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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2/30 21:39:59瀏覽142｜回應0｜推薦0 | |
本文發表於「第六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上海台灣研究所、復旦大學台灣研究中心 舉辦時間：2016年12月23日 舉辦地點：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 英國牛津大學教授提摩西‧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在其《事實即顛覆》著作中，說到，「自從影響深遠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來，與任何十年一樣，在這段時間內，美國的政策改變了世界。不過可惜這次主要是向更糟糕的方向改變。此外，我大膽的猜測，由於非西方國家的崛起，美國自身深陷金融困境，美國將無法向這十年一樣塑造下一個十年。」[1] 他這段語詞中有三個要點，一是二次大戰以來美國政策影響全球，二是布希總統以降，美國政策實踐(全球反恐戰爭)產生了不良影響，三是中國崛起美國無法塑造下一個十年改變世界的政策。賈頓艾許的陳述，美國戰略學家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也提出相似警告。[2] 這三個要點對於我們討論外交戰略的理論與實踐，具有相當大的啟示作用。首先，美國政策影響全球，表示美國對於國際政治發展具有主導作用，國際政治分析實質上是分析美國政策實踐後的國際現況，而美國的國際政治理論具有貼近性的優勢，其理論思想的傳播容易形成主流；其次，未來塑造世界的戰略行動，美國需要將中國納入成為一項要素。這兩個趨勢推斷，指出了理論與實踐主導權與國家影響能力正相關，而未來國際政治領域再變化過程，中國必然參與，且具有一定的身份與角色。 壹、對中國國際關係學發展的認識 1978年後，鄧小平將視野聚焦於「和平與發展」意向，對內強調經濟改革，對外主張開放政策。知識領域的開放逐漸被打開，「知識」引入成為開放中的重要組成，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隨之進入大陸學界。 國際關係理論是國際關係學內容之一，俞正梁認為「國際關係學的研究，可分為史、論、現狀三部份，…三者有機交融，構成了國際關係學。」[3] 史、論、現況的研究中，理論是比較弱的一環，引進西方理論成為不可或缺的途徑。觀察大陸出版的國際關係著作，除了美國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外，還拓展至歐洲國際關係理論向社會學與語言學轉向的議題研究。 中國大陸學術思想開放的時點，仍處於冷戰時期，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為當時的主流理論，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自然吸引較多的觀察，並進行全面研究與理解。以「權力」為核心的論述，影響著國家內部發展的提速與外部行為的運行。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為便於學人間互動討論，概念語詞與定義的承認有易於溝通，但純粹引入吸收理論觀點，卻容易成為他國的立場與價值的認同，喪失自我的主體性。 1989年因中國內部政治事件，不符合西方國家的價值標準，隨即被國際社會制裁與孤立；1999年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及美國傲慢無禮的回應等，讓國際關係學者發現，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具有國家立場與國家利益的色彩。讓學人更清醒的見到，理論雖不等於思想，卻能強化思想的邏輯性與正當性，但思想中卻易潛藏著主體價值與觀念的基因。冷戰兩極對應與蘇聯的瓦解，美國成為超強國家，過程中尼克森主義、雷根主義、克林頓主義的思想存在，影響著「美國中心論」的理論發展，批判理論成為反思理論的重要工具。 為了能發展出中國學派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中國大陸重新重視傳統文化研究，將傳統文化中具有國際關係思想的內含物抽離整理，變成中國學派重要學理組成的部分，並在原有的馬列毛鄧思想基礎上做出融合。中國學派建設過程，還有一個學說相繼出現，也就是中國國際戰略思想。戰略思想自身更趨於主體性質、理想典型、實用主義與整合型態的焦點掌握，戰略的研究同樣面對國際環境與國家行為作為研究對象，拓展了國際關係研究範疇，卻更加具有中國思想的色彩。 貳、國際戰略與中國崛起 一、國際政治領域的另條道路─中國國際戰略思想 1988年鄧小平評推論未來的國際政治環境是多極的世界，中國在多極的國際政治環境，中國是一極，他說「世界格局將來是三極也好，四極也好…所謂多極，中國算一極，中國不要貶低自己，怎麼樣也算一極。」[4]中國積極參與新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塑造工程，展現新的國際格局樣態，鄧小平的國際關係思想，形成了中國國際戰略的起點。 面對國際環境，在還未形成中國學派的國際關係學說之前，以中國為主體行為者，採以「戰略」的視角，活躍於國際格局之中。而其背後的理論研究，實為中國國際戰略觀念轉化為行動樣態。 馮特君認為「國際戰略是一個主權國家為實現國家利益在客觀分析國際形勢和正確估量自己綜合國力的基礎上制定的對外謀略。」[5]這個定義已經展現出國家是行動者，國家利益、國際領域、綜合國力、客觀分析等五個概念語詞，其中「綜合國力」是比較特殊的要素，也與西方戰略思想，在理論上較大差異所在。綜合國力的特性，便是將內在發展戰略與外在行動戰略兩者聯繫，形成由內向外轉化能量與推動的激力，這包括了軟實力與硬實力[6]的兼籌。但這個定義並不完整，既然要實現國家利益，那麼定義中應不忽略「行動」，視國際戰略僅是對外謀略的範疇，也就僅限於巧實力部分。 國家利益可以透過國家戰略目標進行轉換，目標的實現可以以政策來表達。鈕先鍾認為，戰略與政策，實為一體之兩面，戰略對政策而言是一種思考方法，政策具有目標與行動的意義，戰略成為一種思考方法，對目標的設定與行動的選擇，具有總體與系統的思維影響；政策對戰略而言，戰略則是「政策在執行中」的行動，無行動亦無戰略可言。[7]國家對外戰略乃是國家在國際政治環境中的「政策執行」，實為國家對外的行動戰略，重心在於將知識轉化為智慧，進行判斷、力量投入分配、路徑偏好選擇的作用上。 在國際關係領域的研究，未來是否能形成中國學派，還是要回歸學派理論對現實國際環境有無具備解釋能力，但這一點卻要表現在參與國際新政治、新經濟秩序過程中，中國綜合國力是否具有較大的影響能力，進行相互輝映。 二、中國和平崛起背反性的爭辯 中國崛起，其意義有二，一方面是指中國國力的膨脹，二方面指崛起即代表戰爭。當中國的綜合國力透過發展戰略不斷的提升之後，國際間竄起「中國威脅論」的呼聲，視中國國力膨脹為一種威脅，面對這樣的國際與論，中國提出「和諧世界」並以「和平崛起」應對中國威脅論的論調。 李光耀曾經對於和平崛起有段表達，他說，「和平崛起這個字詞的第一個反應…這個字詞矛盾不通，崛起是一種令人驚詫的事。」[8]李光耀的詫異是遵從西方思維而來，崛起過程不會是和平的，歷史經驗告知，崛起更多的是與戰爭聯繫在一起的。 《21世紀的權力移轉理論》，便是分析這個事實的陳述。譚門(Ronald Tammen)理論的基礎在於權力的遞嬗，認為權力增長來自於三個要素，「人口數量變化、經濟成長、政治能力。」[9]這三個變量成為超級強權與強權之間的競逐因素，在競爭的過程，由於「崛起的國家是以生產力和/或政治能力的增加而與超級強權國家達到均勢，並依相對權力的大小，很自然的超越超級強權…」在這種情境之下，挑戰者不滿意現況時，戰爭將可能發生。[10]權力移轉是透過戰爭來完成的。作者並未提出超級強權是誰，挑戰者的強權又是誰，對照理論提出的時代背景，符合「美─中」兩者間的現況。這也是西方國家認為「中國具威脅」的根本原因。 東西方對於一個具有權力轉移能力的大國，其崛起方式有不同見解，是「和平或是戰爭」的路徑起了辯論。郭樹勇特別編輯了《戰略演講錄》，以〈中國崛起中的戰爭與戰略問題〉做導論。以崛起為主導概念，將時代區分三個時代，[11]認為和平崛起理論只能出現在第二個時代。並以這個時代做為研究和平崛起理論的時代背景與邏輯起點。其和平崛起的理論研究，從制度主義出發，在現實主義的內涵找回「實現和平崛起」的力量，這個現實主義應具有東方色彩，也就是實力之上的理念感召，從國際關係的視野觀察理論內含，兼具「理想主義(建構主義的觀念說)與現實主義的結合，…和平崛起是社會建構與強權角力的統一體。」[12]也就是建構主義語言行為的精神，及合法戰爭權力的掌握。 由郭樹勇闡述，對於和平崛起是可以借用現實主義、中國傳統思想、制度主義、建構主義，作為戰略理性的內涵，以爭鳴西方「戰爭崛起」的歷史認知與抵銷「中國威脅論」的流衍。 参、中國對外戰略的歷史進程與觀念轉變 戰略具有辯證性，行動必須掌握彈性。沃爾福斯(Amold Wolfers)說到「每個行為體所採取的手段也只能根據其與其他行為體所採取的手段的關係來衡量。」[13]手段構成事件，事件的當事方，各以其所需的反應形式出現。 1978年鄧小平提出「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特徵，其目的向內是經濟發展的遂行，向外是爭取和平穩定環境，創造出有利於國家發展的形勢。直到1989年的內部政治事件，與外部柏林圍牆拆除、東歐民主化運動、蘇聯瓦解等一連串發展，形成美國獨霸格局。以及後續的台海導彈危機(1996年)、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1999年)，引起對外關係觀念與行動的轉變。 1989年12月中共十二大會議，針對國際局勢的發展，提出自己的原則「(一)三大任務的提出。[14](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三)放棄以蘇劃線、以美劃線的傾向。(四)糾正以意識形態訂親疏。(五)不結盟政策的確立。」[15] 對於被西方國家制裁與美國獨強問題，鄧小平在外交事務上顯得謹慎，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16]對於第三世界國家要求領導的問題，他說「中國永遠都站在第三世界一邊，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也永遠不當頭。…還是要有所作為。作什麼？我看要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17]對於中國發展問題時，他說「我們再韜光養晦地幹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個較大的政治力量…。」[18]把這些話語連串之後，便成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絕不當頭」的指導說明。鄧小平的觀點直指增長綜合國力，積累政治力量為第一要務。 1996年台海導彈危機，這是一場典型的非戰爭軍事行動的較量，讓解放軍理解到中美軍事的差距，同時也憂慮「東西海陸兩面」在面對今天的科技戰爭，是難以兼顧的安全困局，此刻在西疆的外交上，成立「上海五國」組織，強調「非傳統安全合作」機制，其後在不違反不結盟的準則下，2001年轉化為「上合組織」，這是中國第一次在境內成立國際性組織，參與會員與合作議題更為擴充。這個組織對於中國西北、西南方向具有穩定的貢獻。1996年江澤民提出了「新安全觀」，將傳統安全(軍事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多元性)做出整合，形成雙軌安全發展路線。「上海五國」便是一個具有區域合作安全發展的實驗性作為。 1999年科索沃戰爭，是基於人權高於主權的理念，宣揚國際軍事干預，主張主權的弱化與對他國軍事干預的合理化與正義性。戰爭過程中國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這說明了建構主義思想中的一個事實，「國際政治的結構是知識的分配，是主體間性的理解或文化(共享的知識)，它是由觀念建構而成的，…」[19]國際軍事干預理論是一種知識分配，所謂「國家身分與利益，取決於國家所面對的互動環境」[20]則是結構塑造的結果。 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中，對新安全觀提出完整的論述，「我們主張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各國政治上應該相互尊重，共同協商…；經濟上應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文化上應相互借鑑，共同繁榮…；安全上應相互信任，共同維護，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協作的新安全觀。」[21]新安全觀的功能，一方面將國家安全話語接軌國際政治環境，二方面還可以抵禦衝突與對抗冷戰思維[22]。 在這樣的背景下，2000年後解放軍的軍事預算便見到雙位數增長，並大量投入國防科技發展，強化海洋戰略力量，將「先經後軍」轉變「經軍併舉」的發展戰略，強化了「權力備用與使用」效果；2001年加入WTO經貿組織加速與國際接軌，參與全球化的進程。為能加速東南亞經濟一體化，同時成立了博鰲論壇，以引導區域經濟的整合，轉向規則與制度領域的塑造。 其後的胡錦濤總結而成「和諧世界觀」， 2003年鄧必堅在博鰲論壇發表了《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與亞洲的未來》，展開「和平崛起」的論述與工作實踐。直到今天習近平掌政，「和平崛起」仍是國際戰略的重要核心，所不同的是國家利益維護的手段，不但進一步提升改造軍事力量，同時也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更加重視傳統安全的建設工作，以發揮和平時期的軍事威懾功能。 說明了現實主義需求仍是中國大陸不可或缺的理念。 規則、制度的互動競爭，明顯的是建構主義的思想，軍事力量的建設與和戰時期的運用，則是現實主義的重要內容組成。雙軌的對外戰略思維至為明顯。 肆、「均勢戰略」與「圈層戰略」 一、中國需要一場戰爭？ 「國家行為體的內部變化，特別是實力的變化，…最終會妨碍維持均勢國家系統所必要的均衡(balancing)。」[23]隨著中國國力的膨脹，眼見區域政治結構，將由多極轉向一大數小的格局發展，以美國為主體的區域均勢恢復，是一個急待面對的問題。 2009年希拉蕊提出「重返亞洲」的外交戰略，便是恢復均勢目的的手段。2010年中國政府正式向美國高層官員表明擁有南海主權，而且首度使用「核心利益」的字眼，表示「南海是關係到中國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所以中國決不容許他國做任何的改變。一場亞太「超越與反超越」戰略均勢的行動被開啟了。 美國在亞太的行動區分兩個階段模式，一是離岸平衡的方式，二是直接介入進行平衡建構的行動。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指出，「地區霸權的國家，在其他地區扮演著離岸平衡手的角色，…但有時這種推卸責任的策略並不可行，遙遠的國家不得不插手以平衡崛起中的國家。」[24] 為一阻中國發展國力的速度及制度優勢論的擴散；二破中國所稱和平崛起的非事實，最佳的途徑便是引發區域衝突或戰爭。 2010年天安艦事件，美國指向北韓的挑釁，欲引發南北韓的衝突，事後調查卻又難以確證；2012年日本發起購島(釣魚島)行動，打破中日長久以來對島冷處理默契，中日外交關係為之急速冷凍，東海成為了一個衝突點，但因理性的克制，並沒有引起戰爭衝突。 2013年中菲黃岩島事件，美國轉變不介入，不偏邊態度，直接介入行動，進入了第二階段的發展，鼓勵菲律賓上訴海牙國際仲裁法院，加強美菲軍事演訓，武裝部隊入駐菲國，自由航行口號進出南海水域等行動，導致南海情勢丕變。足見南海是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重心。直到2016年7月判決確立衝突昇華之際，卻又因杜特蒂(Duterte)當選菲律賓總統，及10月訪問中國扭轉了形勢，美國也因為大選暫停了挑釁式的軍事行動，重返亞洲與戰略再平衡的「戰略均勢超越與反超越」行動暫時落幕。美國重返亞洲戰略再平衡的模式，還是僅止於威懾戰略的離岸平衡手的角色扮演，中國則是在絕不先發制人的指導下，化解強壓給中國的南海戰爭。 二、平衡手的消極目標與積極目標 米爾斯海默的離岸平衡手的觀念是來自於肯尼思‧華爾兹(Kennth N.Waltz)，華爾兹從英國與歐陸歷史關係中，提出平衡手三原則，「當歐陸各國實力大致相當的時候，英國可以發揮有效作用；英國在歐陸的目標始終是消極的，因為積極的目標將促進聯盟的確立；英國必須具有至少與實力最強大的國家相等的權力地位。」[25]這裡把握的一個論點，便是積極目標與消極目標的說明，積極目標是指聯盟確立與戰爭可能(現實主義的理論)的背景。消極目標是甚麼呢？「共同的利益通常為消極的利益，即對他國的恐懼。當積極利益發生衝突時，分歧便將出現。」[26]美國若要在亞太成為離岸平衡手，亞太周邊國家的「恐懼」是美國恢復「戰略均勢」的槓桿要素，「經濟依賴中國，安全依賴美國」是「恐懼」最佳的寫照。當平衡手模式展現時，安全是消極目的的操作，然而積極利益的分歧，卻又是假想對象者反超作為的利器，譬如經濟成長與連結的深化。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加大了邊境劃界的工作，且頗有成效。習近平上台之後，對外戰略的主張，包括「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和平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選擇；(與美國)共同努力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與歐洲共同打造中歐和平、增長、改革、文明四大夥伴關係；對非合作要講“真、實、親、誠”，強調中非合作的互利共贏性質；對周邊外交，就是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突出體現親、誠、惠、容的理念這四字箴言。」[27]這些觀點自鄧小平與江澤民以來便被執行著，習近平的執政更加的全面深化，呈現出合作安全觀的路線。 那為何還能讓美國敲動「恐懼」心理，推進美國的戰略設計呢？周邊國家對中國的「恐懼」是來自前歷史的朝貢體系(天下體系)；或是冷戰時期共產主義革命輸出留存的印象；還是因為現實主義的「權力使用」與建構主義「構成性規則」的物質性施作，交叉「化盾為融」的不夠理想，影響了合作功能，形成周邊國家對中國大陸行為充滿了不確定性呢？至於是一種或是多樣的原因，是可以進一步探究。 三、中國對外的圈層戰略 國際新政治與經濟秩序，是中國交戰戰略的焦點，其主要推動的議題有三，「上海精神、國際關係民主化、新型戰略夥伴關係」。2001年「上海宣言」的公佈，在第四條「上海五國進程中形成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 為基本內容的上海精神"，…」[28]明確說明了上海精神的內涵，也是中國大陸多年觀念主張的實踐。並於2002年以「上海合作組織憲章」的形式確立下來，2002年11月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報告納入，成為中共的國際行為指導。 2005年9月胡錦濤在聯合國首腦會議中提出，「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權力；加強不同文明的對話和交流；應該以平等開放的精神，維護文明多樣性，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協力構建各種文明兼容並蓄的和諧世界。」[29]正式的由區域組織範圍推向國際全球舞台。 「國際關係民主化」的觀念是建立在為求落實聯合國基本精神，使世界各國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一方面也是為了打破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國採取過去歐美等國所呼籲的「多邊主義」作為突破口，透過聯合其他國家形成一股勢力，在國際社會中形成一定力量的發言權。將此藉由部分國家主權的讓渡，形成傳統與非傳統安全議題的共同合作空間，在增強互信、形成多邊制度的同時，追求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與紛爭的一套新制度。並透過一帶一路經濟戰略的布局與行動，向世界各區域逐漸擴散。 「新型戰略夥伴關係」概念的內涵，2006年11月在北京所舉辦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的宣言中，就明白的確立其中的意涵。「宣言」中的一條所說「中非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合作共贏、文化上交流互鑑的新型戰略夥伴關係。」[30]「並為此加強高層交往，開展戰略對話，增進政治互信；加強互利合作，拓展合作領域，重點加強在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工業、漁業、資訊、醫療衛生和人力資源培訓等領域合作，實現優勢互補；」[31]新型戰略夥伴關係的態度主張，同樣的實現於美國的關係上，稱之為「新型的大國關係」。 以上的外交戰略，由「平等、互利、互信、合作、協商、雙贏」的明確主導思想，也是為達到多樣化、多極化的國際新政治、經濟格局去建構。 可是在亞洲區域的政治發展，也讓人觀察到另外一面，中國對於領海、島嶼、南方劃界的議題上，軍事權力使用的態度，讓美國有機會敲動區域安全情勢的醞釀，而印度也產生了東向戰略行動，讓區域力量聚焦於南海區域。 從現象分析，以北京為中心可以畫出兩道圈層，第一圈層就是美國圍堵戰略中的第一島鏈，包括南韓、日本、台灣再到菲律賓，然後連接東協國家。這個圈層內攸關中國的領海、島嶼的主權爭奪，中國是寸土不讓，所以在戰略上中國是採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的觀點，只要牽涉到領海、島礁的主權問題，那麼即使動用到武力，中國也在所不惜。 第二圈層就是第一島鏈之外的廣大世界。則以1953年中國總理周恩來在與中國存在著領土糾紛的印度政府代表團會面時，第一次正式向國際社會提出的「和平共處五原則」，強調「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32]意識的貫徹，是一種建構性質的行動指南。 雖然這樣描述中國對外的戰略行動有些簡化，但也跟現象的實在貼近，同時也勾勒出一問題，建構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表現，具有「觀念─力量」、「合作─衝突」、「權力─制度」、「和平─戰爭」的矛盾性，如何在兩端光譜中，向心作好融合的工作，則是重要的工程所在。 《大國外交》主編在該書結束語中談到，「以全球視角為基礎，超越狹隘的國家利益、國家主義、國家福利和國家平等觀念，國家利益和人類共同利益相結合，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33]同時，又稱「國際系統的互動過程，…同時是一個矛盾和問題增生的過程。」[34]，這就是理想型態與現實狀態差距所在，也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反差問題。現實主義者或許會問，超越狹隘的度量如何計算，需要放棄利益或提供公共財多少呢？建構主義者或許會說，在互為主體性的互動中，構成性規則轉化為規定性規則成為現實的制度時，物質性也是不可缺乏的因素。 2014年1月24日中共黨中央正式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其職能便是將政府涉外與安全機關進行統籌，以維護國家安全工作時之協調與整合。4月15日第一次國家安全會議確立了「總體國家安全觀」，習近平表述「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託，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35]國家安全委員會，確認了總體國家安全觀，不但強調建構主義人的安全，同時也注重現實主義的傳統安全，在未來的戰略行動中，進行整體融合調配的工作。 陸、新局與敲動最敏感支點 台灣和美國相繼產生了新的領導團隊，由於對於政治發展的不同見解，而有不同於前代執政團隊的政策表現，將是一種「新型美中台」戰略行動的形成。 仔細觀察「美國重返亞洲」行動的「槓桿支點」，包括了韓國天安艦事件、日本釣魚島購島行動、菲律賓海牙國際仲裁法院抗告、與越南啟動軍售和交流、終止緬甸的經濟制裁、支持新加坡政治角色代言等，幾乎能用的國家都用上了，但其中似乎少了一個重要的支點─「台灣」。隨著第一波的「平衡策」攻勢的減弱，未來的「均勢戰略」競爭，台灣會不會被推向前檯呢？ 金一南譬喻國際局勢變化有如蹺蹺板，並指出「淡定看待國際形勢，堅持我們的發展戰略目標，…在這大的戰略目標(2050年完成民族復興)前提之下，維護我們的利益向目標前進，…」[36]但這兒產生一個問題，便是維護利益目標時，有沒有包括「戰爭」手段。 台灣具有高度敏感性。兩岸格局的描述可以借用鬼谷子的捭闔觀念說明「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納之。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捭闔者，天地之道。…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37]捭為岀納，闔為取去，大陸對台三闔一開，台對大陸三開一闔，彼此對進，必由此起。 完全執政的蔡英文政府，經過半年的執政發展觀察，並沒有接續馬英九的大陸政策，但也確實不同於陳水扁時期，所強調的「烽火外交、境外決戰、獨立公投」，蔡英文執政選擇了「內部堅壁清野，先政後經，促進內部一致化；外部非常規路線(非政府組織)，以民(間)代政(府)，強化國際政治支持」路線，內削敵力，外破封鎖，是以軟性手段達到獨立的目的。若與陳水扁時期相較，陳是「硬獨」，而蔡是「軟獨」。大陸面對台灣新型的策略路線，可有新的認識與應對方式處理？戰爭能否避免？ 華爾兹認為「戰略的制定至少是部分的服務於吸引和鞏固同盟(這一目的)。」[38]台灣政治情勢的轉變，正碰上美國新政局，川普(Donald Trump)明年(2017年)1月20日即將接第45任美國總統，從他目前的人事安排，包括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白宮幕僚長普利巴斯(Reince Priebus)、國家安全顧問弗林（Michael Flynn）、國防部長馬提斯James Mattis、中情局（CIA）局長馮‧佩奧(Mike Pompeo)。安全部門的主管名單，是相當鷹派的性格，對伊朗、中國態度並不友善，尤其將「一法三公報」列入共和黨黨綱起草人葉望輝(Stephen Yates)則是明確親台主張，也將入閣，值得近憂遠慮。 由於川普對普丁有好感，並期望在中東能與俄羅斯合作，以及安全部門的新任命官員，對伊朗有較大的批評，因此，認為川普的外交重心會放在中東。但也不能忘卻，中國崛起是美國權力政治的最大威脅，亞洲再平衡競爭，美國南海的退場不會是最終回，中國也不應該忘記，冷戰時期，美國國力衰退時，雷根政府是如何藉由戰略轉變(廣場協議、新自由主義、SDI)，振衰起敝導致前蘇聯的解體。 那新的戰略支點何在？台灣對中國大陸態度的轉向，以及川蔡通話打破中美長期以來的默契、川普承諾對台軍售交易不減、強化高階軍事人員的交流等，台灣會不會成為中美關係的槓桿，也就是高舉台灣牌，使得中美自尼克森與季辛吉年代所規範出來的中美關係與一中原則被撼動，台灣被鼓勵之後，會不會因而走險上了前檯。 系統或結構的被解構，新建構的行動將隨其後，構成性規則是依賴互動，還是運用衝突手段？和平是一種去安全化建構的過程，戰爭是否能被抑制，乃是權力使用的自我限制，其關鍵處則是對於安全利益追求的急緩性安排。當戰爭發生時，「民族復興」或將再一次陷入美國戰略設想的困局，這次的戰略支點，則可能是直接碰撞大陸主張的一中原則。 結 論 從上文論述中國大陸對外行動，包括國際接軌、經濟一體化、分享式的全球化進程，促成了敵意降低、制度融入、與新規則新組織的創建，向著新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推展，建構主義起到了積極的功能，其展現的成果，不但延續國家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和平環境，促進綜合國力增長，同時也提升了國際地位和國家影響力的擴散。讓國際社會成員發現中國大陸加入國際組織，是融入全球化重要的渠道，也是中國建構制度與規範建立新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的通道，迫使西方大國直呼中國正在改變遊戲規則，中國威脅輿論接踵而至。 2010年以來美國重返亞洲，亞洲再平衡的均勢競爭戰略，是和平時期權力使用的典範，使用聯盟和常規軍事手段的威懾戰略，成了常態性的運作方式，戰略競爭的過程中，讓國際政治分析者見到，中國以實力保障國家利益的態度也是確定的，自2000年以來，加大國家科技水平的提升，與移轉至國家軍事力量的建設也是確實的，這也是現實主義中「權力使用」的主要力量。 權力或實力是現實主義的範疇，制度規範與主體間性的互動交流，卻是建構主義的主張，對外戰略呈現了雙重主義理論的引導。但在現實國際環境中的行動，具有時間與資源的變數，圈層戰略的實踐，在以「民族復興」及「中國崛起」東西方背反的總體目標下，透過決策者智慧的戰略判斷與戰略忍耐的調配，能否避免修昔地底斯陷阱，則在於建構主義「構成性規則」過程與現實主義「權力使用」機勢的掌握，彼此之間融合運作技巧所決定。 [1]提摩西‧賈頓艾許著，于金權譯《事實即顛覆》 (台北：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2016年版)，頁25。
[2] 將恐怖主義設定為美國安全的最大威脅，就會得出三項戰略結論，「不是同志就是敵人；軍事上先發制人是合理的；以及長期盟邦可以由任務結盟來取代。…整合起來，大家會認為美國將成為一個不講理的超強。」布里辛斯基著，郭希誠譯《美國的抉擇》(台北：左岸文化出版，2004年)，頁216。
[3] 魯毅等主編《新時期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年)，頁14。
[4] 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53。
[5]馮特君著〈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是一個科學體系〉魯毅等主編《新時期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論文集， (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年版)，頁67。
[6] 黛安著〈專訪領導學大師約瑟夫奈伊巧實力：硬軟兼施的新實力〉(遠見雜誌：第269期2008年11月號) (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14565.html)(遠見雜誌網)，閱讀時間：12月7日。 [7]張明睿著《現代戰略研究之父─鈕先鍾戰略思想解析》(台北：致知學術文化出版社，2016版)，頁308。
[8]艾利森、布萊克維爾、韋恩合著(Graham Allison and Robert D.Blakwill with A li Wyne) 林添貴譯《去問李光耀：一代總理對中國、美國和全世界的深思》(台北：時報出版社，2013版)，頁32。
[9]譚門等著、向駿譯《21世紀的權力移轉理論》(台北：史政編譯局，2000版)頁20-28。
[10]譚門等著、向駿譯《21世紀的權力移轉理論》(台北：史政編譯局，2000版)頁29。
[11] 三個時代為「一是強權主權制度下大國武裝共處競爭的時代；二是弱主權制度下大國和平共處競爭的時代；三是人權制度下人類共同體內共處與競爭的時代。」郭樹勇主編《戰略演講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版)，頁2。
[12] 同註11，頁3。
[13]阿德諾‧沃爾福斯著，于鐵軍譯《紛爭與協作─國際政治論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2006版)，頁25。
[14]實現包括臺灣在內的祖國統一，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是我國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務。這三大任務中，核心是經濟建設，它是解決國際國內問題的基礎。(《鄧小平文選》第 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頁3。
[15]董振瑞著〈十二大前後中蘇大三角中的鄧小平〉。 (http://cpc.people.com.cn/n/2014/1219/c69113-26239434-4.html)(2014/12/19) (人民網)。閱讀時間：12月5日
[16] 王宇編輯〈鄧小平韜光養晦外交戰略的來曆〉。(http://news.takungpao.com.hk/world/watch/2014-08/2684791.html)(2014/08/00) (大公網)。閱讀時間：12月5日
[17] 同註16。
[18] 同註16。
[19]袁正清著《國際政治理論的社會學轉向：建構主義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版)，頁96。
[20]同註19。
[21]江澤民。2002。《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9/65444/4429125.html。(2002/11/08)(人民網)閱讀時間：12月6日。 [22] 新舊安全觀的對抗，多極與一極的鬥爭，將是一個長期與複雜的過程。熊光楷著《國際戰略與新軍事變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版。)，頁30。
[23]卡普蘭(Morton A. kapian)著，薄智躍譯《國際政治的系統和過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版)，頁68。
[24]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著，王義桅等譯《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版)，頁264 。
[25]肯尼思‧華爾兹(Kennth N.Waltz)著信強譯《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版)，頁176 。
[26] 同註25。頁178-179。
[27]《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之十：建立新型國際關係(http://cpc.people.com.cn/n/2014/0715/c64387-25281813.html)(人民網)(2014/07/15)，閱讀時間：12月6日。
[28] 《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http://people.com.cn/BIG5/shizheng/252/8356/8358/20020603/743297.html)(人民網)（2001/6/15），閱讀時間：12月6日。
[29] 胡錦濤《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人民日報2005年9月16日。
[30] 中共外交部《2006年中非合作論壇宣言》(http://www.mfa.gov.cn/chn//pds/ziliao/1179/t278867.htm)(中共外交部網)(2006/11/4-5)，閱讀時間：12月7日。
[31] 同註30。
[32] 《中國倡導和平共處五原則》(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wjs_674919/2159_674923/t8987.shtml) (中共外交部網)(2000/11/7)，閱讀時間：12月7日。
[33]唐賢興、肖佳靈主編《大國外交》(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版)，頁770。
[34] 同註33。頁771。
[35]沈丁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首次會議發出「兩大信號」〉(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416/c148980-24903427.html)(2014/04/16)(人民網)，閱讀時間：12月7日
[36]金一南著《世界大格局中國有態度》(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頁005。
[37] 《鬼谷子》第一篇捭闔。(http://ctext.org/gui-gu-zi/bai-he/zh)(中國哲學書電子計畫網)，閱讀時間：12月7日。
[38]肯尼思‧華爾兹(Kennth N.Waltz)著信強譯《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版)，頁1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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