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間線

大約在2004年裡的某一天下午，在我前往中英格蘭地區的一個小鎮上探望朋友的路上，我偶爾瞧見公共汽車裡貼著的電器品牌廣告，注意到在被SONY, LG和三星廣告佔據著的公車內部，很不顯眼著夾著的一個【海爾電器】的廣告。我既驚喜又興奮，在回家路上，特意花了些時間去逛了當地比較大的百貨商場，看到了眾多電器中的海爾洗衣機。價格相對便宜，貨量相對稀少。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中國的企業在歐洲展現出的能見度。那個年代，中國剛進入高速發展的起點階段，西方百姓對中國的認知依舊停留在非主流媒體對法輪功問題的報道以及主流媒體對中國航天的報道之間。作為留學生的我，依然在感歎【海爾】為何無法成為像【SONY】或【LG】這樣的國際化大品牌。

時間再回到1996年，在上初中的我，從母親那裡弄來一樣好玩的東西：一個很精緻的鋼筆架，筆架中心有一個紅色的商標，上面寫著四個字：【華為科技】。据母親介紹，這家公司，正在迅速發展，與她所工作的近代物理系有著緊密的合作。年紀輕輕的我，很快把這個名字拋在了腦後。

我再次熟悉這個名字是在2016年初，在招待一位首經貿來做訪學的師兄時，他興奮的談起自己所佩服的中國企業，擺在第一的，當然就是華為。他給我介紹了許多華為的傳聞和他認識的好友在華為的近況。當時給我的印象是，華為在通訊器材方面，已是世界領先(實際上是第一),並在非洲和拉美有著許多有意思的業務和故事。

2018年末，孟晚舟被加拿大警方在美國的要求下被野蠻綁架，2019年中，美國總統特朗普動用國家力量全面打壓和封殺單獨這一家公司，作為中國民營企業代表的華為。

可以說，華為今天的成就，比起我當年對【海爾】的期望，要高出太多，屬於做夢都可以笑出聲的那種。

二 華為2018年財報

我始終不是很理解美方對華為手機的封殺到底能有多大的效果和損害。從18年華為的財報來看，華為年度總收入的45.1%來自於消費者市場，21.3%來自於美洲市場。首先，這一數字是總收入而非利潤，其次，消費者市場中多大比例來自手機銷售，美洲市場上多大比例來自美國，我不得而知。所以，賬面上會損失多少，我也不得而知。感覺不會太多。

我不是搞技術的，不是很懂5G這個東東，但根據各方面報道來看，似乎美方對華為的封殺，主要動機就是去阻止華為佔據國際5G市場，從而主導市場的話語權，或者說，制定標準的權利。華為目前為止，在這一領域，是世界第一。一旦佔據市場，進行標準制定，將是中國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佔得先機的重要標誌。前三次工業革命，發起人和受益者都是白種人及西方社會，而這一次，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科技，或許能突破性的扭轉局面，首次開創出割白人韭菜的世界。正如戰忽局領導金教授所言：

“工業革命後的歷史上第一次，非西方世界有了與西方世界平起平坐的能力。”

Again, 無論是華為，還是中國，超出了我的想象和預估。

那麼，美國的封殺是否能起到效果? 我不敢妄下結論。財報裡可以看出，手機本身不是華為的核心業務，華為的技術革新和業務範圍，已經觸及了各個領域，從打造“智慧城市”，到進行“能源調控”，“醫療服務”以及“人工智能開發”。某種意義上來講，華為的視野，似乎也遠遠高於通訊服務和5G, 華為似乎有志於成為整個中國進行全面四代工業革命的領頭人。

所以美國打華為完全可以理解，但似乎真的很難封殺。畢竟，“五眼國家”之外，華為有太大的市場和用武之地。

三 國家意志與國家戰略

如何華為失敗了怎麼辦？我們需要擔心嗎？我個人的答案是否定的。

特朗普或者可以在短期內取得一定的“成功”，但這樣的成功，是戰術上的，非戰略上的。美國在戰略上的失敗，從斯諾登出走俄國，已然註定。從那一刻起，“民主自由”的道德遮羞褲已經被撕下。你很難相信，特朗普對華為的攻擊，不會讓他的盟友們回想起對美國對法國企業阿爾斯通的制裁，你很難想象，西方聯盟內部，不會因為各種美國的監聽而產生分歧，更不用說中國經濟利益所帶來的誘惑。美國想動委內瑞拉，遲遲不敢出手；美國想動伊朗，遲遲不敢出手；美國想保台灣，永遠不會出手。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是這個意思。戰術上的前進一步，有些時候，恰恰是失去人心的節點，是戰略上的大失敗。美國的咄咄逼人，他人不會不看在眼裡；而他實體經濟的虛弱，幾次放任俄國對其地緣核心利益進行干預甚至掠奪，更加證明了帝國的衰退。畢竟，放在9.11之前的美國，哪有嘴邊的肉不吃的道理？

但我想說的不是這些，美國的衰弱，不是華為勝利的必然，更不是中國勝利的必然。中國勝利的必然，是另外五個字：

“中國共產黨”

關於這一點，我們再來看兩個時間節點上的事件

日本福島3.11大地震時，據報道，日本政府曾請求日本自衛隊進入核電站進行維修及救援。然而，日本軍人卻以個人安全及個人意志為理由拒絕了該請求，最終不得不從民間選擇敢死隊進站進行工作。

我對日本社會以及民族一向帶著一種虛心學習的態度去審視，我相信要去了解敵人才能擊敗敵人。然而，3.11大地震之後，我對日本民族的學習基本就告一段落了，因為我個人明確的相信, 這個民族已經沒有任何希望，這個民族的精神，已經被美式民主思維，徹底閹割，從而只有做奴才的份。近年來，更有陸陸續續的許多報道，暴露出日本企業裡各種林林種種的質量問題和安全問題，徹底打破了所謂“匠人精神”的宣傳。你會發現，日本人和韓國人一樣，喜歡和善於在細微而容易執行的行業裡，比如餐飲業，服務業以及一些具有創造性的輕工業裡，進行投入和包裝，但在真正需要下功夫認真的高端產業上，卻越做越差，越走越難。為什麼？關於日本社會及企業的問題，我會另開篇再談，但核心的問題是：

這個國家沒有了為自己民族奮鬥的靈魂

時間再回到一九二七年的十月中旬，南昌起義後中共軍隊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大部隊全面潰散，一時間中共中央不得不分兵逃竄，中國革命幾乎已經註定胎死腹中。朱德在一個叫做天心圩的地方，進行了整頓，並進行了一個演講，演講中，他這樣說道：

“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敗了，我們的起義也失敗了！但是我們還要革命的。同誌們，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強！”“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好比一九○五年的俄國革命。俄國在一九○五年革命失敗以後，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暫時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終於成功了。中國革命現在失敗了，也是黑暗的，但是黑暗也是暫時的。中國也會有個‘一九一七年’的。只要能保存實力，革命就有辦法，你們應該相信這一點”

當時，朱德手上的精英部隊，不過八，九百人，但就是這八九百人，在他的感召下，沒有潰散，後來成為朱毛紅軍井岡山會師後的核心骨幹力量，這股力量，從大時代的角度來講，奠定了今天中國所有一切的基礎(我敢肯定的是，如果由蔣介石和國民黨來統治中國，今天中國最好不過就是一個大一號的印度).

這種力量是什麼？用金一南將軍在【苦難輝煌】一書的話來講，叫做“歷史的自覺性”，用再通俗易懂的話來講，就是“主人翁精神”，再用我們聽得更多的一套說辭來講，就是“自力更生，為人民服務”。

在今天許多年輕人看來，這套說辭似乎是口號，是洗腦，是鬧著玩著的宣傳產物。但真正懂得中國的人，應該能了解，這種對民族和人民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進取心的精神，恰恰是中國國家戰略的核心價值。這種核心價值，由於中國共產黨人的一代代實踐和宣傳，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種能夠產生能量的實體力量，在危機到來之際，極具有指導意義。西方人往往不理解，中國在缺少他們認為的必要的社會結構的同時(如法制，民主），卻能不斷的進行自我修正，自我改革，進行超出想象的進步，恰恰是由於這種極為高度的戰略文化的影響，而這種戰略文化，在中國，已經深入人心。

中國和日本，在國家文化塑造的問題上，提供了兩個截然相反的例子。

這也就是我堅定的相信，華為和中國一時的困境，不會導致崩盤的失敗的原因:每一代共產黨人，以及在它領導下的人民，都有一種極強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這種價值觀，會推動社會，在困難情況下，更加奮發圖強，突破堡壘，取得進步。

說真的，你什麼時候見到過共產黨人說到做不到的？

華為之戰，是新時期的抗美援朝，是立國之戰，復興之戰，民族之戰。

最後，以太祖的一段話做結尾吧：

“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麽。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