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開你對「天生」與「後天」的迷惑：「後天」環境真能影響你的氣質和性格嗎？還是要宿命論的認定一切都是「天生」無法改變？

東方人合群、西方人自利，是迷思還是事實？

比較亞洲人（尤其是日本、中國人）與北美、歐洲人的心理狀態與生理機制，兩者的差異比其他任何種族還要大。亞洲人與白種人幾乎每四個位於啟動者（控制構造 基因的表現）上的基因就有一個不同。最重要的問題是，這些基因差異是否真的會影響行為、信仰或情緒？答案似乎是肯定的。舉例來說，亞洲人的酗酒程度遠低於 白種人，原因在於，亞洲人的對偶基因會干擾肝臟代謝酒精，因此亞洲人若飲酒過量會造成身體不適。

密西根大學教授尼斯伯特（Richard Nisbett）與同事發現，亞洲人通常對個人行為舉止，以及事件的來龍去脈十分敏感。與歐洲藝術家相比，亞洲藝術家的畫作與圖片，會在主體後面加入許多 物體、植物或動物。相對的，歐洲與美國藝術家會在圖片最醒目的位置，放上重要的人、動物或物體，接著才在其他位置加入少數的物體。在沒有藝術背景的前提 下，亞裔與歐裔美國大學生的畫作似乎有幾分神似。

當我們要美國與日本學生在一堆圖片中指出最喜歡的畫作時，大部分日本學生喜歡中間的物體很小，背景包含許多其他物體的圖片。另一方面來看，亞洲導演的電影喜歡將鏡頭拉遠，讓觀眾隱約看到某個角色站在街上、草地上或家中。

相反的，好萊塢導演很少運用這種場景，他們喜歡將鏡頭拉近，讓觀眾清楚看見劇中角色的臉部表情。西方人喜歡聚焦於某個單一物體，充分反應出人類在掃瞄圖片 時所產生快速且無意識的眼球運動。美國人喜歡將焦點放在中間物體，忽略背景；中國觀眾雖然焦點也是在中間物體上，但偶爾會將注意力轉移到背景的人或物體 上。

亞洲人、北美或歐洲人的自我與外界關係也不盡相同。從古希臘開始，西方社會就將個人的能力、信仰、價值觀與感覺視為首要特質。基督教盛行後，許多人開始虔 誠的信仰上帝，嚴格遵守道德標準，導致西方社會更強調個人獨立自主的文化。這種文化大概只在摩爾（_omas More）的「理想國」才會出現。18世紀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寫到，當一個人對社會無所求，那麼他將可以享受被人尊敬的感覺，當時的歐洲社會十分讚賞能夠自給自足的人。

在此同時，中國人也將社會角色以及對他人的責任義務，當成個人的核心特點。對家庭、朋友、國家與上司忠誠的價值觀優於個人慾望。為了一己之利，犧牲大眾利益或違反多數人信念的狀況，在這些文化是不會發生。群體生活是人性中最首要，也是必要的一種特質。

舉例來說，中國古代常會將罪犯與其他人隔離，關在暗無天日的地底以示懲罰；相對的，歐洲人則是選擇吊死、以石頭砸死或槍決的方式。日文中的「甘え」即是表 示一種相互依賴的感情，也就是個人需要他人協助，而對方也願意協助此人，例如老師與學生、長官與部屬，但英文則無此相對應的文字。

中文以「同志」表示同屬於一個團體，大家相互產生革命情感且不受其他價值觀支配；同樣的，英文也沒有這個詞，只有認同其他價值觀的詞語，如崇尚自由的「自由主義者」或傳道的「福音教派徒」。

中國人與日本人通常會教導小孩，要對他人的想法與彼此的互動十分敏感，他們要隨時注意行為舉止是否讓他人感到沮喪、憤怒或尷尬。日文的「本音」與「建前」 就代表著截然不同的意義。「本音」指的是一個人內心的真正想法，只能與至親好友分享；「建前」代表的是在眾人面前的客套話。

我有個日本好友曾經告訴我「建前」的經典範例：「想像在飛機上，你旁邊坐的是陌生人。你用鋼筆在一疊紙上振筆疾書。陌生人問你：『你用什麼寫字？』如果你想表現『建前』的精髓，你絕對不能讓對方覺得自己無知，所以你可以回答：『只是一隻普通的筆。』」

「本音」與「建前」的差異可從日本藝術家的心理層面看出。許多年前，我曾造訪東京美術館，令我訝異的是，竟然有許多畫作將這兩種概念展露無遺。舉例來說， 某一幅油畫上有對正在飛翔的鵝，但我們只看見其中一隻鵝的腳，另外一隻則隱藏起來。另外一幅畫上有兩個人，一個對著正前方，另一個則背對觀眾。歐洲畫家鮮 少以這種對比來創作主題。

歐洲與美國人被教導要正視自己的內心世界，不需過於理會他人想法。如果一個人私底下的個性、看法與工作場合或晚宴不同，他可能會被視為偽君子。若一個人沒有表裡如一，亞洲人大多能理解，因為人在不同時空背景必須扮演不同角色。

一位女性在家裡的角色是母親，工作上是專業人士，在宴會上可能只是位賓客。簡單來說，歐洲與美國人認為人是明確、特質不易改變、能影響他人的個體。亞洲人 則將人視為具有多重身份的角色，個人必須修正自己的言行舉止以適應團體的價值觀，因為團體中的每個人隨時都在評論他人表現是否恰當。換句話說，人常因時空 背景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現，有如一個單字會因句子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意義。

如果一個人言行舉止失當，他可能會覺得羞愧。這也是為什麼中國人與日本人覺得在大眾面前表現焦慮或沮喪，會為自己帶來莫大的污名；因此當亞裔美國人與歐裔 美國人同樣處於極大壓力下時，亞裔美國人較不願意向友人求助。做出讓家人蒙羞的事情，是令亞洲兒童或青少年感到最困擾的；至於讓歐洲或美洲兒童或青少年困 擾的是，無法達成設定的目標，因為這與他們的價值觀背道而馳。雖然這些差異與社會化有關，但也有可能是基因所引起，造成這種有趣的變化。

（本文轉載傑若米．凱根新書《真本性的影響力》，許靜予譯，大寫出版，大雁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