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朋友憂心忡忡地來找我，表達了他對少兒學習狀況的憂慮，也提出了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我並不在這個領域服務的，但卻很榮幸地聆聽了他的心聲。

追究起來，最初應該是源於大人們的嚴格要求，後來彷彿連小孩自身也幾乎被“集體催眠”，而紛紛以乾癟的數字取代知識的追求，來作為學習的最大成就與目的了。說話的朋友無奈地發現，現在的一些小學生，居然是以某一科目的考試分數作為代號，來稱呼自己班上的某位同學──“喏，不就是那個國語90分的”、“哦，那個數學92分的”，類似這般的代號，據說經常都會出現在一些小學生的對話裡。當同學的名字漸漸地被分數取代了之後，朋友覺得事態嚴重，於是當即決定把自己小孩從眾所欽仰的名校轉出來，送到鄉區的小型學校去：“我不想讓自己的小孩一直都背負著這樣的負擔，而把整個的童年給荒廢了！”他看著我，說。

把小孩從數字叢林裡抽了出來，此後除了學校的課堂學習之外，生活裡不再張貼著課外輔導課的一長列時間表，也不復在小孩放學回家之後，像趕鴨子一似地把小孩往音樂課室聲樂進修課程或繪畫班等地方載送了去，讓自己也像喪家之犬那般地在公路上奔馳與竄逃。意識到填塞教育對小孩所造成的無形負擔，這樣的一批家長，後來他們更在意的，是啟動小孩自發學習的興致。學校課業以外的學習，他們尤其注重學習的內容與品質，而避開了量化的比拼：“學習應該是基於自己的好奇與興趣，而不是為了哪個人的臉色或自己的恐懼的。”他說。

事情的最初其實應該是這樣的，由於早年的生活條件所造成的限制，一些一直覺得自己的童年有所遺憾的家長，後來便相當熱衷於讓自己的小孩來代為彌補缺憾：當年想要而得不到的，各種需要物質條件來投資的學習，後來全都給“補償”到下一代的身上了，就仿若當年花木蘭的“代父從軍”並“爭取軍功”一個樣。仿似花木蘭的“代父從軍”，但其中的根本差別是，許許多多男男女女的現代花木蘭們，他們幾乎都是懵懵懂懂地被大人給推上戰場，而不是來自個人學習上的自覺──花木蘭當年至少是自身所發動的一種孝的自覺，於是勉為喬裝地上戰場廝殺，但現代諸多的“代”字號，他們裡頭的絕大多數，往往都是基於懵懵懂懂的順從，於是馳騁在學習的戰場上，因而荒廢了童年的莫名快樂。

在教育诉求大肆“數字化”的大潮流底下，就我有限的接觸範圍而言，我知道有著為數不多的家長──通常是受過了高等教育，尤其大多是從國外留學回來的壯年世代，他們都極不願意看著自己的小孩在許許多多“莫須有”的奔忙裡葬送了童年，於是把一個小孩子理應享有的快樂，從幾乎是集體無意識的壓榨裡搶了回來，還給童年一份優遊與自在：“當年我們的父母或許沒受過多少教育，懂得的道理也不太多，但他們至少給了我們一個裝滿歡歌笑語的童年記憶。我們有了知識與學位之後，反過來剝奪童年應有的快樂，這樣似乎太不應該了。我們或許無法對抗整個社會，但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之內，我們為何不能為自己的小孩爭取他們應有的快樂呢？”他最後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