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寫到：

「古老的革命的烏托邦，法西斯的或共產主義的：沒有秘密的生活，其中公共生活與私生活混為一體。普洛東珍愛的超現實主義夢想：沒有窗簾的房子，人們在眾人眼皮底下生活。啊！透明的美！這一夢想唯一成功的實現：一個完全由員警控制的社會。」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我講到了這些：普羅紮卡，布拉格之春的重要人物，在一九六八年俄國入侵之後，變成一個受高度監視的人。他那時經常和另一個知名反對派雪尼教授往來，喜歡和他喝酒聊天。他們所有的談話都被秘密錄音，我懷疑兩個朋友知道此事但毫不在乎。可是有一天，在一九七零年或是一九七一年，員警想破壞普羅紮卡的名聲，把這些談話用聯播形式在電臺上披露。從員警方面這是一個大膽的前所未有的舉動，而且事實令人吃驚；它差一點兒成功；一下子，普羅紮卡已經名聲敗壞：因為，在知己之間，人們什麼都說，說朋友壞話，說粗話，不正經，開低級玩笑，重複，用極端的東西震驚對方來開心，表露公開場合不能承認的異端思想，等等（普希金在《友誼》一詩裡寫道：何謂友誼？酒後輕易的烈焰，／說人壞話的自由會談，／懶散和虛榮心的交換，／或者就是遮羞的情面。「——引者）。當然，我們都有像普羅紮卡一樣的行為，和知己在一起時，我們詆毀我們的朋友，說粗話；在私下與在公共場合不同是每一個人的最明顯不過的經驗，正是在這一經驗上建立著個人的生活；奇怪的是，這種顯而易見卻仍然好象不被意識、不被承認，不斷地被玻璃房子的抒情夢遮住，它很少作為一種應該被捍衛的價值而被理解。所以人們只是逐漸地（因而以更大的憤怒）意識到真正令人髮指的並不是普羅紮卡放肆的話，而是對他的生活的強姦；他們意識到（仿佛是受到震撼）私生活與公共生活是本質上不同的兩個世界，尊重這一不同是人作為自由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分離這兩個世界的帷幕不可觸摸，摘除帷幕的人是罪犯。由於摘帷幕者服務於一個被憎恨的制度，這些人便一致被視為尤其令人鄙視的罪犯。」

切莫以為，昆德拉譴責的只是為共產制度服務的摘帷幕者；他對自由社會中出現的類似行為同樣表示反對。昆德拉告訴我們:
 

「從這個佈滿麥克風的捷克斯洛伐克到了法國，我在一本雜誌的頭版看到了布雷爾（著名歌手）的一幅大照片，那時他的癌症已經惡化，在治病的醫院門口他受到攝影記者的追逐，他用手遮住自己的臉。突然間，我感覺碰到了同樣的惡，使我逃離自己國家的正是這個惡，普羅紮卡的談話用廣播發表與一個即將死去的歌手遮掩自己的面孔，這在我看來屬於同一世界；我想，透露他人的隱私，一旦成為習慣和規則，便使我們進入了一個時代，它的最大的賭注：個人或脫生或消失。」

蘇俄異議人士、邏輯學家、社會學家兼小說家亞力山大·季諾維耶夫（Alexander　Zinoviev）感慨說，我越來越相信，許多批評家對人情世故大加譴責，說人情世故是虛偽，這種指責其實是不對的。一個人在公開場合與私下場合的表現不同，這通常被視為虛偽，「但它並不只是虛偽，或者說，它常常不是虛偽。它也可能是良好教養的表現，那是一個人防止被侵犯的自衛性社會手段之一。它是一種自我控制的能力，離開了它，任何正常的人際關係都不可能存在。」

中國有句老話：「百善孝為先，論心不論跡，論跡貧家無孝子；萬惡淫為首，論跡不論心，論心世上少完人。」這話很有道理。有些事，我們應該論心不論跡；有些事，我們應該論跡不論心。對他人的尊重，處事公道，就應該論跡不論心。

西方神話裡的正義女神（也叫司法女神）為什麼蒙上雙眼？就是讓司法者無視當事人的面貌和身份，不論其地位高低貴賤，也不論其與自己親疏遠近，無差別地一視同仁。這就是說，如果能看到、能知道當事人的面貌身份、地位高低以及和我們的親疏關係，即便是神都難免會有私情有偏心，很難一視同仁的。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司法者不可能被蒙上雙眼，但那並不意味著不可能有公正。我們稱讚包公辦案公正，不徇私情。那未必是包公沒有私情。一個人要是心裡邊一點私情都沒有，那恐怕不是聖人而是怪人。我們稱讚包公，就是稱讚他在辦案時不以私害公，出以公心。一個公道的人，不是心裡無私情，而是在處理問題時能把私情放下，秉公而斷。

回到愛因斯坦的問題上來。

日記是最私人性的寫作，比私下談話和私人信件更私人性。當然，日記也有很多種，有的日記是流水帳，是大事記。有的日記是懺悔錄，一日三省吾身。寫這種日記的人，有的本來就是準備給別人看的。愛因斯坦的日記顯然不屬此類。愛因斯坦寫日記是記錄下他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純粹是給自己寫的。把這種日記裡的話拿出來當作評判他的根據是最不應當的。

人到外國旅遊，免不了會對那裡的人情世態有某種概括性的描述，這種描述，倘若上綱上線起來，大多都可以扣上種族歧視的帽子，不是正向的種族歧視就是逆向的種族歧視，可見我們不能輕下斷語，要注意到程度上和性質上的差別。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中國人並不認為《愛因斯坦旅遊日記》中的那些話就是對中國人的種族歧視。

關鍵在於，愛因斯坦的那些話只是寫在他的私人日記上的；而他在公開言論中說中國人「是一個勤勞的，在奴役下呻吟的，但卻是頑強的民族」。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軍隊侵佔中國東北三省，愛因斯坦一再向全世界各國呼籲，對日本採取嚴厲的經濟制裁；1932年，陳獨秀在上海被捕，1937年，為聲援被國民黨政府拘捕的7位主張抗日的知識份子「七君子」，愛因斯坦都曾聯合羅素、杜威等英美知識文化界知名人士表示聲援。另外，愛因斯坦還直言不諱地批評過白人的種族主義，發表過反種族主義演說，參加過美國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NAACP），等等。如此說來，愛因斯坦當然是一位人道主義者，當然不是種族主義者。

談到種族偏見，種族偏見是最常見的一種偏見。如果我們對人類社會持一種清醒的、現實的態度，正視人性的種種弱點，我們就不能不承認，要讓世人徹底消除種族偏見幾乎是不可能的——想想你自己和你的朋友有幾個能做到。一個人，只要他在公開的言論和行為中做到了尊重他人，承認他人的平等權利，那就夠了。如果他還能對種族歧視的現象公開反對，為種族平等大聲疾呼，那就更好了。至於他在私下裡是怎麼想的，例如在私人日記裡寫過些什麼，那其實和我們的生活沒有關係。要我們大家都從內心深處消除種族偏見，「狠鬥私字一閃念」，雖說有益，但並無必要，況且也不可能。不要說這是偽善。正如尼采所說：「一個人，若總是一個樣的偽善，到頭來就不算偽善了。」難道不是嗎？

※作者為《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

「小說」的英文是 “fiction” 或 “novel”，前者的原意是「虛構」，後者的原意是「新穎、新奇」。「小說」是為達到某種新穎的、藝術的意境，而由作家虛構故事；至於虛構的靈感與素材，可能來自親身經歷，也可能自大量涉獵典故、報導、其他著作。

根據著作（work）的主觀杜撰程度，相對於客觀考證的程度，可以約略分為：小說、報導文學、學術論著。他們的「改編」幅度是分佈在連續的光譜上，左端的「改編」程度高，右端則是不允許「改編」。如果學術論著進行改編（adaption），則具有篡改（falsification）或造假（fabrication）的嫌疑。

「 你沒有辦法去相信任何一個人的文字和為人，覺得世界上沒有什麼是可以相信的。」（取自林奕含臉書）

林奕含覺得世界上沒有什麼是可以相信的！

薩依德（Said, 1935-2003）堪稱是20世紀末最活躍的知識分子，他的著作影響西方人對中東世界的認識，而且，薩依德和阿拉法特（Arafat, 1929-2004）都是巴勒斯坦建國運動的活躍分子。薩依德也是一位樂評家、歌劇學者和鋼琴家。然而，林奕含曾經表達過如此的陳述：

藝術它是否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我永遠都記得我第一次知道奈波爾他虐打他妻子的時候，我心中有多麼地痛苦，我是非常非常迷信語言的人，我沒有辦法相信一個創作出如此完美的寓言體的作家會虐打自己的妻子，然後後來我讀了薩依德的《東方主義》，薩依德在書裡直接點名奈波爾，說奈波爾是一個東方主義者，當然後來我又讀了薩依德自傳，又讀了其他人的書，其他人又點名薩依德，說薩依德是一個裡外不一的小人。就像剝洋蔥一樣一層又一層，你沒有辦法去相信任何一個人的文字和為人，覺得世界上沒有什麼是可以相信的。

關於奈波爾（Naipaul, 1932, 諾貝爾文學獎2001年得主），維基百科呈現如此的說明：奈波爾承認虐待妻子，又經常有情婦，甚至承認可能因此而促成妻子的死亡。奈波爾經常在倫敦街頭找應召女郎，也在1972年開始迷戀已婚英裔阿根廷女子瑪格麗特莫瑞…卻又不諱言需要妻子幫助他編輯書籍。妻子去世之後兩個月，奈波爾又拋棄情婦，另娶了娜迪拉奈波爾，一位離過婚的巴基斯坦女記者。

薩依德著作等身，YouTube也提供許多關於他的演講、訪問、評論，他最著名的三本書是《東方主義》、《巴勒斯坦的問題》與《知識分子論》。所謂「表裡不一」的薩依德，維基百科都沒有提供說明，我說明如下。

薩依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翻譯（劉任昌提供）

薩依德是一個裡外不一的小人？

在1999年8月26日，華爾街日報刊出一篇標題為〈巴勒斯坦的假先知〉（The False Prophet of Palestine）的評論，「假先知」指的是薩依德。這篇評論是摘錄在1999年9月出刊的《評論》月刊文章，該文章使用更尖銳的標題〈薩依德聲稱的「我的美麗就房子」和其他的造假故事〉（“My Beautiful Old House” and other Fabrications by Edward Said）。

它是一篇調查報告，作者是知名的猶太律師維納（Justus Reid Weiner），英文版維基百科有提供維納的簡略介紹，更說明維納揭發薩依德涉嫌說謊、杜撰回憶錄的事件。

調查報告歷時3年，訪問85位相關人士，更查閱各種官方、工商，甚至電話簿等文件，目的是為找出薩依德關於自己童年記憶的杜撰成分，尤其是要反駁他聲稱被以色列軍隊驅逐，從此在國際間顛沛流離的難民身分。

薩依德在1978年出版的《東方主義》，和1979年出版的《巴勒斯坦的問題》，之所以引起文化界、政治界、新聞界重視，和他生平故事有絕對的關係。所以，調查的目的明顯是要動搖薩依德本人與其著作的威望和正當性。就在調查進行的過程中，薩依德也在接受訪問的過程中提起，說有人雇請律師調查他。

至於後來的發展，一篇2014年的學術論文（作者是猶太人Bogdanor）如此描述：當薩依德的欺騙被揭發時，薩依德憤怒的同時，也盡快改寫他尚未完成的回憶錄，以符合事實；但薩依德沒有被這個醜聞衝擊，他的生涯沒受到影響，美國的文學菁英界也沒有給予譴責。

薩依德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