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復後台灣經濟拮据，民生困苦的情形，這除了戰後一般性經濟蕭條、通貨膨脹的因素之外，還有受到日本人撤退前對台灣民生物資竭澤而漁，放手大撈特撈的這個主要原因。

二戰末期日本本土與台灣均陷於物資與糧食嚴重缺乏的狀態，故1941年時日台均已實施米穀配給制度。在台灣，1942年時甚至連肉、魚、青果、油、鹽等民生必用物資也實施配給，1945年春夏，一切副食品幾乎都從市場銷聲匿跡。

停戰當時，台灣已到了商店幾乎看不到商品的經濟破產窘境。1945年的台灣糙米實際產量約僅63.8萬公噸，僅及上年（1944）產量的59.8％。也就是說，即使仍實施日據末期配給嚴重不足的米糧配給制度，1946年春時台灣仍缺糧約三分之一。如果米糧是在市場自由買賣，則台灣缺糧約超過一半。

當時日本本土也是處於糧食嚴重不足的狀態，必須實施嚴厲的米糧配給制度，日人形容當時日本是糧食的地獄。但戰後在台灣卻蓄意放棄對糧食與各項物資的一切管制，市場上糧食頓時供應充分，使得各地的餐廳如雨後春筍，此時一、二個月間所大肆浪費的糧食可維持台灣半年份的食用。

此外，日本還在台灣以濫發鈔票的惡質手段來因應在台灣所面臨的金融經濟問題及財務窘境。戰爭末期台、日間的海、空交通運輸受阻，因此原由日本國內印製之「臺灣銀行券」此時只好改為台灣自行印製。據曾任臺灣銀行副總經理的日人「本橋兵太郎」於1964年編纂發行的《臺灣銀行史》一書所述：為了想迴避與掩飾濫發貨幣所須承擔的政治責任，所以在印製過程中故意將可管控總發行量的鈔券號碼都省略不印。

自日本投降至國府正式接收台灣止，在這兩個多月的過渡期間，日本政府為因應復員需要，並為了發放為數巨大的資遣及補償經費，大藏省(財政部)及日本銀行，曾指派鹽見俊二在1945年9月9日當天，將為數甚多原計畫在日本國內流通的大面額紙幣，派遣一架專程運載此批紙鈔的水上飛機，當時機艙內滿載著高面額紙幣，數量多到竟連隨行的鹽見俊二也只能坐臥爬行於裝滿鈔幣之大木箱上，幾乎毫無轉身空間。
 
該批大鈔首先就「預付」在台日本公務員、官員至翌年3月合計共半年的薪餉及退職金；另又再支付給戰爭末期建造島內各項要塞的工事人員津貼。此外其他一切必要之相關經費也皆藉此全數付清。由於這一大筆不須負擔政治責任及經濟風險且有意「濫發」的貨幣，盡皆落入日本軍人、官吏、公務員的口袋，使他們一夕之間人人都成「暴富」。

但由於日僑(在台日人)、日俘(在台日軍)遣返作業實施在即，日本當局也深怕過多的貨幣若循此返鄉回國的管道又回流到日本國內，恐會擴大引發日本本土連續性的通貨膨脹。故當時遭遣返的日人在歸國時規定每人皆只限帶一千元。反正這些憑空得來的貨幣不花白不花，否則一旦時過境遷成為廢紙，那就白白蹧蹋對不起自己。
 
因此手中擁有甚多餘錢的日人開始在台瘋狂採購消費，但因戰後台灣物資匱乏，不久即形成嚴重的通貨膨脹並導致各地物價飆漲。因此一場影響台灣甚巨的金融災難已風雨飄搖悄然掩至，一年半後釀成社會巨變的二二八事件其遠因之一也於此刻暗自埋下。

於是就在國府接收人員還未抵達台灣之前這兩個多月的空窗期內，日本濫發大批鈔票投入戰後台灣物質稀缺的蕭條市場，所造成的通貨膨脹大到難以想像，由1945年8月至10月，台北市白米平均每斤由0.2元上漲至每斤3.6元；即，18倍；至11月，更上漲至12元，即60倍，故到了明（1946）年的二、三月，台灣社會乃將進入饑餓狀態，這使得台灣人誤以為糧荒的大災難是陳儀政府造成的。

主導其事的鹽見俊二早在1946年1月17日，即陳儀抵台才二個月，就預言「糧食不足狀態可決定台灣今後數年之命運 也可能發生將決定在台日本人命運的重大事態。治安混亂乃起因於糧食不足今後的治安混亂將是非常可怕的」也就是說，鹽見俊二精準地預見台灣未來將會發生類似二二八影響往後台灣命運的社會事件。

此外，二二八發生後，在台日本人當然幸災樂禍，欣喜無限，在旁慫恿唆使台灣人群起響應，唯恐天下不亂。二二八之後，陳儀就槍斃二名日人，逮捕數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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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遠東戰略小組早在1942年就提出備忘錄，主張戰後臺灣應由「國際共管」，當時美國三大雜誌《幸福》、《生活》、《時代》都曾為文鼓吹此一主張，即臺灣戰後不應歸還中國。可能羅斯福總統在雅爾達密約出賣中國太多，決定戰後放棄佔領台灣，應允了蔣介石的要求歸還台灣，補償中國。

美國有一派擴張主義的愛國份子，根本就主張台灣歸美國託管，光復後擴張主義的託管派至少有三個人在台灣工作，他們的名字是George Kerr（喬治.柯爾，自稱「葛超智」）、Edward Paine、和Catto。他們的計劃是兩手策略，一方面鼓勵台灣人鬧獨立，先利用這些台獨分子搞叛亂活動，另一方面由他們負責詆毀國民政府、搞壞國民政府與美國的關係，然後等到暴亂擴大到一發不可收拾的時候，請求佔領菲律賓的麥克阿瑟將軍出動軍隊來台灣維持秩序，這樣就可以穩穩地獲得台灣實質的控制權，進而託管台灣。

鹽見俊二以專機運送鉅量銀行券到台灣，明知會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並導致物價飆漲，是得到麥克阿瑟司令部許可的。光復初期，行政長官公署擬將在台日籍技術人才留下以維生產，就因美國反對，不得不予以遣返，影響了台灣的經濟運轉至鉅，這些都難脫是美國託管派的有意布局。

光復後喬治.柯爾（George H. Kerr）在台灣任副領事的，繼續狂熱地積極從事推動台灣脫離中國，圖使美國託管台灣。二二八發生前幾個月，喬治.柯爾就已經透過 US Information Service（美國新聞處前身）發送大量傳單鼓動美式民主，煽動美國託管進而台灣自治獨立，並透過與林茂生（台大文學院長）等台灣留美日的知識份子，在報紙煽動台灣人民反中國情緒。

柯爾在二二八事件中涉入極深，與主張對二二八保持中立的領事唱反調，處處協助「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對抗陳儀長官公署，就是希望暴亂擴大到不可收拾，好讓美國師出有名。二二八時柯爾還坐著吉普車，在台北街頭四處向台灣人拉攏示好，讓人產生美國政府支持二二八的錯覺，激勵士氣，對暴民胡亂打殺大陸人之事不置一詞。

在喬治.柯爾的鼓動下，3月3日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會長王添灯拿了其中有141人代表，807人簽名的請願書，請美國領事館交給馬歇爾：「要改革台灣政治最快的途徑，是將台灣交給聯合國託管，切斷台灣與大陸的經濟、政治的聯系，直至台灣獨立」。3日下午4時，臺北市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派林宗賢、林傳克、呂伯雄、駱水源、李萬居，赴美領事館請求拍電。

主張台灣受美國託管的美國媒體，看到二二八的亂象當然看到可趁之機。這些媒體的輿論強調台灣人民不堪中國政府的暴政，因而起來反抗，刊登的都是在台灣道聽塗說的傳言，以及內奸通外鬼，暴亂份子供給的種種反國民黨的消息，又說據中立方面估計，台灣暴動的死傷人數達一萬人。

如：
3月29日，《紐約時報》標題是〈福爾摩沙高達一萬人被殺〉：「據報導，福爾摩沙人‧‧‧‧‧‧‧‧‧‧‧‧，要求將台灣交由聯軍最高統帥治理，或是成為美國的保護地。‧‧‧‧‧‧‧‧‧‧‧，當福爾摩沙人佔領(屏東)市政府時唱的是美國國歌。」(你信嗎？) http://www.taiwandc.org/hst-1947.htm
4月4日，《華盛頓郵報》發表社論：「中國人野蠻無道，有何資格管理台灣，盟軍應即商量，早日將台灣案提出聯合國，立即由中國手中將台灣救出來！」
5月，美國的《亞美雜誌》（Amerasia）第六卷第五期刊載〈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該文認為：「國民黨在台的統治系一群以法律為護符的中國盜匪集團；其重演日本剝削台民的這一史實，並非奇聞。」「在3月12日，已有約計一萬人被屠殺後，陳儀結束他的恐怖政治。」
一些美國媒體也跟著應聲附和假新聞，意圖影響美國對台國策。

反中份子如林茂生等人以為柯爾代表美國的主意，誤認自己受到美國的撐腰，大受鼓舞壯膽起來，極力火上加油煽激暴亂，不明白這僅是柯爾與部分美國媒體的片面主張，美國國務院並不同意柯爾這派的看法。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17天，柯爾被陳儀驅逐出臺灣，他後來跑到沖繩又主張琉球脫離日本獨立。而林茂生等人在得知國府派兵到台灣而非美國，欲尋求美國領事館庇護而不可得，最後以勾結外國圖謀叛亂被逮捕，多人被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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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共第一批潛入台灣，在1947年於二二八之後四、五個月成立〈台灣工作委員會〉，並擔任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的金堯如，在其遺著中就提到，他於二二八事件之前不久抵台，當時根本就沒接到中共任何關於二二八的指示，尤其令金堯如納悶的是，二二八如果真如中共所言，為中共所策動，何以他當時根本不知道有謝雪紅其人？

在1948年5月，金堯如在香港見到謝雪紅時，才知道謝雪紅是1928年在上海參與建立台灣共產黨時，由於台灣尚屬日本統治，台共逐漸轉入日共的革命活動軌道，謝雪紅在台灣的活動與中共毫無聯繫，後來中共自吹領導起義有功是自欺欺人。

關於二二八，謝雪紅對金堯如說：「當時在群眾運動中，事起倉卒，發展得迅猛，誰也沒料想過。我們身不由己，只恐落後於群眾運動。一旦捲入之後，便像投入海浪中跟著翻騰了。尤其是，當時混入二二八起義的人群中，帶頭起哄、聚眾鬧事、打打搶搶的，後來據善良的老百姓報告，多數是日治時代的地痞流氓、光復後的無業遊民。殺害外省籍的公務員、打劫外省籍的同胞主要是這兩類人。還有第三類人是戰時參加日軍的復員軍人，他們會指揮，又會用槍械。這三類人合起來，在廣大善良的群眾中卻變成先鋒和主力。我們根本管不到啊！」

謝雪紅接著說: 「這三類人背後，還有一種人，是日治時代的既得利益者，有野心的政客、地主中的土豪劣紳份子。他們能操縱前三類人，指使他們造反、鼓勵他們暴亂，好讓他們同省政府、市政府討價還價，要官要權要利益。對這一種人，我們怎麼辦呢？我們只好一面同他們敷衍面子，一面設法奪取起義的領導權。我組織熱血青年奪取武器、衝市政府，其實是想把局勢控制在我們手上，把領導權奪取過來。但是，誰料到不知不覺走上了城市暴動、奪取政權的左傾盲動道路了。

老金同志呀！在這個地方(香港)，我現在可以告訴你，我謝雪紅，或者講我們台共同志們，根本沒有取得領導權、掌握領導權啊!那裏談得到好好領導、正確領導？你所說的陳儀的省市〈處理委員會〉，我們何嘗不想到用呢？但國民黨省市政府談判的對象是過去的政客，是地方紳士，是有實力的土豪。這些人都擠進〈處理委員會〉裏去，那有我們的座位呀？想利用也沒有機會。一句話，領導權不在我們手上，而是在三類人的背後那一種人手上! 這就是事情的真相。當然，我不是說那些〈處理委員會〉中全是這類人，其中也有不少台灣同胞中的菁英，卻受到(處委會的)冷落、排斥，以至受到迫害。」

「等到國民黨大軍一鎮壓，我和一些台共同志便不知如何應戰。那三類人也立即潰不成軍。那些地痞流氓、復員台兵，他們跑得快、躲得好。只有那些有野心的，想在政壇上混水摸魚的政客和紳士，老的跑不動、年輕一點的自以為有靠山跑得慢，於是被殺的倒不少。這些善良的有志青年，像我組織起來的那許多人，犧牲很重。有不少還為了掩護我撤退、逃亡而犧牲的。我認識到武裝鬥爭搞早了、搞錯了。」

共產黨在二二八是隨後跟風，日系的謝雪紅是領頭人物，順勢組成了「二七部隊」，僅在台中的局部山區軋了一角，對全局而言只是小配角。二二八與中共無關，中共說二二八是他們領導的「反蔣民主革命」，這與他們說對日抗戰是毛澤東領導一樣，是中共一貫自我吹噓的宣傳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