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學者法蘭西斯·福山曾發表過著名的預測，認為一旦中產階級在一個威權主義國家出現，他們必將要求獲得公民權，使得政權別無選擇，只能建立法治和民主上，但這一切並沒有在中國發生，恰恰相反，人們如果脫離貧困，他們會選擇富裕而非自由。

在一切向錢看的大前提下，中國共產黨以驚人的效率，將英國工業革命及網路時代，要花300年的時間，壓縮到30年完成，這樣的效率，當然要犧牲一部分人的人權，也就在是魚與熊掌不可得兼下，只能抓一樣，放一樣。

西方各國對此事不太了解，他們似乎只知道指責中國，忘記自己應當增加生產力，而不是整天指責別人。

以西方對人權的絕對要求標準而言，中國的人權當然遠遠不及格，我也不必替中國粉飾，因為事實就是如此，但我完全不認為中國的人權有問題，這是兩碼事。

我有一位學法律的朋友跟我說，人權就是寧願錯放一萬人，也不能冤枉一個好人，這話說得有些冠冕堂皇，我不知道關在古巴關塔那摩海軍監獄的恐怖分子，如何忍受中情局慘絕人寰的水刑酷刑(指使用水來造成人窒息、水中毒或是用熱水澆灌造成燙傷)。

美國的人權就是如此這般的不堪，我們同樣看到美國警察如何跪殺黑人，然而他們的高級知識分子，卻整天指著別人的人權不及格，一副大義凜然的樣子，實在很不要臉。

我們看到歐盟各會員國之間，在關稅、農業、跨國就業、領事簽證、甚至銀行利率等，都採取同一標準，仿若置身在同一個國家，這就是只要為了效率，就可以讓渡部分主權，最近法國提出要組歐洲軍，可以說連防衛自主權都讓渡了，事實上，北約就是一種主權的讓渡。

既然，國家的主權可以大幅的讓渡，何以個人的人權，為了團結，為了效率，不可以部分讓渡呢？

西方一直很在意西藏及新疆的人權，最近又加上香港，中共對此頗有些招架不住，這就是沒有底氣的表現，1989年天安門事件時，中共也是非常之緊張，深怕打開的大門又將關閉，我記得當時中共是以生存權也是人權，來擋住西方的攻擊。

在中國即將全面脫貧的當下，這個生存權是否再度管用呢？我是存疑的，以西方的定義，中國不但強大，而且已來到前無古人的地步，西方對此是觸目驚心的。

這種氛圍下，中國有必要有一個新的論述，然我迄今未看到中國的學者如張維為，金燦榮、翟東昇、陳平等人，能給一個新的說法。

所謂新的說法，就是新的論述，我前面所說的國家主權可以為了某種目的而讓渡，人權當然可以比照，這需要大量的論證，好在中國不乏人才，可以好好思考這個問題，否則就要在人權問題上，永遠挨打。

持續增長的經濟是支撐著共產黨執政的基礎，它和人民的幸福緊密聯繫，換言之，只要經濟上不來，中共的政權就要陷入危機，而經濟上不上來，則與政府效率絕對有關，這注定了人權不是中共優先關注的焦點。

我認為中國在人均所得達到3萬美元以前，講什麼人權都是白搭的，這就是機會成本，也就是為了獲得某些利益，其代價(成本)就是犧牲人權，如同美麗的女子，為了愛情，寧可犧牲麵包，嫁給窮小子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