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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戰略與一帶一路的形成 (一)
2016/05/21 11:02:42瀏覽165|回應0|推薦0

 

「十八大以來的習近平」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台灣戰略研究學會
協辦單位: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補助單位: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時間:2016年5月14日(六)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 科技與工程學院3樓會議室

 

摘要
 中國有關「一帶一路」的形成並非即興之作,必須考慮執行上的可行性,在深思孰慮的過程,是無法脫離國際趨勢分析,也就是對於國際環境認知的判斷,大陸學者文揚將「一帶一路」定義為「基於發展主義的,中國主導的世界體系。既然一帶一路是中國面向國際體系所提出的願景,那一帶一路又如何透過國際環境的理解,認知這個規劃與
行動是可行的呢?

其實,一帶一路是從中國的「北方外交戰略」,以及「南方外交戰」擴展而來。北方外交戰略是以大國推動,並以安全為主要思考而出現,例如上海合作組織與六方會談,是中國推動北方外交戰略的主軸。南方外交戰略則是以經濟的思考為優先,包括博鰲亞洲論壇、中非合作論壇等。

本文就是以中國的北方外交戰略、南方外交戰略為主軸,分析中國建構一帶一路的地緣政治與經濟戰略意涵,讓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政經戰略,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解釋。
 

關鍵字:一帶一路、中國戰略、中國方外交戰略、中國南方外交戰略、國際戰略 

壹、前言   

1992年鄧小平巡視廣東、珠海、深圳等地,作了南巡講話並指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與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人民網,1992將市場資本的手段性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思想做出分化,並向市場經濟做出經濟發展的調整。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表示改革開放與國際形成接軌。WTO是國際經濟組織,是一種國際經濟制度,這也因應了中國將加入國際體制,符合中國國際戰略以制度主義[1]作為主要手段,以加速中國自身的發展。

作為國際成員,對於國際組織的機制與規範是採取適應、改變或是創新其機制與規範,則是隨著國家綜合國力的增長,與國家利益的需要,進行角色與行動的選擇。中國學者門洪華認為中國的大戰略是「強調國家利益的國際性,強調中國崛起背景下國家利益(特別是國際利益)拓展的重要意義;強調主動性,要求把握國家實力基礎之上的戰略主動權,為國家戰略利益的擴展服務。」(門洪華。200541-42。) 國家利益是不能離開國際體系、不能忽略國家崛起因素,拓展國家利益必須計算自己的實力,講求整體行動與主動權力的掌握。

WTO組織的加入是一種適應,但在20139月習近平訪問中亞五國,在哈薩克提出「路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20153月中國三單位聯合發布了[2]《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一帶一路路線圖,(新華社,2015。) 便是通過國家發展戰略,[3]運用創新與改變,作出新的國際機制與規範的發展。「一帶一路」是在中國崛起的背景、國力增長的現實、國家發展需要下,具有主動性質的國際戰略佈局。

貳、一帶一路形成的國際戰略背景

「一帶一路」並非即興之作,必須考慮執行上的可能性與可行性,在深思孰慮的過程,是無法脫離國際趨勢分析,也就是對於國際環境認知的判斷,大陸學者文揚將「一帶一路」定義為「基於發展主義的,中國主導的世界體系。」(文揚,2016)既然一帶一路是中國面向國際體系所提出的願景,那一帶一路又如何透過國際環境的理解,認知這個規劃與行動是可行的呢?

    歷史是連續的,時代則可能因創新而形成斷代,歷史與時代的關係就是繼承、發展與創新的調合組成,具體的發展歷程,必須回顧中國對外戰略主張與當前變化中去理解。

一、毛、鄧時期的國際戰略發展

這個階段是從1949年共黨建政至1997年鄧小平過世,歷經冷戰與冷戰後的時代背景,以主政者來說是毛澤東與鄧小平時期。

(一)一邊倒、兩個中間地帶、一條線、一大片、三個世界觀、大三角關係

中共建政年代,國際已經形成兩級分化世界,其分化的根本在於民主與共產思想的差異,作為一個以共產主義為宗的政黨,中共加入前蘇聯的同盟體系,並喊出「一邊倒」向蘇聯的外交政策,乃是趨勢所使,並視為聯蘇抗美階段。

1960年代蘇聯企圖控制中國,造成中蘇交惡[4],中國展開反修與反帝併行戰略,腹背受敵之下,走向「兩個中間地帶」以拓展外交關係,視為獨立自主,自立更生階段。同時間美國深陷越戰泥淖,急欲脫困,69年中蘇爆發珍寶島衝突,形成美中靠攏機會,造成季辛吉與尼克森訪中。19731974年分別向季辛吉(美)、大平正芳(日),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戰略[5],主要的目標是「聯美遏蘇」。70年代「不結盟組織」反對大國壟斷國際事務,1974年毛澤東在「兩個中間地帶」基礎上,提出「三個世界」[6]的論斷,並認為中國是屬於第三世界的國家。

大三角關係,是指中、美、蘇三角關係,中國是最弱的一環。毛澤東在思考國家生存戰略,是將美蘇對峙視為主要矛盾,並從蘇美之間的權力消長變化,與兩者之間攻防角色轉換中,找到自己的統一戰線位置。聯蘇抗美,聯美遏蘇,不結盟的第三世界,都具備三角模式分析的條件存在。

毛澤東的國際戰略分析視角,不但獲得外交拓展,也留下了許多經驗,如主要矛盾的判斷、自我中心意識的掌握、獨立自主與自立更生的自覺、大三角關係之外的國家聯合,結盟對國家戰略行動的牽制等,至今仍被保留著。毛澤東的國際戰略簡化的說是「用自己的地位,用自己的語言,用自己的行動,爭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二)鄧小平「和平與發展」戰略的建立

1977年鄧小平主政之後,冷戰進入另一個高潮,對於國際戰略環境的判斷,仍立足於「大三角」作為分析的焦點。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中美建交的背景下召開,會中強調「國家的中心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高金鈿主編,2001年)「大戰不可避免,並且迫在眉睫,轉變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但可以推遲。」(高連升主編,1997)事實上,國家經濟發展需要一個和平環境。鄧小平「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本國來說,是要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7]。這不是假話,是真話。」(鄧小平,1988和平與發展成為鄧小平重要的戰略觀點,替代了毛時期的戰爭與革命的國際形勢判斷。

198810月鄧小平指出「世界由兩個大國主宰的時代已經過去,未來的世界是一個多極化的世界,這裡邊包括中國、日本、西歐和其他好多國家集團。」(蘇曼洋主編,2001鄧小平並強調「世界上現在有兩件事情要同時做,一個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一個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鄧小平。1993283)他還認為「發展問題是當代世界的核心問題,人類社會走向和平與發展的根本之路,是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而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形成,又必須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8]基礎上。」(柳建輝,1989

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中共受到國際制裁,隨之而來東歐民主化運動與蘇聯瓦解,美國形成獨霸的單極體系。198912月中共召開十二大會議,針對國際局勢的發展,提出自己的原則。「(一)三大任務的提出。[9](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三)放棄以蘇劃線、以美劃線的傾向。(四)糾正以意識形態定親疏。(五)不結盟政策的確立。」(董振瑞,2014

對於被西方國家制裁與美國的獨強,鄧小平在外交事務上,顯得謹慎,首先針對制裁問題,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10]對於第三世界國家要求領導的問題,他說中國永遠都站在第三世界一邊,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也永遠不當頭。…還是要有所作為。作什麼?我看要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11]對於中國發展問題時,他說「我們再韜光養晦地幹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個較大的政治力量…。」[12]把這些話語連串之後,便成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絕不當頭」的指導說明。

鄧小平的國際戰略內含,有傳承的,包括大三角、外交五原則;有轉變的,和平與發展道路、經濟中心的國家建設;有發展的,包括多極化的世界、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構成新時期的對外戰略方針。

二、國際戰略「新論述」時期 

戰後國際關係理論從權力研究轉變成安全研究。安全研究的認知從傳統安全擴大為「傳統與非傳統安全」的綜合發展。1997年江澤民主政時期,提出新安全觀的主張,一方面將國家安全話語接軌國際政治環境,二方面還可以抵禦衝突與對抗冷戰思維[13]

新安全觀的提出,是透過「上海五國」關係的實踐,獲得成效後的拓展。透過區域與國際組織活動,將其概念與方法進行宣揚,並結合外交實務,實踐安全戰略行動(包括發展安全)。

2002年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對新安全觀提出完整的論述,「我們主張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各國政治上應該相互尊重,共同協商…;經濟上應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文化上應相互借鑑,共同繁榮…;安全上應相互信任,共同維護,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協作的新安全觀。」江澤民,2002由這段話的表述,可以獲得幾個觀點:

(一)沿襲鄧小平所強調建立新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的主動性不變。

(二)從中國的視角來看,政治、經濟、文化、安全要素都包括了,實為整體的安全觀念設計,中共稱之為綜合安全觀。

(三)新安全觀是共同的、互利(雙贏)的、協作的,可以適應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活動,在層次上全球性質的事物可聯繫聯合國集體安全;區域性組織則建立共同安全關係;再次則與大國關係、周邊國家關係、第三世界關係的協作安全的建立等。以實現多極化、多邊化、國家間新關係與新秩序的創造。

2003年胡錦濤執政後,鄧必堅在博鰲論壇提出「和諧世界」的論述,本意是針對「中國威脅論」的辯駁,強調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和諧世界有系統闡述,是胡錦濤在20059月的聯合國高峰會中提出,簡化的說「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權力;加強不同文明的對話和交流;應該以平等開放的精神,維護文明多樣性,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協力構建各種文明兼容並蓄的和諧世界。」(胡錦濤,2005)將和諧世界的態度與外交行動聯繫,其內容整合了周恩來的「和平共處五原則」與新安全的「四個核心」概念,形成和諧外交的政策。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進行執政總結,提出「中國將繼續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堅定不移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胡錦濤,2012

習近平上台之後,對於新安全觀,走出了兩條路,一條是延續江澤民、胡錦濤新安全觀道路,這包括了,「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和平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選擇;(與美國)共同努力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與歐洲共同打造中歐和平、增長、改革、文明四大夥伴關係;對非合作要講「真、實、親、誠」,強調中非合作的互利共贏性質;對周邊外交,就是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突出體現親、誠、惠、容的理念這四字箴言。」(習近平,2014

第二條路便是2014415日至28日第一次國家安全會議所提的「總體國家安全觀」,他說「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託,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沈丁立,2014

習近平的國際戰略是聯繫著國內政治的治理,三年執政下來,王逸舟的觀察,給出七個關鍵詞[14]來描述習近平的國內外的戰略觀點。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提出在海洋強國的同時,也提出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此產品便是「絲綢之路」的推動,進入全球化戰略之林。

由中國國際戰略發展歷程的簡述,可以獲得哲學與實踐兩個面向的分析。從哲學上來看,中國的國際戰略是突出國際社會的觀點,以歐洲安全研究的「語言行為哲學」的主體間性,作為國家戰略行動的起始,進行國際政治與經濟環境的塑造,是屬於社會建構主義觀念的實踐,但行為者的基礎單元仍是以國家為首要。這也是熊光楷所說,「互信是基礎,互利是目的,平等是保證,協作是方式。」(熊光楷。200321)的意義所在,也是中共傳統的統一戰線思想的延續。這樣的觀點,對應美國運用傳統安全及冷戰的權力平衡手段的政治思維,形成了差別性。

在實踐上,則可以明顯的看到以下歷程的轉向,由戰爭與革命向和平與發展轉變;由國內經濟的韜光養晦轉向有所作為(積極進取)的整體對外戰略活動;由自我為中心轉變為雙邊與多邊主義的發展;從結盟到不結盟到夥伴關係建立;由傳統國家安全觀到新安全觀再轉變為總體安全觀的擴張;由意識形態轉變為國家利益觀的實現;由自立更生轉變為融入國際體系的作為;由國家、區域的視野轉變為全球發展的高度。

参、南向、北向外交的開展

中國的外交活動是一個不斷延續的過程,從1990年代中期提出「大國外交」以後,中國的外交戰略即透過「論壇外交」和「訪問外交」,逐步從「輸出革命」轉向「輸出利益」的方針發展,不再強調輸出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改由在「互助合作」的基礎上,建立起「平等互惠」的目標,讓中國與各國可以共享國際經濟利益的分配原則。

論壇外交」本質上是建構各種不同的「論壇」,在各國進行雙邊或多邊對話,並在不做出聯盟底線,進行決議與外交關係的發展,讓中國在外交上所堅持的「不結盟政策」的堅持與外交關係的增進。

而「訪問外交」則是由中國各個國家領導人,分赴各國進行雙邊的訪問,強化中國與各國的外交關係。中國就利用這兩種外交操作模式,逐步在國際社會建立起它的影響力。中國採取的這兩種外交操作模式,依據他們活動路線圖,又可區分為「北方外交戰略」與「南方外交戰略」兩種不同的模式,以下本論文將對這兩種模式繼續深入分析。

(待續二)
 

( 時事評論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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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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