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政府不惜自我矮化搶搭亞投行列車，引發國人強烈質疑。何以馬政府缺乏審慎評估，便草率、急切展開加入亞投行的行動？深入分析，將會發現此舉隱含的思維，乃是馬政府一直將中國當成台灣經濟的出路。此種錯誤思維導致其中國政策愈陷愈深，走上了不歸路，嚴重損害台灣的利益。

馬政府認為加入亞投行，有助於台灣爭取所謂「一帶一路」的商機，但亞投行有意參加者眾，個個來頭不小，且皆是有所圖而來，因此馬政府顯然自認執行多年親中政策後，必然可以獲得中國當局的特殊禮遇。但是，我們要潑馬政府一盆冷水，期盼其由一頭熱的傾中政策清醒過來。這盆冷水便是兩岸經貿接觸近三十年，當初是台商佔盡優勢，如今已然主客易位，變成台商向中國搖尾乞憐，而中國卻高高在上，以施捨的姿態對台商予取予求。馬政府與中國的關係，亦大致如此。

事實上，馬政府中國政策之所以失敗，必須歸因於兩個錯誤觀念。首先，錯把向中國傾斜，當成國際參與，與全球網絡接軌。台灣以經貿立國，且無龐大的內需市場，必須與全球連結，才能維繫經濟成長，確實應該積極參與國際社會。遺憾的是，馬政府卻被意識形態矇蔽，竟然把國際參與議題，操作成台灣要向中國傾斜，掌握其崛起的商機，方可避免邊緣化。這是嚴重的扭曲。實情是我對中國經濟的參與（不論投資、人才、技術或貿易），從來都是過度傾斜，乃形成了「邊陲vs.核心」關係，早已被邊緣化了。

其次，中國無論在國內或國際市場上，已是台灣最強勁的對手。中國已經不再需要台灣的挹注，其重要的政策目標，是扶植本土產業的成長。過去二、三十年，台商參與了中國經濟發展，形成兩種類型：一是代工型台商，以出口為主；二是主打中國市場的內需型台商。前一種模式讓許多外移產業延續生命，尤以科技業為主；後者則有少數佼佼者，獨霸中國特定市場。但此兩者的成功，只對台商個人及其股東有益，卻留下台灣經濟停滯的後遺症。

尤甚者，今天中國台商的命運，就跟多數的歷史故事一樣，在幫助別人建立霸業後，馬上面對「狡兔死、走狗烹」的宿命。代工型台商面臨的不對稱競爭包括：租稅優惠被取消，工資上漲，與中國企業得到政策資源的挹注。中國尤其積極扶植科技業，如在半導體產業上，不但注入資金，更公然以國家權力介入，以反壟斷之名脅迫知名外商與中國企業合資，或將專利轉移。半導體產業是台灣產業最重要的根基，一旦被中國打倒，台灣科技產業恐將走到窮途末路。

另外，中國以資源挹注太陽能、LED等產業，不僅造成生產過剩，價格崩盤，而且在外國的反傾銷懲罰下，我相關產業更成了陪葬品。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內需型產業，中國企業一旦建立規模經濟，台商即使佔了先機，擁有高市佔率，仍不敵中國後起企業來勢洶洶。

可怕的是，兩岸經濟情勢逆轉，政治形勢亦隨之牽動。這次亞投行事件，蕭萬長在博鰲表達參加意願，卻受到習近平敷衍，蕭習會淪為握手寒暄的儀式，而中國更以國台辦層級接受台灣申請，加上中國媒體對此事的冷嘲熱諷，在在顯示台灣失去經濟獨立地位後，政治同樣受制於人。因此，馬政府必須認清一個殘酷的事實：中國已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競爭者，不是夥伴關係；而台商在中國的營運，不論做為生產基地或市場，均已陷入困局，逐漸喪失競爭力與優勢。套用太陽花學運的流行語，如今中國對台灣經濟而言，是「B>Z」（弊大於利），而台灣對中國而言，亦只存在利用價值。所以，加入亞投行根本不是台灣的重要議題，我國最迫切的目標，乃是掙脫中國的制約，積極開拓國際市場，參與美國主導的TPP，真正走向世界，才能找到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