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陳儀清廉正直、勤政愛民，他到台灣一下飛機就說：「我是來做事，不是來做官」。陳儀有盡心致力想把台灣建成三民主義的模範省的心願，他廉潔律己，每日清晨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對孫中山的遺像鞠躬，他的日本老婆是每天自己提著菜籃子上菜場買菜的。

陳儀的政府也並不貪腐，帶來台灣處理政事的主力官員，都是清官能吏，如電力系統孫運璿、財政負責人嚴家淦、掌握農復會的沈宗瀚、交通廳長任顯群。貪污的頂多是小咖官員，對國計民生也起不到甚麼影響，陳儀都有懲處，值得一提的是陳儀把全省歲出1/4都花在教育上。一些士兵的低劣表現，僅是惹人惡感，欺壓民眾也只是個別少數現象，事實上士兵上街還會有受到過去台籍日軍挑釁的情況。

陳儀一直秉持其「工作是道德，忙碌是幸福，清閒是墮落，懶惰是罪惡」的座右銘勤儉治台，他自認為台灣人做了很多事，台灣人應該對他很好。二二八事件發生，他也自認為對事件處理是正確的，至於造成那樣後果始料未及，所以他不認為要負責任，在離開台灣時說過「我為官清正，並無對不起台灣人地方！」，相信幾年後台灣人會懷念他，對自己相當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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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陳儀以清官自持，不免失之專己自是，剛愎自用，難免與民脫節，與黨內其他派系失和，是為其執政的弊病。他也太相信台灣人，為台灣同胞歡迎回歸的熱情所感動，忽視了台灣甫脫離日本統治，猶未調養生息的特殊社會環境，看不出台灣有尚待整合的複雜民族認同。是以輕率地開放民主寬容，在政治上放得太鬆，電台報紙、集會遊行皆任其自由，從光復時台灣一家報紙，一年後開放到36家報紙跟雜誌。

當時台灣等於到了言論浮濫的地步，經歷過光復接收和二二八的葉明勳先生，在其《不容青史盡成灰》一書中說：
「當時省營的報紙只有新生報一家，民營的報紙卻有十多家，爭奇制勝、大鳴大放，報紙天天批評政府，政府不加以澄清，而這些批評很少是建設性的。」
「人民不明底細，經常在看這些充滿煽惑性，逞一時之快的文章，久而久之自然積非成是，扭曲了對政府的形象。二二八的風暴，這種潛在因素，也就成為誤導的激盪力量了。」

對二二八有深入精闢的研究的戴國煇，在其論及二二八的書中也說：「然而當年台灣的若干報紙，卻意圖刺激讀者，使群眾心理日趨不安。」

在林德龍輯註的「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中，該史料也提及：「一二文人又時以文章、筆墨，在報紙上攻擊外省人；以言詞口舌，在論壇上頌揚日人，非議祖國政治、人事者，業已數見不鮮」，尤其在日文報上更是經常可見。

左翼份子如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台共蘇新，就參與了《政經報》、《人民導報》、《臺灣文化》等刊物的編輯任務。皇民精英如二二八時認為加諸大陸人的暴力是合理表現的林茂生，在1945年10月創辦了《民報》，極力攻擊陳儀政府。這類報紙眾多，長年累月對政府的盡情醜詆，為二二八譜出了鼓動造反的長長前奏曲。

除了皇民餘孽蓄意鼓動反華反政府的煽激文章，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推動地方自治，全省掀起從政熱，做官潮。地方的勢力人士，想靠政治飛黃騰達的野心家們，紛紛而起，趕忙搶占突然湧現的空位，唯恐錯失政治窄門大開的良機。許多人譁眾取寵，自命賢明天天罵政府，各種不利官方的謠言不時傳出，但也無從證實只是謠言，而人民喜歡聽、喜歡傳，假新聞成了真有其事。

二二八之前氾濫的報導和言論，例如「光復歡天喜地，貪官污吏花天酒地，軍警橫蠻無天無地，人民痛苦烏天暗地」、「轟炸驚天動地，光復歡天喜地，接收花天酒地，政治黑天暗地，人民呼天喚地」。還有以「五子登科」（房子、車子、金子、婊子、位子）挖苦接收官員荒淫腐敗的生活。教室的黑板或車站的看板上，出現「三民取利，吾黨所宗」等等攻擊政府的文字，想說什麼說什麼，通通大鳴大放。

當時擔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緝，在二二八之前有一次到台北，看到那時的《民報》畫了一個陳儀的像，手上抱的是元寶。當天見了陳儀，他就講：「報紙這樣登，長官，您要疏導」。陳儀說：「你不懂政治，你不管政治，這些事情與你不相干，不要管」。大概陳儀以為台人對他自由開放的民主作風，會非常感佩和讚賞。

當時台灣報紙，轉來轉去都像是現在的三立電視台，陳儀卻不干涉言論自由，任譭任謗，百無禁忌甚至攻擊自己的祖國，等於對當時青年的皇民心態繼續添火加熱。加上缺糧與通膨，以及戰後失業，皇民青年的蠢蠢欲動，社會已經準備好「茉莉花」了，陳儀絲毫不知他是坐在隨時會爆發的火山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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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說到「國民黨搜刮台灣民間生活物資，全數運回中國大陸，使台灣一夕之間物資缺乏，有錢買不到東西」，事實上陳儀抵台時，面對的是工業癱瘓、大地殘破、民生物資極度匱乏的台灣，當時的台灣沒有大量民生物資可供陳儀政府「不斷搬往大陸」，事實上只不過運了十萬噸的台糖而已。

那是陳儀為了保護台灣台幣的幣值，主張台灣金融要脫離中央的體系，不跟大陸地區的法幣掛鉤，曾原機遣返來台掏金的孔宋財團，運了十萬噸台糖給中央政府作為與法幣斷聯的交換條件。這使得法幣在貶值，台幣不至於跟著貶值，穩定了台灣的經濟，保護了台灣老百姓的收入和存款，當時大陸進口台灣農產品為怕台灣吃虧，還規定用美金計價，不諳當時經濟情勢的台灣人對陳儀這個德政根本懵然無覺。

就有美國駐台北總領事克藍茲（Kenneth C. Krentz）頗為同情、讚美當時的陳儀政府，在二二八事件一年多後所撰寫的政情報告中說：
「日本統治時期近半個世紀的孤立，加上和清朝極為有限的接觸，使得島上人民對外部世界幾乎一無所知，儘管當地出現不少一流人才，但對政治和經濟現實可說完全缺乏瞭解。我甚至懷疑在島上能找出一打人，能夠分析出通貨膨脹的經濟理由。」

他又說：「省政府所屬的四個局之上，多由大陸籍人士出任行政長官。這些省級以上的行政長官一般而言多半頗具能力和正直性格，和我們國內一些人口較少的州政府比起來，他們的治績還算不太差。根據我個人的理解，這些行政長官都曾嘗試說服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台籍人士出任政府中相當重要的位置。」

克藍茲說：「在該島和大陸經濟的不尋常關係中，一項近乎奇蹟的事實就是台幣尚能保持相當輕度的穩定。直到把台幣釘住金圓變動之前，大多數的台灣民眾似乎對中國的貨幣及物價情形幾近無知。」按，金圓券由1948年8月開始發行，之前流通的是法幣。當年極力主張在台幣與法幣之間架起防火牆的，就是陳儀。

最後，克氏說：「此間的人民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即使有黑市問題存在，物價也要比中國大陸好很多。生活水準雖然比戰前要稍差，但比起亞洲其他國家，甚至比起戰前日本境內一部分地區，台灣的生活水準都要好得多。這種戰後生活水準的滑落，由於全球各國一時缺乏實施政治和經濟分工的能力，使得問題更加速惡化。此間民眾一切以1936年為標準，一切低於當時生活水準的部分，都視為是國民黨政權有意的剝削。」

從以上克氏所述，可見當時完全不是台獨所聲稱的「陳儀官兵將大陸的貪污腐敗無能和蠻橫作風帶到台灣」「受到國民黨中國人更升級的剝削和極權統治」。至於「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這些情況並非沒有，但是台獨顯然是過於誇張渲染了，與實情相去甚遠。

正常國家的國民在戰後都是共體時艱、共赴國難，上下一心配合政府重建國家，台灣卻有日本人撤走之前刻意拆爛污，濫印鈔票供應在台日人肆意縱情揮霍，留下米糧短缺與物價暴漲的爛攤子，民眾不明究裡，把惡果全算在陳儀施政的頭上。光復後，台灣的人民又認為祖國來了理當更好，等著吃現成的，吃不到就發牢騷，別有用心的更是惡意中傷，推波助瀾。心中皇民化尚未退燒退熱的青年，光復後又日日在報紙的煽激下，反華的心理和情緒就被緝菸的星火引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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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以前，陳儀要把軍隊調走，親信湯恩伯勸阻：「台人新附，人心未定，一旦有變，何以應付？尤其是在日軍服役及勞工分子，因受日人皇民化教育，恐其仇視祖國，可能結聚作亂，需駐軍防變。」陳儀說：「我以至誠愛護台灣人，台人絕不會仇我，萬一有意外，我願做吳鳳」。結果二二八變生肘腋，陳儀猝不及防束手無策，坐視暴亂洪流沖捲全台，唯有自我打臉吞回前語，請求派兵鎮壓了。

事件後陳儀隻身離台，其政策及幹部未動，二二八若是官逼民反，何以蕭規曹隨一切仍然率由舊章？後來陳誠的財經政策幾乎全部是當年陳儀規劃的，而陳誠至今有人追念，但陳儀卻成了罪人。

陳儀離台後閒居上海，由於是老蔣自己要求調兵回大陸，也知陳儀治台並無大過，且素來器重陳儀的為人與操守，召見他三次要他復出，他都堅持不肯，最後在何應欽將軍大力推薦和蔣公力邀下，遂就任浙江省主席。後來國民黨大勢已去，陳儀請其外甥丁名楠帶信給湯恩伯，其意旨是「要湯放棄抵抗，認為抵抗沒有用了，並不是要投共，是要保護上海老百姓，免得人民因戰亂而痛苦。」，結果被湯恩伯舉報投共。

1950年被槍刑前，當時參謀次長林蔚、軍政部長俞大維及張群等人曾先後去探望他，勸說向老蔣認錯，寫一紙悔過書，將可恢復自由在台灣定居，但其始終不肯認錯。執行死刑時身著白西裝打黑領帶，從容就義，結束了他愛國報國的悲劇性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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