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生動物環境裡，在管理上有一種所謂「圈養」的管理策略及方法，也可以視為是對野生動物生態一種干預行為，例如：野生動物保護區以及動物園。「圈養」就是將特定的野生動物飼養在人為控制的環境之中，被飼養的野生動物處在這個環境裡，只能在該有限制範圍內進行活動，而圈養的最終目標，乃是將該物種移回野外，可以說是該特定被飼養的動物予以重新釋放回野外前的一個步驟。　　

現在的服貿協議就是一種對於台灣產業的圈養策略。相對於野生動物圈養的「不同點」是，被選定的被飼養的產業不是較為需要被保護的對象，反而是「金融服務業」、「通訊產業」等這些台灣「較具競爭力」的「新興產業」。藉由讓這些產業能夠在福建、上海、深圳等地投資設點，然後將這些台灣較具競爭力的新興產業「飼養」在其「政治控制」的「封閉性集權體制」內，被飼養的台灣企業處在這個不透明、不開放的封閉性集權體制內，只能在其被允許的範圍內作有限制的活動，而這種「政治圈養」的最終目標，乃是將這些「被飼養後」的台灣企業移回台灣，可以說是將這些被選定的較具競爭力的台灣產業予以「政治洗腦」並返回台灣前的一個重要統戰程序。

野生動物界的圈養影響，在於被圈養的動物進行野放後，可能造成其行為上失去了原本的獵食或覓食的本能而飢餓，甚至不會躲避天敵而造成死亡。也就是說，這些被圈養而野放後的動物可能就會喪失「個別的」求生技能，很容易就因為這些技能缺乏或喪失而使該族群無法生存及繁衍後代。

而服貿協議的圈養衝擊，則在於被政治圈養的台灣企業進行移回後，除了可能造成其經營上失去了原本的競爭力或創新力而弱化，甚至被市場淘汰而消失；最嚴重的是，這些被政治圈養而被「政治洗腦」的台灣企業，不僅可能喪失其「個別的」的獲利模式，還可能對「整體的」台灣民主體制進行「長期的」的滲透工作，以及造成政治環境的「持續性破壞」。

面對這種在政治意義上具「圈養陷阱」的服貿協議，台灣人民能不正視事實的問題嚴重？能不看清真相的可能傷害？ 。（註：本文已刊載於臺灣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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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家心聲　請正視服貿協議的圈養陷阱　◆孫榮富
　　在野生動物環境裡，在管理上有一種所謂「圈養」的管理策略及方法，也可以視為是對野生動物生態一種干預行為，例如：野生動物保護區以及動物園。「圈養」就是將特定的野生動物飼養在人為控制的環境之中，被飼養的野生動物處在這個環境裡，只能在該有限制範圍內進行活動，而圈養的最終目標，乃是將該物種移回野外，可以說是該特定被飼養的動物予以重新釋放回野外前的一個步驟。　　
　　現在的服貿協議就是一種對於台灣產業的圈養策略。相對於野生動物圈養的「不同點」是，被選定的被飼養的產業不是較為需要被保護的對象，反而是「金融服務業」、「通訊產業」等這些台灣「較具競爭力」的「新興產業」。藉由讓這些產業能夠在福建、上海、深圳等地投資設點，然後將這些台灣較具競爭力的新興產業「飼養」在其「政治控制」的「封閉性集權體制」內，被飼養的台灣企業處在這個不透明、不開放的封閉性集權體制內，只能在其被允許的範圍內作有限制的活動，而這種「政治圈養」的最終目標，乃是將這些「被飼養後」的台灣企業移回台灣，可以說是將這些被選定的較具競爭力的台灣產業予以「政治洗腦」並返回台灣前的一個重要統戰程序。
　　野生動物界的圈養影響，在於被圈養的動物進行野放後，可能造成其行為上失去了原本的獵食或覓食的本能而飢餓，甚至不會躲避天敵而造成死亡。也就是說，這些被圈養而野放後的動物可能就會喪失「個別的」求生技能，很容易就因為這些技能缺乏或喪失而使該族群無法生存及繁衍後代。
　　而服貿協議的圈養衝擊，則在於被政治圈養的台灣企業進行移回後，除了可能造成其經營上失去了原本的競爭力或創新力而弱化，甚至被市場淘汰而消失；最嚴重的是，這些被政治圈養而被「政治洗腦」的台灣企業，不僅可能喪失其「個別的」的獲利模式，還可能對「整體的」台灣民主體制進行「長期的」的滲透工作，以及造成政治環境的「持續性破壞」。
　　面對這種在政治意義上具「圈養陷阱」的服貿協議，台灣人民能不正視事實的問題嚴重？能不看清真相的可能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