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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9 13:14:45瀏覽2479｜回應6｜推薦53 | |
| 傾大半生之力研究中國古代科技發明史的英國學者李約瑟，曾經提出這樣一個出名的問題：「在古代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到讓西方望塵莫及的地步，而中國卻沒有能夠產生出與西方相應的現代科學，其因素是什麼」？
李約瑟還指出：「有人以為中國人的成就都是在技術方面，不在科學方面，實則不然。……在上古中國，就有一大套有關自然現象的理論(主要是墨子)。」 類似的問題在李約瑟之前也有人提過，只是他們對中國科學史的研究沒有李約瑟這樣精通和廣博的成就，所以引不起廣泛的注意。對於這個問題一般的答案，除了五四運動所提出的「漢字不利於符號表達」、「中國沒有邏輯觀念」之外，大家公認的觀點是「重實用，輕理論，缺乏抽象化的思辨和推理。」 此外許多中外學者都認為是：「獨尊儒術只重經書的科舉制度，窒息了中國讀書人對自然世界的探究」。李約瑟還提出「重農輕商阻礙了資本主義的興起，以及大一統的國家缺乏對外的競爭心理，以至於停滯了工商產品的科研發展。」 更有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古代的科技發明根本談不上是科學的，因為中國沒有產生邏輯化、數學化的科學理論體系，即使是墨子，他對大自然僅止於觀察的層次而已，也沒有發展出探求物理原則和物質變化的實驗方式，因此中國也就無法推動科學的發展進入現代化。 所以大都西方學者認為李約瑟混淆了科學與技術的分野，並且批判李約瑟過分強調了資本主義的競爭力刺激了西方科學的興起，忽視了西方從事探求自然原理的內在動力。因此一般西方學者否定了「李約瑟問題」，認為這個問題是不存在的，真正問題是「現代科學何以出現在西方？」 於是問題轉到了「現代科學何以出現在西方？」，有一位研究了十數年的頂端級大師陳方正博士，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博大精深的鉅著《繼承與叛逆》，對此作出了貫通全盤而又深入細緻的分析，並且還有獨創新見的闡明和啟示，使人們可以很清晰地了解西方科學發展的演變和脈絡。 可是陳方正先生的觀點還是有拘限性，陳方正先生如同世界所有科學史的研究者一樣，都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那就是望遠鏡和顯微鏡對人類的觀察能力造成高倍數的革命，使得人類見其所未見，大幅度超越了原本的認知能力，而轉變了科學研究的方向，因此造成了現代科學的產生，此點將在後面論及。 《繼承與叛逆》的資料蒐集充實完備，以下是陳先生的主要觀點以及我的見解參雜在一起的綜合論述，共分為三部份： 〈一〉： 西方求知精神的起源 貫穿《繼承與叛逆》一書的核心論証，就是：西方從古希臘開始就有一種非常獨特的精神，就是單純為真理而真理，無關實用價值只是純粹智性的求知精神，這正就是西方科學的發展根源，陳方正先生還更獨具慧眼地洞察出這種求知精神是起源於宗教。 證明了畢氏定理的畢達哥拉斯（570-495.BC）遊歷和學習過巴比倫和埃及的文化，特別是數學和宗教，埃及人的數學包括：分數、開方、簡單的二次方程、圓周率、能夠計算出截錐体的体積的幾何。畢達哥拉斯創立了一個帶有濃厚玄秘宗教性色彩的學派，「萬物皆數」是該學派的哲學基石。 他們認為數是宇宙的要素，世界上所有事物都可以用數來瞭解和理解。事物的存在和變化都是根據一定的數量關係決定的，萬物按照一定的數量比例而構成和諧的宇宙秩序(cosmos)，一切真理都可以用數字、比例、平方、幾何圖形去反映和證實。 所以這個教派狂熱於數學，冀圖透過數理公式充分明白宇宙的原理和奧秘，得以了解神、與神交流。他們相信：在運用數學推理的運思和建構的過程裡，自然會改變和提升靈魂本身的狀態，開創了「以數學解釋宇宙秩序，再從所了解的宇宙秩序追求輪迴以及永生之道」的神學革命。 畢達哥拉斯學派在意大利南部的希臘屬地克勞東(Croton)發展起來，因為涉入政治活動而受到迫害和驅逐，門徒散居到希臘各地繼續傳授畢氏的教誨和思想，持續繁榮了兩個世紀之久。 柏拉圖（429-347.BC）是雅典貴族，辦了一個學院。當門徒來到學院與柏拉圖交流討論後，柏拉圖對畢達哥拉斯主義極為折服和激賞，推崇無比，也認為世界是神按照數學來設計的，相信「神永遠按幾何規律辦事」。他曾這樣寫道：「諸神藉著一位新的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希臘神話中他偷取天上的火給人間)之手將一件有光芒隨伴的天賜禮物送到人間；比我們更賢明也更接近諸神的古人相傳，萬物是由一與多組成，而且也必然包含了有限與無限。」 還在學院門口掛著「不懂數學者不准入內」的牌子。畢氏門徒又召集了不少逃散的其他門徒到學院研究數學，《幾何原本》就是歐幾里得（約330-275.BC）綜合所有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書，開創了運用數學公式邏輯演繹的先河，陳方正先生譽之為「新普羅米修斯革命」。 亞里士多德（384-322.BC）不像其師柏拉圖那樣迷戀數學，但是他也服膺畢達哥拉斯主義的精神：「我們應該求取知識的原因，因為我們只能在認明一事物的基本原因後才能說知道了這事物。」 於是陳先生做出結論：邏輯推理、嚴格論證的《幾何原本》就成了希臘學術追求真知的範本，於是為求知而求知，分析拆解宇宙與大自然的奧秘，窮根究底的精神就此紮根，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後續的西方哲學家、科學家。 反觀我們中國主張順應自然，強調天人合一。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他還說過「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荀子對孔子這句話闡明最透徹，在他的〈天論篇〉說： 「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觀察四時)，而自為守道也。」 所以他說「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還斷然地說「唯聖人為不求知天」「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一般的看法認為荀子要「制天命而用之」的戡天役物是科學精神，其實不然，他的主旨僅是反對求神庇佑、問卜占象的迷信而已，只要大家對大自然的已知現象順勢而為，善加利用，以提升百物的功效，即已足矣。 道家的哲學也是同樣排斥研究自然，而且更極端。老子主張「絕聖棄智」「絕巧棄利」，莊子也說「六合(上下和東西南北，泛指天下)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又表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與儒、道兩家相反，信神的墨子與信神的西方巧合的是，一樣都是注重探討大自然，《墨經》就有關於聲、光﹑磁﹑力等現象的記載，也談到了邏輯演繹的觀念。看來好像宗教大師都會把神與自然關連為一體，都是想要透過了解自然以求進一步了解神，可惜墨家僅在戰國時代興盛一時，隨即沒落而且後繼無人，中國的科學思想也就無疾而終。 漢朝獨尊儒術之後，自此中國文化走入「治學以經世濟事」的道路，方向是「修德入聖」以改造自己、「為萬世開太平」以改造社會，問題只在於如何將儒家理念付諸實現而已。什麼演繹推論、抽象思維都是空談無益，「重實用、輕理論」，就成了中國發展不出科學的定論。 古希臘的學者還不只受到畢達哥拉斯學派的玄秘主義：「以數學解釋宇宙秩序，窺探神的思想」「通過對數學的理解和運算的心智訓練，可使靈魂昇華，以獲得輪迴以及永生」這個宗教思想的影響。 並且在希臘征服埃及(332.BC)之後，還接受了埃及宗教的觀點，揉合了埃及的透特(Thoth)神與希臘神話中的赫爾墨斯(Hermes)神，塑造出一個上通神明的虛構人物「三重而偉大」的赫爾墨斯（Hermes Trismegestus）。很可能是受了畢氏學派的濡染，這個赫爾墨斯主義相信人類能夠通過思想、意識、記憶和先見這四項功能，探索自然的秘密，掌握神秘的力量，就可以恢復神聖的本性，達到救贖的目的。 陳方正先生溯根探源，指出了數學推理的邏輯思維是受到畢達哥拉斯的啟發，推崇「滿足好奇心不求實用、單純為求知而求知」為西方科學精神的源頭，頌揚畢氏學派與柏拉圖學園融合的「新普羅米修斯革命」自始至終都是西方科學發展的內在動力。 那麼問題來了，「獲得救贖、追求輪迴、永生之道」這算不算是【實用】的目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而研究數學，由此而生的「邏輯思維、嚴格論證的求知精神」，能夠說這只是單純為了「滿足好奇心」？ 如果你相信靈魂可以永存、生命可以永恆的話，那你這一生還有什麼會比攸關【靈魂永存、生命永恆】的事更重要！更實用！ 《周易》也有「內算通神明、順性命，外算經世務、類萬物」的說法，可是中國人沒有靈魂得救、想上天堂的觀念，所以也就沒有興趣想要了解神的奧秘、認識上帝。可見中國和西方的哲學思想都是出於實用，中國是求今生今世的需要，西方是求永生永世的需要，兩者都是實用僅是目的不同，使得中國偏向感性的實際功用，西方偏向知性的抽象理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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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