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哼，她怎麼可以對我這樣？”兩年前從中國旅遊回來之後，我向一個朋友吐苦水說。我那是告訴他，說自己在一個小城鎮的汽車站，一番好找了卻見不著回程車的蹤影，於是便就近向一個售票亭的票務員詢問。售票亭裡的女士或小姐正閑著打盹兒，聞見人聲了便把額頭稍微抬起，心不甘情不願地瞥了一眼我遞上前的車票，然後徑直把頭甩開了去，再用後腦勺以不耐煩的語氣蠻橫地向我丟下了句“不知道！”這粗暴的答話，當即讓我心頭不痛快了好一陣子：

“我不認識她，也沒得罪她呀！更何況，作為服務業者，她為什麼不是向我說，‘對不起，我不太清楚，你到別處去問吧’之類的話呢？”把這不愉快的經驗說出了後，我又向朋友抱怨說。

“哦，你那是叫‘文化衝突’吧！你想，你都不是她的顧客，跟她沒有任何利益關係，她當然不跟你來這一套人情交際啦！”朋友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癥結所在。

……

類似這般不愉快的接觸經驗，後來當然不只這一樁的。上面所說的這一次，是我脫離了團隊旅程之後，對當地社會與人情的初次接觸。在這之前，我是就自己向來的接觸經驗，認為人與人之間的言語接觸──就算是兩個完全不認識的人吧，至少都要維持一個最起碼的禮貌與修養，即使那只是很表面化的。第一次面對這赤裸裸的粗暴時，錯愕以及一種文化挫折的強烈感覺，確實讓心頭覺得很不舒服。

我說文化挫折，因為那是我們從小就被灌輸乃至仰慕的，我們的老祖宗所創造並流傳至今的優美文化。但是，大老遠回到了這文化所創出的源頭地，自己向所聽來以及習得的，似乎都使不上力了──幾乎要懷疑自己的文化粗淺而無法高攀這樣的人情境界了：這應該是文化的破壞以及質變了，當時自己是這般來寬慰自己的。後來，後來我才很“痛快”（痛心＋快意）地看了一些文化批判的書，並且從中讀到了一些苗頭。

中國文化的氛圍裡強調人情之美，這是向來像唸咒語真言般地廣為人們唱頌的。社會性十足的儒家思想，在解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時，提出了“仁”的最高標準。撇開別的義理，只就“仁”之一字來說，這其實就是“二人關係”的闡釋──推而廣之，說的就是以“仁”來概括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關係了。

以“仁”來概括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關係，這原本是沒問題的，但一旦把這社會性的思想方向往畸形的一面推衍而去的話，那麼，處處不無關係而處處溫情洋溢的美好社會，往往就會形成相當“怪誕”的一種現象：對待那些完全搭不上關係的人以“不仁”，似乎就是天經地義的事了。

就像事事物物往往都有一體兩面一般，從這個角度來細加考察，那麼，中國文化氛圍裡的人，在對待人事務時的仁抑或不仁，其實都沒有離開人情文化的根本榫頭。我們先前所接觸與操作的，就只是這種文化的正陽面。從文化批判書裡讀到這種背陰面的描述時，如若不是在人情接觸上有過切身的不愉快經驗，我多半會以為，這只是學者在書齋裡懷抱惡意地對我們的文化加以扭曲與醜化。連番經歷這樣的“文化挫折”之後，我倒是“痛快”地覺得，這原來乃是對自身所承傳的文化，抱以一種“愛之深責之切”的深層反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