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真相，莫出洋相

    近讀《雜文月刊》2006年第10期（選刊）P₆所載，唐德亮先生的《“儒治”質疑》一文，發現所引各論據皆是淺薄、荒謬、誤解之辭，且邏輯常常前矛後盾，論點更為偏狹，恐其誤導國民，故斗膽草文相規焉。

    1988年諾貝爾獎金獲得者雲集巴黎共同宣言：“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二千五百年前，從孔子那裏尋找智慧。”澳大利亞學者李瑞智、黎華倫在《儒學的復興》一書中指出：“孔子思想是世界的中心。”日本經濟的騰飛，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四小龍”的現代化輝煌成就，被普遍確認是儒家文化創造的奇跡。新加坡資深總理李先耀1994年在孔子誕辰慶祝會上說：“在我管理新加坡的經歷中，特別是從1959年到1969年的這幾年，使我相信，如果大部分新加坡人沒有儒學精神，我們很難克服我們的困難和挫折。……”他是負責管理一個小島國的領導人，該國在獨立時比牙買加還要窮，然而其發展水準已越來越被認為是21世紀社會、經濟結構的典範。他對儒學在建立新加坡輝煌業績及其現代化的重要性方面的評價，沒有比他更為權威的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其所宣導的忠孝仁愛，禮儀廉恥，慎言敏行，嚴於律己，改過遷善等道德規範，幾千年來鑄就了中國人民的精神靈魂，形成中華民族的性格，培育了全民族追求和諧、維護統一、崇尚適中、仁愛孝悌、謙和好禮、誠信克己、與人為善、見利思義、勤儉廉正、刻苦耐勞和精忠愛國的優良素質。《論語》譯成外文的出版發行量，居世界十大名著第二，足見世界各國對孔子及其所創始之儒家學派的敬重和推崇。儒學以其自覺的人格意識論、和諧的社會關係論、合一的天人關係論數千年來相承而不絕，是正大光明而又發憤自強、積極進取的學派。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他出生平民，幼年喪父，少年喪母，曾經給人家看管倉庫和放牧牛羊。但他百著不撓，苦學成材，懷著以天下為己任的忘我精神，為救世救民輾轉奔波，然而各國諸侯沉迷征伐殘殺之“霸道”，對其所推行之“仁治”毫無興趣。在為政方面他痛斥“苛政猛於虎”，主張實行“庶、富、教”的治國放略，讓人民繁殖起來，富裕起來，文明起來，過人丁興旺、豐衣足食、知禮守紀的文明生活。他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與人”的做人與處世準則。“孟子從君民人格平等、政治平權說、到君權民與說、民貴君輕說，實質上已形成了系統的民主思想”（《中國歷代大儒》廖名春）。明朝專制帝王朱元璋讀《孟子》看到“民為貴，君為輕”時，競怒氣衝天，下令將孟子牌位逐出孔廟。可見孔子、孟子決不是封建專制的維護者。“三綱”思想最初也不是導源于孔孟，實則脫胎於韓非，韓非之前，商鞅已有此思想，而韓非只是加以發展和論證而已。《韓非子·忠孝》雲：“…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後來，東漢章帝建初四年（西元79年）章帝親自主持召開“白虎觀會議”，規定：“三綱者，何謂也?君臣、父子、夫妻也。”纏腳、裹足、吸大煙…等作為更不是孔孟儒家所主張和推行。儒家主張“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義臣忠…”強調的是夫婦、父子、君臣、朋友、兄弟之間的互相負責之對等關係，並不是主張一方無條件絕對服從另一方，至於“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之說，純粹是後世專制主義者所拋出的專制歪理，與儒家學說相去甚遠。儒家甚至主張“民胞物與”君長為眾民兄長的通體平等理念（見《張子·西銘》）。在專制社會能持此主張需要多麼的勇氣和魄力。由孔孟至今，儒家學者一直在致力於“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崇高奮鬥，一直想推廣儒家理念于政府行政之中，為社會謀福利。孔子看到春秋末期各國諸侯互相殘殺，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禮崩樂壞”局面，故憤然著《春秋》明善惡、寓褒貶。像唐先生文中所引朱棣等殺人如麻者豈能歸之儒家一系?儒家自孔孟至今一直在呐喊“民本”或“民主”思想，自張載而下，一直在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並重而探索。孔子曰：“君子不器”。力求做一通才乃儒家學者之為學目標。儒家強調“德治”，但也不廢除“法治”，故儒有“禮樂刑政”之術。孔子亦曰：“棄法無以為國家也。”

    儒家由孔、孟而周、張、程、朱而錢穆、熊十力、梁漱冥、馮友蘭、牟宗三、徐複觀、唐君毅、杜維明……等等，數千年來，不斷“與時俱進”，繼往聖、開來學、闡舊典、起新知，根據形勢對儒學適時進行改造和補充，更使儒學獲得了服務現實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最是儒學能治世”此言不虛也!英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高度肯定儒家提倡的美德與和諧精神，而且預測“在人類史上的下一個階段，西歐將把其主導權轉交給東亞。”他還強調指出：“在家庭關係中強調義務的儒家主張，今天再合適不過了。”美國俄亥俄州春田市威頓伯格大學教授賓·尤根據東亞地區經濟騰飛的形勢，高度評價了儒學的現代價值。他說：“日本經濟在世界獨佔鰲頭，韓國、新加坡及其他國家的欣欣向榮，就足以證明：孔子思想可以作為重建世界的原動力。”

    近世以來許多國人把“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並進一步導致出來“全盤西化”的觀點是偏隘和錯誤的。晚清中國人民遭受西方列強的淩辱因而滿腦子都是“中國人不行”的自卑感，未免有“驚弓之鳥”之態。“五四”運動及“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更使得一些人把我國歷史上出現的所謂封建社會說成是儒家文化的過錯，甚至把儒家文化等同於封建、保守、落後、專制和黑暗。這恐怕不但有失公允。而且未免武斷。儒家無論立朝出仕或布衣在野，都秉持儒家的道德理想和價值標準。“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諸如居仁由義的大丈夫風骨，匹夫不可奪志的獨立節操，以德抗位的人格力量，轉世而不為世轉的主體意識，憂樂一以天下的責任倫理，講學論道的啟蒙理性，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以及誅一獨失非弑的革命理論。都是光明磊落和積極進步的。儒家主張“自強不息”、“日日新、又日新”，所以說決無保守、落後之特性。自張載、羅欽順、王廷相、吳廷翰至王夫之、魏源等都是很關注自然和科學技術，至於方以智、徐光啟等既是儒學思想家，又是科學家，他們既有人文著作，更有科學著作。明清以降中國閉關鎖國、保守倒退。這是許多國人的共論。但事實並不儘然如此，詳查史實即可知之（《劍橋中國晚清史》費正清，《流放紫禁城》張建偉，《追問歷史》劉興雨，可請一翻，限於篇幅，餘不贅述）。徐光啟、宋應星、李之藻、王征等人主動和西方學者探討研究學問，取長補短，即是一明證。中學重人，西學重物，這是二者的不同點，但各有所短，各有所長。中國晚清受到列強欺淩，非經濟不發達也（直至清道光時中國GDP仍占世界總GDP的三分之二），非文化落後也。不過是在物的某些方面（比如船艦火炮等器械方面）或當時統治者的制度方面（比如軍制或政制方面）有缺漏所造成的，不能因此而全盤否定自我。更不要嘲笑我們這個民族，不要嘲笑我們民族的文化和哲學，不要嘲笑整個中國上古優秀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

    我國著名國學大師錢穆說：“我們不要認為近代領導世界的西歐五六百年的傳統文化還在欣欣向榮，不要認為用在戰爭的原子彈以及用在生產的原子能，便可以解決一切人類問題，不要認為只有自然科學是指導人類全部文化的惟一指標。”（參見《錢穆傳》陳勇）錢先生對現代西方文化的批判是深刻的。當今的西方因科技理念的過度膨脹和現代工業文明對人性的肢解割剖給人類造成了真實而嚴重的威脅：環境污染，核污染，能源危機，家庭解體，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處於尖銳的對立。我們用於發展經濟的所謂現代科學技術知識，每時每刻都在製造過去自然界所不曾存在過的有害物質，每時每刻都在破壞、毀滅著我們美麗的家園。

    關於唐先生文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上智下愚不移”系孔子愚民政策之說。可參見《文史哲》2003年第3期P₃₇山東大學博導馮浩菲的《孔子“愚民”辨》即可弄清真偽，關於中國歷代有無“法制”問題，有無“神治”問題，儒家尊稱“宗教”問題，“儒將”概念問題，只要翻一翻國內外史籍，亦即可弄清唐先生是否謬誤，此處不一一舉例論說。否則囉嗦不斷，將會招致大家反感。相信大家自會明瞭。儒治毋庸質疑，現在國家提倡“八榮八恥”、“以德治國”，要求民眾“自強不息”這其中哪一點不是中華儒家所固有之精華思想。現代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著名學者司馬雲傑在其巨著《盛衰論》中特別指出：“中國雖有明朝廢丞相，清朝部族統治的兩個專治時期，但決不能說它幾千年的歷史都是封建專制。那樣說是不符合事實的，也是不公平的。恰恰相反，中國歷史上不僅有一整套的保障人民參政的文官政治制度，而且還有幾千年康世濟民、治平天下的經驗”。“中國近二、三百年之衰微，不但不是儒家精神所造成的，恰恰是強大的儒家哲學被弄得空疏虛脫造成的，更是一些人疑古判經，推翻歷史，利用西方文化顛覆中國文化價值所造成的。”

    最後奉勸唐先生：不明儒學哲理及中國歷史之真相，就莫出淺薄荒謬之洋相。得罪了，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