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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9 12:59:56瀏覽2094｜回應4｜推薦61 | |
| 〈三〉： 科學與邏輯無關
一般的看法都認為西方科學是邏輯化、數學化，推理思考的知識體系，我們對此仰之彌高自嘆不如之外，還妙乎其智、神乎其能，說西方人能夠「用邏輯推理與數學關係式去預測自然現象的背後定律，並且設法找到這個定律」。 陳方正博士還指出：托勒密的《大彙編》(約成書於143.AD)，建立了「從基本假設開始，通過運算以得到預測，再與之觀測比較以描述自然世界或解釋世界」的這樣一個「基本模式」。 其實，這些完全都是倒果為因的看法，事實上，西方所有的科學定律沒有一條是靠著紙上談兵的邏輯和數學發現出來的。所有的科學上的解釋，都是根據人類觀察之後所發現的自然規律，事後才用上合乎邏輯的理論來說明，再以對應的數學公式來表述而已。 也就是說，自然定律能夠「被發現」，是與邏輯和數學無關，邏輯和數學是在「被發現」之後用來解釋的工具而已，不是科學的主角也不是靈魂。 被陳方正博士頌揚為點燃西方科學之火的「新的普羅米修斯革命」，在邏輯推理上能夠無瑕可議、完美無缺的《幾何原本》，那是因為推理的所有前提，僅僅只用少許一目了然的「點、線、面、角」它們不證自明的本質來定為「公理」和「公設」，這些圖形不但是顯而易見，而且無一會失察而缺漏，《幾何原本》運用這些既正確又完全，一個都跑不掉的前提而推論的邏輯方式，當然必定是徹底完美。 實際上這種邏輯範式是很難、很難活學活用，成功地複製到科學研究的推理上，邏輯推理只要前提不完備，或者不正確，都是會錯誤百出的。 就如牛頓的《自然哲學數學原理》，這本書表面上是按照演繹推理的《幾何原本》的樣式寫的，但是其數學內容與《幾何原本》沒有多大關係，牛頓需要在數學上另闢蹊徑才能建立他的學說，事實上歐基里德的幾何還阻礙了微積分的發展。 至於邏輯，「日心說」成立之後，古希臘關於天文和物理的知識權威一落千丈，亞里士多德那一套《工具論》的邏輯觀念也備受質疑。法蘭西斯·培根（1561-1626）寫出了《新工具論》否定亞里士多德，培根認為「我們對自然的認識僅僅限於我們的觀察，以及由觀察所得進行的推論」，認為有必要通過實驗輔助人的感知，將觀察的範疇盡量深化廣化，使認知增加到最大限度，再運用理性演繹的歸納法，即「培根法」。 當時還有一位發明解析幾何，主張「我思故我在」的笛卡爾（1596-1650）提出也是演繹歸納的「系統懷疑的方法」，他還說透過不斷的懷疑可以確信「上帝的存在」，不過他的論證極為牽強。 雖然培根和笛卡爾導正了亞里士多德的偏差，然而還是未能解決邏輯的基本缺陷，那就是邏輯的前提是否能夠正確完備地羅列出來，如果這一點做不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邏輯推理的結論還是只會離開真相。 培根的《新工具論》的價值是他指出：「由於人類思維的自然偏見和弱點，所以會流於脫離真相的形上學的解釋，而非基於真正的觀察」。於是培根對人們在邏輯推理時，所存在的偏見和弱點進行了考察，他指出四種「幻象」，簡言之，即主觀成見、瞎子摸象，白馬非馬的語言岐議、盲從權威論述。 對培根掃除「幻象」的見解，我們的荀子早有更完整、更貼切的闡述，《解蔽篇》：「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心未嘗不臧(同藏)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壹；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 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同識)；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 即《中庸》所揭示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還有培養德行的篤行之)，這樣一來觀察才能達到最客觀和全面的程度，然後才有更正確的判斷力和洞察力。這是運用推理思考的知性思維來研究任何學問、考察任何問題所需要的基本工作，科學也是如此。當然，荀子和《中庸》的作者不是研究科學，所以不會想到實驗方式。 培根最偉大之處是他驚世駭俗地指出：「絕大多數的新發現是憑經驗，而不是通過運用演繹邏輯作出的」「人類主要憑藉機遇或其它，而不是邏輯，創造了藝術和科學」，也就是說一直被我們認為是產生西方科學的邏輯學，與創造性的思維根本無關。 過了三百年之後科學家才紛紛發現培根這個看法是正確的，數學家彭加勒（Jules Poincaré.1854-1912）也這麼說：「邏輯學與發現、發明沒有關係」，心理學家特羅特(Julian Rotter.1916-2014)還說：「與經驗法比較，不僅運用推理作出的新發現寥寥無幾，而且科學的發展常因以推理為依據的錯誤教條而受阻礙」。 達爾文就發現他的假說總不免要被捨棄或至少要大加修改，從他的經驗中他懂得了：在生物科學方面，演繹推理是不能信賴的。他說：「科學就是整理事實，以便從中得出普遍的規律或結論。」「我必須從大量事實出發，而不是從原理出發，我總懷疑原理中有謬誤。」 法拉第警告說：思維有「依賴於假定」的傾向，一旦假定與其它知識符合，就容易忘記這個假定尚未得到證明。 愛因斯坦後來也改變了他先前看重邏輯的觀點，直言他相信直覺和靈感，他鄭重地說：「直覺是賦予我們的神聖禮物，推理是我們的忠實僕人。但是，我們建立的社會卻把榮耀給了僕人，而忘記了神聖的禮物。」 於是出現了邏輯無用論，現代哲學家斐迪南·席勒（F.C.S.Schiller.1864-1937）發現「科學家越推崇邏輯，他們推理的科學價值就越低，這樣說是絕不過分的。……然而，使社會感到幸運的是：絕大多數科學家偉人幸而對邏輯傳統概念一無所知」。 1920年代一群哲學家、科學家和數學家等組成的維也納學派發展出〈邏輯實證主義〉，主張以感性的經驗為依據，認為傳統的形上邏輯中的命題和規範都沒有實在意義。另有一位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1902-1994）提出與「實證」的觀點相反的〈可證偽性〉，依據他的理論和準則，數學和邏輯學竟然也都是非科學的。 綜合西方人自己的經驗之談，可以說，邏輯學只不過是訓練頭腦的無用煉金術，並不能夠增加智慧，推理錯誤的機會反而大過正確。而且，那本運用邏輯推理的《幾何原本》，即陳方正博士推崇到無以復加的「推理型」的數學，也毫無能夠使人類生出先見之明的助力，賴以預測和發現自然定律，只有事後表述自然定律的功能。 因此，邏輯和數學雖然是屬於思維推理的腦力活動，但是在科學上毫無創造性的功效，僅不過是活學死用的抽象工具，根本不是科學研究和發現的活靈魂。或是像另一位著有一系列西方科學史，鼎鼎大名的清華大學科學史系主任吳國盛在2016年《什麼是科學》一書所稱的「科學的基因、種子」，開花結果出了科學這個「奇蹟」。 也就是說，西方能夠發展出現代科學，絕不是我們對之頌揚讚嘆、無比推崇的「知性推理的邏輯抽象思考」，熱捧瞎讚這就是創造性想像力的內在之光，使得西方文化有不斷進步的原生動力，終而閃耀出人類智慧的燦爛現代科學的光芒。 人類是與生俱來自有分辨是非真偽的判斷力，以及聯想加上推理的洞察力，腦中自會產生靈感的閃光，以所見知其所未見。判斷力與洞察力的強弱隨天賦的高低因人而異，也能多用腦筋思索問題來訓練，最主要的還是基於深廣的觀察和豐富的知識，沒有觀察和知識就談不上判斷力與洞察力。 那麼提高人類觀察能力的望遠鏡，怎麼不會提高人類的判斷力與洞察力？增進人類的認知和理解？歷史的事實正就是靠著望遠鏡、顯微鏡使得人類成了火眼金睛的超人，西方才能夠猛然爆發出現代的天文學、生物學、醫學。從伽利略以來，不難看出使西方產生現代科學的真正原因就是望遠和顯微的透鏡造成的觀察力革命。 另外還有一個觀察力的革命，那就是實驗方式，在伽利略之前古人並非不知道用實驗來進一步觀察而求證。但是伽利略對物體運動規律的實驗推翻了學術上最偉大的權威亞里士多德藉由邏輯推理所導出的規律，這使得他的運用實驗證明科學定律的方式驚動萬學，名噪天下，讓大家明白了並且開始注重以實驗方式來提高增進「觀察」，以追求科學真理。 於是人們還把實驗的範圍全面化，不像古人只針對某個未明的單一問題做實驗來求解，在受到伽利略以實驗推翻亞里士多德的啟發之後，實驗範圍亂槍打鳥地擴大到了對任何可能現象的猜測、對過去傳下來的知識的疑惑，對這些猜測和疑惑能夠做到實驗的，就盡量透過實驗的觀察來檢視和求證，於是現代的化學、光學、電磁學等等就由此快速地發展出來。 由於伽利略自己研製了高倍數的望遠鏡證實了〈日心說〉，他的實驗方式又啟示了世人利用實驗拓展觀察的視野，人類這兩項觀察能力的革命全是伽利略的功勞，使得西方科學從死蛇爛鱔變成一尾活龍，難怪愛因斯坦和著名的物理學家霍金（1942-2018）推崇伽利略是現代科學之父。 因此，「現代科學何以出現在西方？」這個問題，原因是運用實驗方式成了研究科學的主要方法，加上望遠鏡與顯微鏡的使用。也就是【觀察力的革命】，而使得人類的判斷力和洞察力得到超高幅度的提升。 由於「邏輯是產生西方現代科學」這個觀念我們已經根深蒂固，陳方正博士還特別舉出邏輯推理的《幾何原本》為例，相對我們中國的數學一直停留在初級的「運算型」，於是陳博士得出結論：從公元前550年左右，孔老夫子和畢達哥拉斯的時代開始，古希臘發展出重智性求知的理性文明，東西方文明就此南轅北轍，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所以，直至近代為止，中國科學和西方科學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譬如一在海灘上，一在山嶺間，兩者是無從比較的。 為《繼承與叛逆》一書作序，對西方的〈文藝復興〉心醉神迷，有「星空，非常希臘」情結的余英時先生，也同聲呼應，他說：中國過去的技術發明主要源於實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並未發展出一套體用兼備的系統科學。中西對自然現象的探究態度既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為謀」，這好像圍棋和象棋雖同屬於「棋」類，卻是完全不同的兩套遊戲。 他還坦言直率地說出陳博士心中欲語還休的話，那就是：「中國科學如果沿著自己原有的軌道前進，無論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脫胎換骨，最後與以[數學化]為特徵的西方[現代科學]融合成一體」。意即中國文化制約了中國人的思維，根本不可能會產生現代科學。 與陳、余兩位觀點相同，吳國盛先生在其《說中國古代有無科學》一文中也指出：「李約瑟沒有充分認識到中西文明本質上的差異，…，我把西方和中國文明之樹分別比做一棵‘蘋果’樹和一棵‘桃子’樹。近代科學（蘋果）不可能從中國文明的桃樹上結出來。」 事實上我們中國對研究大自然沒興趣，但是也並沒有完全交白卷，至少成書於東漢時代（25-220）的《尚書緯·考靈曜》載：「地有四游，……。地恆動而人不知，譬如閉舟而行不覺舟之運也」。這與伽利略《對話》中的相對運動論完全一樣。 即使只注重現實人世的儒學，也並沒有影響中國人的科學思維，在比阿拉伯的沙蒂爾還早兩百年，就有生於北宋的南宋理學家蔡發（1089—1152），他雖然沒有提出〈日心說〉，但是在其《天文星象》一書認為：「地形如彈丸，朝夕運轉。」「地在天中，如勁風旋轉，日行九十萬里，故得浮空而不墜」。別人問他：「大地是空中的一個小珠子，為啥不掉下去啊」？蔡發回答：「因為地球像旋風般旋轉，牛在旋風裡旋轉的時候，就沒掉下來」。 如果蔡發也有望遠鏡，他難道不會發現地球和行星都是繞太陽的〈日心說〉嗎？〈日心說〉加上望遠鏡，對自然科學冷漠的我們中國人，不會興起研究天文學的狂熱嗎？然後為了解釋地球和行星繞日的規律、性質和關係，即使當時沒有足夠的數學程度來表達，但是人類的創造能力必然能夠研發出與之相應的數學方式來表述，牛頓就是如此；愛因斯坦也是先有了重力方程式的概念，才從數學中去尋找能夠表達的方式。 西方的數學從基本的代數、幾何、三角開始進入高層次的發展，那也是在天文和物理有了新發現之後，為了因應層出不窮的科學理論和假說，使得數學需要跟著複雜化、高深化，才興盛起來成為極受重視的專門學科。 而且西方科學的起源，並不是如陳方正、吳國盛兩位大師所說的「源自古希臘人對於自由人性的追求」，而有了脫凡超俗，令人讚嘆的「純粹為求知而求知」的文化質素和精神動能。古希臘人也是神本文化的宗教民族，蘇格拉底被判死刑的三條罪名，第一條就是「不信仰城邦供奉的神，而信奉新的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也都信神，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和自然學才會在中世紀的經院大學居有崇高地位。 其實西方都是為了使自己的靈魂接觸上帝而求知，目的是為了獲得永生這個徹頭徹尾的終極實用價值。我們中國人經營的是地上的人世，西方人經營的是天上的人世，目的都是為了實用。 當然，即使世上從未有過望遠鏡，從發展現代科學的基礎和條件來說，我們還是遠遠比不上西方。綜合各家的看法，首先就是因為西方基於他們的神本文化，從古希臘以來為了瞭解上帝、認識上帝而有研究宇宙和自然的心結和傳統。這從他們的哲學老是與神學糾纏在一起的特點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這是與我們不同的。 因此古希臘以來，西方的學院、大學一直保持著承續和研究自然科學的團隊。而中國只有少許有興趣的人在單打獨鬥，又缺乏傳承的機制和後續者，不受普遍實用的發明和不被普遍接受的發現大都容易失傳。 其次，我們的讀書人是「學而優則仕」，此後心力放在治國平天下或是升官發財，西方則是「仕而優則學」，有世襲爵位的貴族子弟和獲得教會資助的教士接班人，在學院學有所成之後，終生繼續做學問仍然是鞏固他們尊貴地位和榮耀自己的生活方式或是個人興趣。 再者，不像大一統的中國，歐洲一直是有如我們戰國時代在學術上的百家爭鳴。各國經常鐵血相爭，為了國力以及資本化的商業競爭，對科技工藝和科學研究更是有急需發展的必要。我們當然比不上西歐多國並進，精益求精的競爭力。 雖然如此，然而要說我們與西方在科學上的差別，有如一在海灘上，一在山嶺間，是圍棋和象棋、或是蘋果樹和桃樹的比較，這就言過其實了。 中國文化主張「不求知天」「敬鬼神而遠之」，但是漢朝的《尚書緯·考靈曜》與宋朝蔡發的《天文星象》就證明了中國人並沒有失去求知欲。我們與西方在科學上發展的不同，只是因為機緣的不同而已，若有機緣，憑我們科技和數學的實力，一定是能夠繼續發展而走上現代科學這條路，並不是我們的文化阻斷了這方面的發展。 自五四運動以來，我們一直停留在沒有邏輯就沒有科學的膚淺表面看法，把西方都要棄如敝屐的邏輯還在當作寶，買櫝還珠而不自知。盲目推崇所謂的西方知性邏輯的理性思考，放大西方文化視為優質文明，把中國一切缺陷和弱點都歸咎中國文化缺乏知性構架的理性精神。 還有一些人甚至說：「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是缺乏人類理解力的歷史，是一種原始模糊的感性思維或形象思維，不可能討論清楚任何問題，也不可能上升為抽象邏輯思維。」「中國人無邏輯，不會說理，是中國落後和民主難產的原因之一。」……，等等鄙薄賤辱自己文化是低級下等的無知論調。還理直氣壯地自詡這是知己知彼，勇於認錯的反省自醒，不如此就是夜郎自大的頑固保守，可悲至極不肯接受批判和檢討改進。 正如南京大學哲學系李曙華教授在其《兩種思維方式下的中西文化與科學》所言：「由於近代以來西方中心論思潮的衝擊，中國已發生嚴重的文化斷層，不僅我們的教育體制和知識層面全盤西化，而且我們在思維方式上也幾乎全盤西化，……。文化精神的失落，不僅成為我們正確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障礙，也已成為我們正確理解西方當代哲學與科學優劣成果的蔽障。」 像李曙華教授這樣有卓見的並不多，一般人也是不知不覺中喪失了文化自信、民族自信，中華傳統文化成為低劣文化的代表，自甘邊緣化成為西方文化的僕從。 我們的中學教育把英文作為主要課程，就是一種盲目全盤西化的浪費與依賴，學習英文沉重地增加了學生精神和時間的負擔，英文學得好的人大多志在留洋，出國後又大多貪戀西方先進的生活環境和豐富的物質供應，視為安身立業舉家移民的風水寶地，心存回國效力的人並不多。 看看俄國和日本就沒有像我們一樣依賴留學政策振興科學，他們全靠翻譯人才吸收西方知識，與致力基礎科學的教育使科學在自己國家生根，使得他們很快就能成為與西方並駕齊驅的強國。他們的翻譯就像一個人挖井大家都有了水喝，而我們全民煉鋼式的學英文就像大家要喝水，每個人都要自己挖井。我們又不注重自身對基礎科學的學習研究來為自主創新打下堅實的能力和基礎，只想討現成走捷徑，靠留學生喝飽了洋水帶回尖端科學與先進技術。 直到近幾年靠著國家的大力扶持，中國有了少許幾項尖端科技領先了世界，但是整體科學的底氣，中國還是遠遜於西方，這還是極不利於自主創新的科學研發。 科學如同其他所有學問一樣，需要的是扎扎實實的研究精神。破除主觀成見以避免影響觀察力，與增加見識以提升觀察力，然後慎思之、明辨之，求得結論，這才是研究一切學問、包括科學的不二法門。然而我們一直把邏輯推理等同於科學思維，誤以為要把我們的腦子轉變成西方人的思維方式，這樣才有能力研究科學、發展科學。事實上這是在摹仿西方過時的尊重邏輯的學術傳統，學習西方走上錯路，卻歸咎自己傳統文化的羈絆。 陳方正與吳國盛博士耗費半生的心力研究西方科學史，是出於關切中國科學發展的民族情懷，希望借鑑西方指出中國發展科學的明燈，擺脫中國的落後，動機高尚用心良苦，令人讚佩和尊敬。 這是那些中了亞里士多德三段論邏輯的毒，把西方「知性思維邏輯推理」看作是真正智慧，以此作為前提，只從表面上中西文化的差異作出邏輯推理，盲目詆毀貶斥自己中國文化的膚淺之徒，他們應該汗顏無地的。 ---------------------------------------------------------------- 敝人所有文章歡迎轉載以及文章聯結，或擷取其中觀點據為己用， 無需經過我本人同意，無需註明出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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