确不是什么好东西。

年龄越大，感觉看问题想问题都会更平和和理性些：年少时整体在国内骂土共，后来出了国，才发现美国人乃至白人才是真的虚伪到极点，而我兔我党实在是不容易的奇迹存在，到如今，常常又会想，其实，国家进步到今天，人民本身倒是还有许多东西要学。是的，当中国发展越来越好时，我反而慢慢的开始更多思考中国的不足，也意识到中共和中国人民，是完全两个不同层次的存在。

在世界纷纷扰扰的今天，想保持一份理性思考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倒觉得理性和热血并不矛盾，有时候我还会是那一个愤青，但愤怒和着急之余，对于基本的逻辑推论，始终保持敬意。武汉的病毒爆发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局外人很难说清，但基于一些已知的事实，比如说致死率等等，我觉得生物战的可能性就很小了。毕竟，生物战的本质是大面积对敌军进行杀伤，使用条件是发动者本身具有对被使用的病毒的防疫能力，这两个要素在武汉的事件里，我都没有看到。往远一些说，福岛核电厂出事那一年，沿海省份群众据说花了不少银子去屯碘盐，这些都是在灾难和宣传面前不理性思考的表现。我觉得中国的普通群众，哪怕是受教育程度比较好的中产阶级，都容易被煽动和利用，无法通过一些基本的科学推理去进行一些基本的是非判断，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那么多年的数理化教育，只会考试，不会思考。

当然，人的理性程度也多少和经济情况挂钩。人穷而志短，不但志短，而且也容易脑残。当一个人存在一定的经济压力时，判断和决策的能力都会变得仓促，因为着急嘛，更重要的是，生活不如意时，人往往要给自己的不如意找一个外在的借口，使得自己得以安慰，或使得自己觉得满意，这就是精神胜利法的本质。所以我们看到，往往经济越差的地区或时期，民粹越容易被煽动。从这个角度来讲，台湾和香港的经济基本算是没得救了。年轻人没有希望，所有的快感都来自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真是可怜可悲可恨。 同样的道理，为什么大陆的年轻人比起70，80年代的中生代要理性和独立的多，因为他们的日子过得比以前又好的多。中央政府在控制媒体的同时，其实更要注意的是加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和教育。再碰到武汉这种事情，谣言都会少一些。

比理性更重要的事情，是公共道德的问题。前几天那个故宫里面开大奔的事情给我感觉很不好，为什么，不是因为什么富二代，红三代的问题，而是说再次显示出就算再有钱的中国人，却鲜有遵循公共道德和秩序的。来华的韩国足球教练李章洙在离开中国前说过一段我很认同的话，他说中国人重私利而少公德，每一个人都渴望正义，但都希望他人帮自己去实现正义。换句话说，正义是个好东西，但要是损害到我个人的利益，那就两说了。这就是特权和腐败在儒家文化圈里不太容易搞定的原因。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一些普通的百姓，在秩序和法律面前毫无约束力的行为，其动机往往是一些很小的私利和怨气，却常常给他人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去年重庆公共汽车坠江事件就很典型，误了一个站，却要全车人为她陪葬，而其他乘客没有一个去阻止，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把当时的争吵看作一个公共道德和安全的问题，而是一个私人问题：这事好像和我没啥利益关系吧。

关于公共道德和法律观念的树立，天啊，这个问题则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来解决了，美国人是用国家机器，既警察来教育人民的，新加坡也是一样，很多时候，对于不理性，对于无公德，短期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暴力，当然，这话政治不正确，另外，共产党对自己的人民，从某个角度来讲，太放任了。

最后，再说一下城市管理的问题，又得回到武汉这个事情上，很奇怪武汉拥有全大陆唯一一个P4实验室，却似乎没有任何相应的硬件和软件配置去处理随时可能爆发的危机，感觉整个城市没有一个应急机制。其实，每个城市的规划，都应该有一套适合自己的独立系统，小到污水处理，大到战时准备和教育分配，都是如此。在北美，很多城市都有自己的财务收支分析和公共政策说明，大陆的市长似乎更像商人，搞经济拉赞助一流，但似乎城市管理差一些，这些都是可以改进的地方。

国家太大，人口众多，但希望慢慢的，我们常说的软实力，能慢慢的在底层和中层百姓中培养起来，那个时候，很多今天的问题，即便是敌人故意使坏，也不会再那么容易产生，毕竟，打铁还要自身硬。19年到20年，乱世之中方见英雄，乱世之中，也更是认识自我，进步自我的机会。

随便说几句，与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