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七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民生報四版）

一位研究生想要翻譯一篇登載在美國某雜誌五千字的文章，當他了解到：可能要花兩個月的時間來進行徵求授權及給付權利金的手續，他極可能會放棄這個翻譯意念。事實上，這種心理可能普遍存在於將來非職業的自由譯者身上。同樣的，一家出版社本來計畫翻譯一套兩百本的叢書，如果在法律上，出版社翻譯書無須經原作者授權出版社可能兩百本全部出齊。因為只要數十本暢銷大概就不必擔心賠本了，不過如果法律上出版翻譯書，須經原作者授權，並按銷售冊數計算權利金，這家出版社可能只選他認為可能暢銷的二十本翻譯出版，另外一百八十本只好放棄了。未來開放翻譯權之後，美國翻譯書的數量定會銳減，一些不太可能有利潤的學術著作，出版界可能沒有什麼興趣出版了，真正受害的是廣大的莘莘學子，和孜孜上進的勤學之士。

目前中美翻譯權談判，美國主要的著眼點是版稅，我擴政府經貿談判官員主要的衡量基準點，也在計較美方經貿的報復與我方版稅損失孰重，很少考慮到知識、文化對科技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但倘若我們在談判翻譯權沒有這種認識，只為了恐懼經貿報復，就貿然接受不合乎國際行情的條款，最後在經貿上的損失，恐怕將會更大、更長遠。

日本在一八九九年，加入伯恩公約，依一八九六年伯恩公約的巴黎補充條款，有所謂「翻譯權十年保留」的規定，凡原書發行後十年內在日本無翻譯物者，均可自由翻譯。這個規定延續到一九七○年日本著作權法大幅度修正，才告廢止。而實際上在一九八○年之前，凡十年內未在日本發行翻譯物者，均仍可自由翻譯。日本是「翻譯王國」，日本利用「翻譯十年保留」的規定，大量吸收外來的知識，才有今天的「日本第一」。

「日本第一」是以知識和文化造成的，這是我們在談判上不能忽略的角度。知識不足的新興工業地區中人，想要維持，甚至增加財富，應使其下一代有良好的學習環境。我們不要只知道蓋教室，却把書燒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