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的習近平」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台灣戰略研究學會
協辦單位：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補助單位：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時間：2016年5月14日（六）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　科技與工程學院3樓會議室
 

摘要
 中國有關「一帶一路」的形成並非即興之作，必須考慮執行上的可行性，在深思孰慮的過程，是無法脫離國際趨勢分析，也就是對於國際環境認知的判斷，大陸學者文揚將「一帶一路」定義為「基於發展主義的，中國主導的世界體系。既然一帶一路是中國面向國際體系所提出的願景，那一帶一路又如何透過國際環境的理解，認知這個規劃與
行動是可行的呢？

其實，一帶一路是從中國的「北方外交戰略」，以及「南方外交戰」擴展而來。北方外交戰略是以大國推動，並以安全為主要思考而出現，例如上海合作組織與六方會談，是中國推動北方外交戰略的主軸。南方外交戰略則是以經濟的思考為優先，包括博鰲亞洲論壇、中非合作論壇等。

本文就是以中國的北方外交戰略、南方外交戰略為主軸，分析中國建構一帶一路的地緣政治與經濟戰略意涵，讓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政經戰略，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解釋。 

關鍵字：一帶一路、中國戰略、中國方外交戰略、中國南方外交戰略、國際戰略 

壹、前言   

1992年鄧小平巡視廣東、珠海、深圳等地，作了南巡講話並指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與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人民網，1992）將市場資本的手段性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思想做出分化，並向市場經濟做出經濟發展的調整。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表示改革開放與國際形成接軌。WTO是國際經濟組織，是一種國際經濟制度，這也因應了中國將加入國際體制，符合中國國際戰略以制度主義[1]作為主要手段，以加速中國自身的發展。

作為國際成員，對於國際組織的機制與規範是採取適應、改變或是創新其機制與規範，則是隨著國家綜合國力的增長，與國家利益的需要，進行角色與行動的選擇。中國學者門洪華認為中國的大戰略是「強調國家利益的國際性，強調中國崛起背景下國家利益（特別是國際利益）拓展的重要意義；強調主動性，要求把握國家實力基礎之上的戰略主動權，為國家戰略利益的擴展服務。」（門洪華。2005。41-42。） 國家利益是不能離開國際體系、不能忽略國家崛起因素，拓展國家利益必須計算自己的實力，講求整體行動與主動權力的掌握。

WTO組織的加入是一種適應，但在2013年9月習近平訪問中亞五國，在哈薩克提出「路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2015年3月中國三單位聯合發布了[2]《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一帶一路路線圖，（新華社，2015。） 便是通過國家發展戰略，[3]運用創新與改變，作出新的國際機制與規範的發展。「一帶一路」是在中國崛起的背景、國力增長的現實、國家發展需要下，具有主動性質的國際戰略佈局。

貳、一帶一路形成的國際戰略背景

「一帶一路」並非即興之作，必須考慮執行上的可能性與可行性，在深思孰慮的過程，是無法脫離國際趨勢分析，也就是對於國際環境認知的判斷，大陸學者文揚將「一帶一路」定義為「基於發展主義的，中國主導的世界體系。」（文揚，2016）既然一帶一路是中國面向國際體系所提出的願景，那一帶一路又如何透過國際環境的理解，認知這個規劃與行動是可行的呢？

    歷史是連續的，時代則可能因創新而形成斷代，歷史與時代的關係就是繼承、發展與創新的調合組成，具體的發展歷程，必須回顧中國對外戰略主張與當前變化中去理解。

一、毛、鄧時期的國際戰略發展

這個階段是從1949年共黨建政至1997年鄧小平過世，歷經冷戰與冷戰後的時代背景，以主政者來說是毛澤東與鄧小平時期。

（一）一邊倒、兩個中間地帶、一條線、一大片、三個世界觀、大三角關係

中共建政年代，國際已經形成兩級分化世界，其分化的根本在於民主與共產思想的差異，作為一個以共產主義為宗的政黨，中共加入前蘇聯的同盟體系，並喊出「一邊倒」向蘇聯的外交政策，乃是趨勢所使，並視為聯蘇抗美階段。

1960年代蘇聯企圖控制中國，造成中蘇交惡[4]，中國展開反修與反帝併行戰略，腹背受敵之下，走向「兩個中間地帶」以拓展外交關係，視為獨立自主，自立更生階段。同時間美國深陷越戰泥淖，急欲脫困，69年中蘇爆發珍寶島衝突，形成美中靠攏機會，造成季辛吉與尼克森訪中。1973、1974年分別向季辛吉（美）、大平正芳（日），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戰略[5]，主要的目標是「聯美遏蘇」。70年代「不結盟組織」反對大國壟斷國際事務，1974年毛澤東在「兩個中間地帶」基礎上，提出「三個世界」[6]的論斷，並認為中國是屬於第三世界的國家。

大三角關係，是指中、美、蘇三角關係，中國是最弱的一環。毛澤東在思考國家生存戰略，是將美蘇對峙視為主要矛盾，並從蘇美之間的權力消長變化，與兩者之間攻防角色轉換中，找到自己的統一戰線位置。聯蘇抗美，聯美遏蘇，不結盟的第三世界，都具備三角模式分析的條件存在。

毛澤東的國際戰略分析視角，不但獲得外交拓展，也留下了許多經驗，如主要矛盾的判斷、自我中心意識的掌握、獨立自主與自立更生的自覺、大三角關係之外的國家聯合，結盟對國家戰略行動的牽制等，至今仍被保留著。毛澤東的國際戰略簡化的說是「用自己的地位，用自己的語言，用自己的行動，爭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二）鄧小平「和平與發展」戰略的建立

1977年鄧小平主政之後，冷戰進入另一個高潮，對於國際戰略環境的判斷，仍立足於「大三角」作為分析的焦點。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中美建交的背景下召開，會中強調「國家的中心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高金鈿主編，2001年）「大戰不可避免，並且迫在眉睫，轉變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但可以推遲。」（高連升主編，1997）事實上，國家經濟發展需要一個和平環境。鄧小平說「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本國來說，是要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7]。這不是假話，是真話。」（鄧小平，1988）和平與發展成為鄧小平重要的戰略觀點，替代了毛時期的戰爭與革命的國際形勢判斷。

1988年10月鄧小平指出「世界由兩個大國主宰的時代已經過去，未來的世界是一個多極化的世界，這裡邊包括中國、日本、西歐和其他好多國家集團。」（蘇曼洋主編，2001） 鄧小平並強調「世界上現在有兩件事情要同時做，一個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一個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鄧小平。1993。283）他還認為「發展問題是當代世界的核心問題，人類社會走向和平與發展的根本之路，是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而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形成，又必須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8]基礎上。」（柳建輝，1989）

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中共受到國際制裁，隨之而來東歐民主化運動與蘇聯瓦解，美國形成獨霸的單極體系。1989年12月中共召開十二大會議，針對國際局勢的發展，提出自己的原則。「（一）三大任務的提出。[9]（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三）放棄以蘇劃線、以美劃線的傾向。（四）糾正以意識形態定親疏。（五）不結盟政策的確立。」（董振瑞，2014）

對於被西方國家制裁與美國的獨強，鄧小平在外交事務上，顯得謹慎，首先針對制裁問題，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10]對於第三世界國家要求領導的問題，他說「中國永遠都站在第三世界一邊，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也永遠不當頭。…還是要有所作為。作什麼？我看要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11]對於中國發展問題時，他說「我們再韜光養晦地幹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個較大的政治力量…。」[12]把這些話語連串之後，便成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絕不當頭」的指導說明。

鄧小平的國際戰略內含，有傳承的，包括大三角、外交五原則；有轉變的，和平與發展道路、經濟中心的國家建設；有發展的，包括多極化的世界、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構成新時期的對外戰略方針。

二、國際戰略「新論述」時期 

冷戰後國際關係理論從權力研究轉變成安全研究。安全研究的認知從傳統安全擴大為「傳統與非傳統安全」的綜合發展。1997年江澤民主政時期，提出新安全觀的主張，一方面將國家安全話語接軌國際政治環境，二方面還可以抵禦衝突與對抗冷戰思維[13]。

新安全觀的提出，是透過「上海五國」關係的實踐，獲得成效後的拓展。透過區域與國際組織活動，將其概念與方法進行宣揚，並結合外交實務，實踐安全戰略行動（包括發展安全）。

2002年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對新安全觀提出完整的論述，「我們主張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各國政治上應該相互尊重，共同協商…；經濟上應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文化上應相互借鑑，共同繁榮…；安全上應相互信任，共同維護，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協作的新安全觀。」（江澤民，2002）由這段話的表述，可以獲得幾個觀點:

（一）沿襲鄧小平所強調建立新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的主動性不變。

（二）從中國的視角來看，政治、經濟、文化、安全要素都包括了，實為整體的安全觀念設計，中共稱之為綜合安全觀。

（三）新安全觀是共同的、互利（雙贏）的、協作的，可以適應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活動，在層次上全球性質的事物可聯繫聯合國集體安全；區域性組織則建立共同安全關係；再次則與大國關係、周邊國家關係、第三世界關係的協作安全的建立等。以實現多極化、多邊化、國家間新關係與新秩序的創造。

2003年胡錦濤執政後，鄧必堅在博鰲論壇提出「和諧世界」的論述，本意是針對「中國威脅論」的辯駁，強調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和諧世界有系統闡述，是胡錦濤在2005年9月的聯合國高峰會中提出，簡化的說「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權力；加強不同文明的對話和交流；應該以平等開放的精神，維護文明多樣性，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協力構建各種文明兼容並蓄的和諧世界。」（胡錦濤，2005）將和諧世界的態度與外交行動聯繫，其內容整合了周恩來的「和平共處五原則」與新安全的「四個核心」概念，形成和諧外交的政策。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進行執政總結，提出「中國將繼續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堅定不移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胡錦濤，2012）

習近平上台之後，對於新安全觀，走出了兩條路，一條是延續江澤民、胡錦濤新安全觀道路，這包括了，「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和平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選擇；（與美國）共同努力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與歐洲共同打造中歐和平、增長、改革、文明四大夥伴關係；對非合作要講「真、實、親、誠」，強調中非合作的互利共贏性質；對周邊外交，就是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突出體現親、誠、惠、容的理念這四字箴言。」（習近平，2014）

第二條路便是2014年4月15日至28日第一次國家安全會議所提的「總體國家安全觀」，他說「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託，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沈丁立，2014）

習近平的國際戰略是聯繫著國內政治的治理，三年執政下來，王逸舟的觀察，給出七個關鍵詞[14]來描述習近平的國內外的戰略觀點。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提出在海洋強國的同時，也提出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此產品便是「絲綢之路」的推動，進入全球化戰略之林。

由中國國際戰略發展歷程的簡述，可以獲得哲學與實踐兩個面向的分析。從哲學上來看，中國的國際戰略是突出國際社會的觀點，以歐洲安全研究的「語言行為哲學」的主體間性，作為國家戰略行動的起始，進行國際政治與經濟環境的塑造，是屬於社會建構主義觀念的實踐，但行為者的基礎單元仍是以國家為首要。這也是熊光楷所說，「互信是基礎，互利是目的，平等是保證，協作是方式。」（熊光楷。2003。21）的意義所在，也是中共傳統的統一戰線思想的延續。這樣的觀點，對應美國運用傳統安全及冷戰的權力平衡手段的政治思維，形成了差別性。

在實踐上，則可以明顯的看到以下歷程的轉向，由戰爭與革命向和平與發展轉變；由國內經濟的韜光養晦轉向有所作為（積極進取）的整體對外戰略活動；由自我為中心轉變為雙邊與多邊主義的發展；從結盟到不結盟到夥伴關係建立；由傳統國家安全觀到新安全觀再轉變為總體安全觀的擴張；由意識形態轉變為國家利益觀的實現；由自立更生轉變為融入國際體系的作為；由國家、區域的視野轉變為全球發展的高度。

参、南向、北向外交的開展

中國的外交活動是一個不斷延續的過程，從1990年代中期提出「大國外交」以後，中國的外交戰略即透過「論壇外交」和「訪問外交」，逐步從「輸出革命」轉向「輸出利益」的方針發展，不再強調輸出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改由在「互助合作」的基礎上，建立起「平等互惠」的目標，讓中國與各國可以共享國際經濟利益的分配原則。

「論壇外交」本質上是建構各種不同的「論壇」，在各國進行雙邊或多邊對話，並在不做出聯盟底線，進行決議與外交關係的發展，讓中國在外交上所堅持的「不結盟政策」的堅持與外交關係的增進。

而「訪問外交」則是由中國各個國家領導人，分赴各國進行雙邊的訪問，強化中國與各國的外交關係。中國就利用這兩種外交操作模式，逐步在國際社會建立起它的影響力。中國採取的這兩種外交操作模式，依據他們活動路線圖，又可區分為「北方外交戰略」與「南方外交戰略」兩種不同的模式，以下本論文將對這兩種模式繼續深入分析。

(待續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