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地檢署前日依違反《銀行法》等罪嫌，起訴慶富董座陳慶男、次子陳偉志與前執行長簡良鑑等5人，各求刑30年到20年，併科罰金共19億元；至於先前被傳出疑施壓聯貸的行政院前秘書長簡太郎等官員，全因查無不法而脫身。合成資料照片

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

慶富公司詐貸案，高雄地檢署宣布偵查終結，除起訴其負責人、董事、顧問、執行長外，卻無任一公務員被起訴。這肯定讓人難以接受，但從現行法制，尤其是圖利罪的成立要件來看，實也不意外。

就現實而言，很難想像公務員無收受利益而為人作嫁的行為，惟由於公務員受賄罪之成立，既須找到隱密性極高的收賄證據，更須證明行賄、受賄間的對價關係，就常陷入訴追障礙。故為了解決此等困境，我國《刑法》才有圖利罪，以來防止治罪漏洞的產生。

只是具有截堵作用的圖利罪，於2001年，為了區隔便民與圖利，即進行大幅度修正。除在主觀上，必須屬於確定故意，即明知違背法令，同時，行為也僅限於圖私人不法利益，更界定必須要有人因此得利，才足以成罪，並刪除未遂犯。於此嚴格的要件下，或能避免便民行為被當成是圖利罪，致可使公務員勇於任事，卻也象徵公務員圖利的成罪可能性，必然因此降低。

以獵雷艦的招標過程來說，會釀成無以挽回，且最終恐得由全民埋單的龐大損失，或可歸因於承辦官員，放寬投標廠商的財力資格及招標條件，致讓慶富公司有可乘之機。惟在《政府採購法》對此，乃授權由招標機關自行決定下，要說是圖利行為，實有違罪刑法定。至於評選委員未出席，或者某些項目特別給高分，除非能查到有收受來自廠商的金錢利益，致能以受賄罪究責，否則，就屬專業判斷之餘地，檢方自不能恣意認定其屬違法濫權。

至於慶富公司受領24億元的第三期款，雖是國防部違反預算編列，而擅自以調控方式為給付，但在《預算法》對項目流用之規定，實屬空泛與模糊下，承辦官員只要佯稱不知，甚或過往即是如此，就很難合致於明知違背法令的主觀要件。

而同樣的治罪困境，也出現於高雄市海洋局長（已卸任）為慶富公司取得興達港，找漁業署相關人員說項一事。原本，如此明目張膽之行徑，似逃不過法定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圖利重罪，卻因此案未通過，致無人得利，則於此罪不處罰未遂下，即便有清楚錄音為證，也只能望之興嘆。

去年司改國是會議期間，對於圖利罪之存廢，法務部與司法院有著尖銳之對立。惟不管未來是否廢除，從相關公務員於慶富案全身而退之結果，卻已注定圖利罪逐漸走向名存實亡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