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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1/24 06:55:25瀏覽945｜回應0｜推薦0 | |
| 【編輯的話： 經濟危機不期而至，拿破侖的囈語（讓中國沉睡吧，因為它一旦醒來，世界將為之震顫）再度響起。雖然美國深諳對付傳統的“軍事‧政治”崛起之道。但是，如果中國恪守低調而溫和的行事風格，只尋求擴大在世界上的分量、增強友誼與影響力，美國該怎麼辦？如果中國一點點地消磨美國的耐心和意志，逐步在亞洲使美國邊緣化，美國該怎麼辦？如果中國悄然取代了耀武揚威、自命不凡的美國，美國又該怎麼辦？如果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即便再爆發一場新冷戰，但對手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國家，而且不實行僵化的前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也不將實力耗費在沒有意義的軍事干涉上，美國又該如何應對呢？ 以上問題的提出與答案來自於中信出版社的新書：《後美國世界：大國崛起的經濟新秩序時代》。作者法裏德‧紮卡利亞是美國《新聞週刊》國際版主編、CNN節目主持人。下面摘取其中的第四章（中國：大國的崛起）讓您先睹為快。需要說明的是，我們並不苟同於書中的某些觀點，但這至少是一扇窗，可讓我們得以窺視西方媒體對當今中國的看法。因為這本書是目前美國總統奧巴馬隨身攜帶的一本書。】 中國的甦醒 美國人也許對“美”讚不絕口，但真正能令他們為之震撼的是“大”。想想如下事物便一目了然：美國的科羅拉多大峽谷、加利福尼亞的紅杉樹、紐約的中央大車站、迪士尼樂園、運動型多功能汽車、美國軍隊的建制、通用電氣公司、麥當勞（奶酪）雙層漢堡和超大杯拿鐵咖啡。歐洲人崇尚複雜精妙，日本人偏愛小巧玲瓏，美國人則青睞氣勢磅耬，對超大規模更是情有獨鍾。 這也正是中國令美國憂心忡忡的原因所在。中國是這樣一個國家：其龐大的人口規模就使美國相形見絀。中國的人口有13億，多達美國的4倍。100多年來，美國的傳教士和商人一直躊躇滿志，幻想著要拯救10億人的靈魂、消除20億人的腋臭，但這始終也不過是做夢而已。中國是很龐大，但卻相當貧窮。賽珍珠的暢銷書《大地》（The Good Earth）（後來改編成了戲劇和電影）是這樣描述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舊中國的：疲於奔命的農民、欲壑難填的地主、饑荒和洪水、瘟疫和貧困，一幅農業社會的慘淡景象。 拿破侖曾經說過（也許是他人杜撰的）一句名言：“讓中國沉睡吧，因為它一旦醒來，世界將為之震顫。”中國似乎就是按照拿破侖的指令，昏昏沉沉地睡了將近 200年，成了供列強爭雄的俎上之肉。歷史上，日本曾經對中國亦步亦趨。但在20世紀的一段時間內，無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時期，日本在戰場上都強於中國。 中國的甦醒使其國內經濟和政治局面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崛起的中國在融入世界的同時也被世界改造著。從廣義上說，後美國世界受“全球化”和“民族主義”這兩大力量的支配，中國目前也正不遺餘力地在這兩大力量之間進行調和。一方面，經濟和技術上的競爭壓力迫使中國融入世界，但同時也會造成國內的裂變和社會的動蕩，因此中國一直在尋求以新的方法使日益多元化的社會保持統一。另一方面，持續不斷的增長意味著中國越來越躊躇滿志，對地區乃至世界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從很大程度上講，後美國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將取決於中國如何在“融合”與“分裂”這兩大力量之間實現平衡。 歷史學家回顧20世紀的最後幾十年時，往往不約而同地將1979年視為一個分水嶺。這一年，前蘇聯入侵阿富汗，這個超級大國由此成了自己的掘墓人。也是在這一年，中國啟動了經濟改革。中國改革的信號是在1978年12月一次出人意料的會議上發出的，那就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正式會議召開之前的一次主席團會議上，剛上臺的中國共產黨新領導人D發表了重要講話，號召全黨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讓事實（而非意識形態）為中國指引發展道路。歷史證明，這是中國當代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講話。D強調：“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從那以後，中國就是這樣做的，從而走出了一條務實的現代化道路。 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果令世界震驚。30年來，中國經濟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長，這是有史以來主要經濟體的最快增長速度。同期，中國大約有4億人擺脫了貧困，如此大規模地減少貧困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也是絕無僅有的。中國的人均收入也增長了近7倍。30年來，儘管中國歷經挫折和偏差，但它畢竟實現了所有第三世界國家都夢寐以求的目標－脫貧致富。經濟學家傑弗裏‧薩克斯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是世界歷史上最成功的發展樣板。 中國的變化之大令世人難以想象。30年時間裏，中國的經濟總量每8年就翻一番。1978年，中國的空調年產量只有200臺，到2005年就增加到4 800萬臺。目前，中國一天的出口額就超過了1978年全年的出口貿易額。在此期間，對於任何一個到過中國的人來說，數不勝數、天翻地覆的變化都會令你眼花繚亂。15年前，我第一次去上海浦東時，那裏還是一個沒有開發的村莊。如今，那裏已經成為上海市的金融中心區，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像一座座巨塔拔地而起，上面鑲嵌著精美的玻璃和金屬材料，每當夜晚燈火通明時，宛若一棵巨型聖誕樹光彩奪目。浦東新區的面積是倫敦金融新區金絲雀碼頭的8倍，與芝加哥整個城區的面積相比，也只不過稍小一點而已。100年前，芝加哥曾經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城市，今天的重慶已經成為繼芝加哥之後又一個快速發展的樣板，其人口正以年均30萬的速度高速增長。然而，重慶只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在當今世界上，發展最快的20個城市全部都在中國。 上海雖然令西方人心馳神往，但北京仍然是中國的政治、文化、藝術甚至經濟中心。北京正以史無前例的規模發生著脫胎換骨般的變化，與奧斯曼男爵19世紀時為巴黎制訂的建設規劃非常相似。?在籌備2008年奧運會的過程中，北京開工新建了6條地鐵，一個長43公里的機場軌道線，一個面積約25萬平方米的新（當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機場航站樓，面積達125平方公里的由環北京綠化帶改建的公園，還有一個總面積12平方公里的奧林匹克公園。人們看到新北京的城市模型時，會情不自禁地想到阿爾伯特‧施佩爾?在20世紀40年代為柏林設計的宏偉城市規劃。事實上，他的兒子小阿爾伯特‧施佩爾也是一名建築設計師，並為北京設計了從故宮到奧林匹克公園、全長8公里的林蔭大道。然而，小阿爾伯特‧施佩爾認為，他父親當年為柏林設計的城市建設規劃，無法與當今北京發生的變化相提並論。北京的變化“比柏林大，而且大得多”，他由衷地讚歎道。 現在，每一位企業家都能如數家珍地說出一些有關中國的統計數據，而這些不可思議的數字會讓聽到的人驚得目瞪口呆。毫無疑問，這些數字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但當你聽到的時候，它們大都已成“過去時”了。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鋼鐵和水泥生產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機銷售市場。2005年，中國的建築工地有 26億平方米之多，是同期美國建築工地面積的5倍多。在過去的15年間，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暴增。在工業革命的高潮時期，英國曾經被稱為“世界工廠”，如今這一稱號非中國莫屬。目前，全世界2/3的複印機、微波爐、DVD放映機和鞋類商品都是由中國生產的。 要想感受中國在低成本製造業中的主導地位，到沃爾瑪就可略見一斑。沃爾瑪是世界上最大的企業之一，年收入是微軟公司的8倍，佔美國GDP的2%。它僱用了 140萬名員工，比通用汽車、福特汽車、通用電氣和IBM這4家公司的員工總和還要多。沃爾瑪創造了一個商業傳奇，它通過高效（也許有人認為是殘酷）的管理向顧客提供了可能的“最低價格”。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沃爾瑪採用高新技術，推動經營管理創新，也許最重要的是不斷尋找低成本生產商。如沃爾瑪每年從中國進口商品大約180億美元，它的絕大多數國外供應商都是中國企業。因此沃爾瑪所謂的“全球供應鏈”，其實就是一條“中國供應鏈”。 中國還實行高度開放的貿易和投資政策。中國不會是又一個日本，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這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中國沒有走日本（或韓國）式的發展道路。日本和韓國都實行一種出口導向戰略，其國內市場和社會都是對外封閉的，中國則向世界全面開放。如今，中國的外貿依存度（貿易與GDP的比率）高達70%，這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開放的經濟體之一。過去15年來，中國從美國的進口增長了7倍多。2007年寶潔公司在中國銷售額超過25億美元，它的很多產品都深受中國消費者的歡迎，比如海飛絲洗髮水和幫寶適紙尿褲。據星巴克咖啡公司預測，到2010年，它在中國的咖啡廳總數將超過美國。中國對國際品牌也很開放，無論是品牌產品還是品牌人物。宏偉壯觀的高樓大廈和突飛猛進的發展是新中國的標誌，這其中大都有外國建築師的參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是中國向世界展示形象的重要場合，為此北京曾經選擇了好萊塢著名導演史蒂文‧斯皮爾伯格來執導。中國給一位外國人如此重要的角色，這在日本或印度是無法想象的。 中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財富持有者。中國的外匯儲備達到1.5萬億美元，比位居第二的國家（日本）多50%，是歐盟所有國家外匯儲備總額的3倍。擁有如此巨額的外匯儲備未必是明智之舉，但它確實表明：無論遇到任何動蕩或危機，中國都將表現出非同尋常的恢復能力。總而言之，這一切使中國成為一個獨一無二的國家：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最大的產品製造國、第二大消費國和最大的儲蓄國。但中國不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的超級大國。從軍事、政治或經濟等任何角度衡量，中國在幾十年內都不可能超過美國，更不用說在所有領域都獲得支配地位了。可是，中國正在一個又一個領域成為世界第二大國，這將為國際體系注入全新的要素。 中國的發展體系 許多人對中國的經濟紀錄表示懷疑。一些記者和學者聲稱，中國的統計數據有摻假的成分，腐敗現象屢禁不止，銀行業岌岌可危，區域矛盾日益尖銳，越拉越大的貧富差距潛藏著危機，總之，中國已經千瘡百孔、積重難返了。必須要指出的是，持這些觀點的人太多了，而且已經反覆講了20年，但至少到目前為止，他們的核心預測－政權危機－並沒有發生。中國是有很多問題，但它有一樣東西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望塵莫及的，那就是強勁的經濟增長勢頭。中國把餡餅越做越大，這就使其他一切問題－無論多麼嚴峻－都在某種程度上更加可控了。在對中國的批評者中，學者裴敏欣是最聰明的一個，但就連他也坦率地承認：“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做法是最成功的，這遠遠超出我們任何人的想象。” 令人吃驚的是，作為一個由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中國並不諱言它接受了市場經濟。我曾經詢問過一位中國官員，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的最佳途徑是什麼。他回答說： “我們必須讓市場來發揮作用。市場會使人們離開土地、進入工業，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從歷史上看，這是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的唯一途徑。我們必須繼續推進工業化。”當我向印度或拉丁美洲官員問同樣的問題時，他們的回答則非常複雜，大談特談農村福利、貧困補助及其他類似的做法，但所有這些做法都在削弱市場的力量，扭曲市場驅動的工業化這一歷史性－同時往往也是痛苦的－進程。 然而，中國的做法與許多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所倡導的理念並不相同。後者要求在各個領域同時進行改革，有時又被稱做“華盛頓共識”。最為重要的是，中國的做法不同於葉利欽執政時期俄羅斯採取的“休克療法”。中國領導人曾經認真地研究過休克療法，並且經常將其作為反面教材引用。中國領導人的看法與斯特羅布‧塔爾博特?的精闢論斷不謀而合。塔爾博特在克林頓政府中供職期間，曾經對休克療法做過這樣的評價：“太多的休克，太少的療法。”中國沒有轟轟烈烈地進行改革，而是選擇了一條循序漸進的道路，我將它稱為一種“擴大分母戰略”（Grow-the-Denominator Strategy）。在這種戰略指導下，中國沒有急於關閉經營不善的企業、勾銷不良貸款或大規模地進行私有化，而是奉行一種“繞開虧損領域發展經濟”的政策，以便使這些不良領域在整個經濟（分母）中所佔的比重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來越小。這樣一來，中國贏得了逐步解決這些問題的時間。直到現在，中國才開始整頓銀行業和金融部門，比大多數專家強烈主張的時間整整晚了10年，而且採取行動的步調還遠遠慢於專家們的建議。但是，目前與10年前相比，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翻了一番，多元化程度也已經非常高。在此經濟背景下，進行此類改革的條件終於成熟了。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如今已經沒有人指望中央計劃再發揮作用了。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央計劃確實已經不起作用了，就連在中國也是如此。事實上，中國政府對全國的了解和控制程度並不高，遠遠低於它自己的期望和外界的想象。舉一個數字就能充分說明問題。在中國，中央政府掌握的稅收收入只有大約50%；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按照國際標準衡量，美國聯邦政府是一個弱政府，但它掌握的稅收收入卻佔全國的70%。換言之，“分權化”已經是中國經濟生活的標誌性特徵，政治生活也日益朝著這個方面演進。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的弱化卻是中央計劃的一部分。中國政府在許多領域鼓勵發展真正的自由市場，向外國投資和貿易開放本國的經濟，並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契機加快國內經濟和社會改革的步伐。中國的許多成功（如創業精神的興起）和失敗（如醫療保障的式微）都是由中央和地方缺乏協調所造成的。日益嚴重的分權化將是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也是我們美國會再次遭遇的問題。 中國政府有很高的民意支持率，這往往有助於政府貫徹執行既定的戰略。有些國家的政府注意到了這一事實，並且對中國政府的這一優勢羨慕不已。印度官員總是說，他們的中國同行不用擔心民眾的反對。印度政府的一位高級官員說：“我們不得不做了許多政治上廣受歡迎的蠢事，而這些愚蠢的做法會削弱我們的長期經濟潛力。但是，政治人物在短期內需要的是選票。中國（政府）則可以做長遠打算。雖然中國政府做的每一件事並非都是對的，但它確實做出了許多英明和高瞻遠矚的決策。”中國正在推動的高等教育改革就是明顯的例證。中國政府認識到為了提升經濟價值鏈的水平，國家需要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為此政府將獎學金和其他補助支出由2006年的2.4億美元提高到2008年的27億美元。官員們還計劃大量增加政府的教育支出總額，由2006年僅佔GDP的2.8%提高到 2010年的4%，並且將其中的一大部分投向少數幾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精英院校。像這樣重點發展某一行業的做法，對於民主國家印度來說是不可能的。印度政府為了籠絡選民，將大量資源用於發放短期補貼。與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印度的精英教育院校迫於各種壓力，不得不限制按成績錄取人數的比例，錄取學生的一半是以分配名額或行政命令的形式進行的。 一個集權制政府能使經濟保持這麼長時間的高速增長，這實在是不同尋常的。大多數專制政府很快就會陷入四面楚歌、腐敗成風和昏庸無能的困境，在經濟混亂和停滯中艱難度日。菲律賓前總統馬科斯、紮伊爾前總統蒙博托、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的斑斑劣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在當今中國，政府雖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卻非常務實和能幹。一位高級投資銀行家曾說道：“我與世界各國政府都打過交道，但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國政府。”這種觀點廣泛地代表了在中國做過生意的企業家們的心聲。比爾‧蓋茨2007年接受《財富》雜誌採訪時說：“對於人們一直以來交口稱讚的事物，人們必須……要有自己的價值判斷。據我個人觀察，中國領導人正在冷靜地考慮這些問題。” 然而，以上所述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雖然中國正在快速發展，各個層面的機遇層出不窮，但由於政府奉行的是漸進式改革路線，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仍然相當可觀。甚至就在今天，國有企業仍佔據GDP的半壁江山。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35家最大企業中，有34家全部或部分歸政府所有。政府控制有時會與開放、誠信和效率發生衝突。如中國的銀行大部分仍然是政府性實體，每年都要斥資數百億美元挽救瀕臨破產的企業，或者因為非經濟原因向地方、組織或個人發放貸款。腐敗現象也屢禁不止，而且腐敗案件的高官涉案率急劇攀升。地區差距也不斷拉大，貧富差距高得驚人，導致社會矛盾異常緊張。一個廣為引用的統計數字能充分說明這一重要趨勢：2004年，中國共發生了7.4萬次各類抗議活動，而這一數字在10年前僅為1萬次。 然而，這兩個方面並非是完全割裂的。從許多方面看，中國的問題正是由它所取得的成功所造成的。史無前例的經濟增長引發了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革。中國把西方長達200年的工業化進程，壓縮在30年裏就完成了。在中國，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從農村湧入城市，從農田走向工廠，從西部來到東部。他們不僅在地理上遷往異地，而且還告別了往日的家庭、階層和歷史。中國政府能夠跟上如此劇烈的社會變革，這本身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裴敏欣指出：中國目前的交通事故死亡率為每萬輛交通工具26人，而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分別只有20人和8人。這或許是事實，但指出如下事實是至關重要的：中國道路上行駛的汽車正以每年26%的速度增長，而印度和印尼的增速卻分別只有17%和6%。如果事態按照印度的願望發展，當它的（汽車）增長速度超過中國時，我敢保證其交通事故發生率也會突飛猛進，這與它的政府是否民主沒有關係。 再來看中國經濟增長造成的環境影響。這裏不把地球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而是只討論中國本身的問題。在中國的主要河流體系中，有26%的水資源遭到了嚴重污染，並且已經“喪失了基本的生態功能”。僅長江沿岸就有9 000家化工廠。如果以空氣污染這樣的指標來衡量，北京可以算作“世界的首都”了。按照歐盟的標準，在中國的5.6億城市居民中，只有1%的人吸入的空氣是安全的。需要指出的是，所有這些數字和評價都來自中國政府。因為中國對環境問題的重視程度遠遠高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中國的高層官員經常談論“綠色 GDP”和“可持續發展”。在中國國家主席HU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藍圖中，環境問題佔據了非常突出的位置。一家西方咨詢公司研究了中國有關空氣污染的新法規，從而測算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對於能從空氣中分離顆粒物的產品的需求量將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僅此就可以創造價值100億美元的市場。目前中國正在努力破解一個艱難的困境：減少貧困需要經濟快速增長，但經濟增長就意味著更加嚴重的污染和環境退化。 中國如饑似渴地追求成功，這也許正是它持續崛起的關鍵動力所在。在飽受幾百年的貧窮之後，在20世紀經歷了帝國解體、內戰浩劫、革命洗禮和發展挫折後，D 在中國發起了改革開放。今天，中國的領導人、企業家和廣大人民群眾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那就是繼續朝前走。他們不會輕易放棄30年來取得的相對穩定和繁榮。 韜光養晦 無論中國國內發生什麼事情，都有可能使國際事務更加複雜化。因為中國經濟、政治、軍事實力的規模決定了它的影響力會遠遠地躍出其邊界之外。像中國這樣擁有如此實力的國家，絕不是隨隨便便就能誕生的。現有的大國名單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和俄羅斯，它們的地位兩個世紀以來幾乎沒有發生什麼變化。大國就像歌劇中的首席女主角，在國際舞臺上的進進出出都驚天動地。20世紀初德國和日本的崛起，或者同期哈布斯堡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衰落，這兩個帝國的衰落就在巴爾干釀成了此起彼伏的危機，也使現代中東陷入了綿綿不絕的紛爭。 從近年來世界局勢的發展來看，上述規律體現得並不十分明顯。當代日本和德國已經分別成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但在政治和軍事上依然無所作為。迄今為止，中國的崛起已經夢想成真，但對國際社會造成的震蕩卻十分有限。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發展的第一個十年，當時的中國事實上根本沒有什麼外交政策，或者更確切地說，發展就是中國的大戰略。中國把修好對美關係視為發展的關鍵環節，部分原因在於它希望得到世界上最大的市場和最先進的技術。從更大範圍來看，中國正在埋頭苦幹，也就是中國領導人D所說的“韜光養晦”。在多數情況下，這種“不干涉”（noninterference）和“不對抗” （nonconfrontation）政策仍在延續。除了涉臺事務不容染指外，中國盡力避免與其他國家政府發生對抗。迄今為止，中國的關注點仍然集中在經濟增長上。2007年，中共中央總書記HU在中共十七大上發表了長達兩個半小時的講話，詳盡地闡述了經濟、金融、工業、社會和環境等問題，但對外交政策卻所涉甚少。 談到所謂的“中國崛起”時，中國的許多退休外交官憂心忡忡。“這種說法讓我感到震驚，”中國外交學院前院長、前法國大使吳建民表示，“我們的國家還很窮，依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我不希望人們談論我們的國家時……誇大其詞。”原上海證券交易所副總經理方星海也以同樣的口吻指出：“請記住：美國的人均GDP是我們的25倍。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近年來，中國圍繞如何表述其外交政策方針進行了一場有趣的爭論，上述擔憂在這場爭論中得到了應有的體現。2002 年，時任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的鄭必堅創造了“和平崛起”一詞，用以表達中國安安靜靜地順著全球階梯向上攀登的願望。鄭必堅的說法獲得了廣闊的市場。然而，這一提法後來卻失寵了。 許多西方分析家認為，這一提法的問題出在“和平”一詞上，它有可能限制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選擇自由。事實上，在這一問題上，中國國內並沒有多大分歧。中國把台灣問題視為自己的內政，並認為有採取武力手段的權力，儘管動武是最後的選擇。正如鄭必堅對我說的：“林肯為了捍衛聯邦而打了一場戰爭，但你們仍然可以說美國是和平崛起的。”與上述觀點不同的是，中國一些高層領導人擔憂的是這一提法的第二個詞：“崛起”。把“崛起”一詞譯成英文，更準確的譯法應當是 “thrust”、“surge”。中國高級外交官不願到世界各地推銷“中國崛起”的論調，他們尤其擔心美國的批評者會把中國的“崛起”視為“威脅”。在 2003年以後，中國的高層領導人開始採用“和平發展”的提法。“這兩個概念實際上是一回事，”鄭必堅說，“只是措辭不同而已。”事實的確如此，但提法的轉換表明：中國十分注意在前進時不要張揚。 中國政府還在採取措施，讓中國人民也能很好地領會這一戰略。2006年和2007年，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了一部12集的專題片，名字就叫《大國崛起》，顯然是要達到教育公眾的目的。鑒於這一話題具有明顯的政治性，播出的內容肯定受到了嚴格的審查，以確保把政府的立場傳遞給人民。這部專題片按照英國廣播公司（BBC）和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的方式製作，體現了較強的思想性和高超的智慧，內容涵蓋了9個大國的崛起，從葡萄牙和西班牙一直講到前蘇聯和美國。專題片包含了大量的人物訪談，採訪對象都是世界各地的知名專家學者。國別部分的內容基本上是準確的，各國所佔的篇幅也大體保持平衡。例如，日本的崛起在中國是一個敏感的話題，但專題片對此的處理卻非常公允，絲毫沒有煽動對於日本侵略的民族主義的意思，而且一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在經濟上的崛起大加讚揚。需要強調的是，專題片中的有些觀點是有導向性的。例如，在有關美國的部分中，長篇累牘地講述西奧多‧羅斯福和福蘭克林‧羅斯福管理和馴服資本主義的做法，以凸顯國家在資本主義中的作用。而且，專題片對美英的代議政府制度保障自由、提供合法性和維護政治穩定的能力讚不絕口。 專題片包含的基本信息是：一個國家的崛起之路在於經濟上的實力，而軍國主義、帝國和侵略擴張是自取滅亡。專題片反覆重申了這一觀點。最後一集是所謂的經驗教訓，直言不諱地列舉了大國崛起的幾個關鍵因素：民族凝聚力、經濟和科技成功、政治穩定、軍事實力、文化創造性和魅力。最後一條被解釋為“一個民族觀念的吸引力”，這與約瑟夫‧奈提出的“軟實力”概念是一致的，而約瑟夫‧奈正是製片人採訪的學者之一。專題片在結尾處斷言，在當今的新世界上，一個國家只有擁有不斷創新所需的知識和技術實力，才能保持競爭力優勢。簡言之，通向權力之路的是市場，而非帝國。 儒家思想與基督教文明 中國有關世界的思維方式是與眾不同的嗎？或者更確切地說，有沒有一種獨特的中國式思維方式？從很多角度看，答案是否定的。專題片從大國崛起的歷史中得出的經驗教訓與西方人的觀點如出一轍。事實上，片中採訪的許多人都是西方學者。專題片反映的觀點與近年來指引德國和日本行動的思想也是一致的。中國與世界交往時採取一種務實的態度，這體現了它所處的環境、本國的利益和“發展中國家”的自我認知。儘管對世界的影響已經非常巨大，但中國坦言它仍然是一個有著大量絕對貧困人口的國家。正因如此，中國的外部關切大都集中在發展問題上。 然而，中國對世界的思維方式中包含著更廣意義上的文化因素。人們很容易誇大文化的作用，用它來粉飾受利益驅使的政策。然而，中國人與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的世界觀確實有一些重大區別，對這些區別進行深入考察是非常有意義的。這些區別源於各自對“上帝”的認識。佩尤研究中心2007年的調查報告顯示，當被問及人是否必須認為上帝是道德的化身時，回答“是”的美國人穩居多數（57%）。但在日本和中國，絕大多數人都做了否定回答，中國的這一數字更是高達 72%！這一調查結果是非常反常的，它嚴重地偏離了西方人的常識，就連在亞洲地區也不例外。但這並不表明兩個國家是不道德的（事實上，有確切證據表明情況恰恰相反），而在於這兩個國家的人都不信仰上帝。 這一情況可能會令西方人感到震驚，但對於從事該領域研究的學者來說，它只不過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而已。東亞人不相信世上有一個造物主的說法，更不相信是他確立了一套人們必須遵守的抽象道德法則。這種說法是亞伯拉罕式或閃米特人的上帝觀，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也都以這種觀點為基礎，但對中國文明來說這卻是荒誕而離譜的。人們有時把中國的宗教稱為“儒教”。然而，著名儒學專家李約瑟指出，如果把宗教“界定為關於‘超凡的造物主－神靈’的神學”，那麼儒家學說根本就不是宗教。孔子是一位教師，而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先知或聖人。孔子的著述，或者說留傳下來的著作片段，很明顯都不帶有宗教色彩。孔子直言不諱地警告人們不要相信神靈，並確立了一些學習知識、修身養性、保持社會穩定和造就井然有序文明的規則。孔子的著述與西方啟蒙思想家作品的共同點，遠遠多於同宗教典籍的相似之處。 事實上，啟蒙運動時期，孔子在西方非常火暴。李約瑟寫道，法國大革命的所有先驅，如伏爾泰、盧梭、達朗伯爾和狄德羅等，都如饑似渴地研讀孔子的經典著作。在1600-1649年間，歐洲每10年就要出現30-50部題名包含中國的著作，1700-1709年間則共出版了599部有關中國的著作。中國熱的出現恰逢30年戰爭（1618-1648）剛剛結束之際，在這場戰爭中，正是宗教造成了慘無人道的流血和傷亡。因此，在這之後一段時間內歐洲的許多自由主義者都把儒家學說奉為經典，並把它視為與“神聖法”相對立的“自然法”的基礎。伏爾泰在他的《哲學辭典》（Philosophical Dictionary）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孔子的著述中）沒有迷信，沒有荒誕的傳說，也沒有凌辱理智和自然界的教條。”後來，伊曼紐爾‧康德更是把孔子稱為“中國的蘇格拉底”。既信仰宗教又堅持世俗主義的哲學家萊布尼茨進一步聲稱：“我們需要來自中國的傳教士，他們將向我們傳授自然宗教的用途和方法……” 早期的啟蒙思想家之所以熱烈歡迎儒家學說，是因為他們把理智而非神靈視為人類事務的指導原則。於是就形成了這樣一個命題：歐洲在科學和技術進步方面也許遙遙領先，但中國有著“更加先進的倫理道德”、“更具優越性的公民組織”（以美德而非監護為基礎）和“更加實用的哲學”，這一切“成功地造就了和平安寧的社會局面和組織良好的社會等級制”。1759年，伏爾泰出版了《風俗論》（Essai sur les moeurs）一書，使歐洲啟蒙運動中嚮往中國的情結達到“高潮”。根據德國學者福克斯的說法，伏爾泰在該書中“把中國描繪成一個政治烏托邦和開明專制的理想狀態，並以中國作為鏡子敦促歐洲的君主們進行自我反省”。1760年，最開明的歐洲君主腓德烈大帝撰寫了《中國皇帝的使臣菲希胡發自歐洲的報道》（Report de Phihihu，emossa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en Europe）一書，這是一本虛構的“中國駐歐洲大使”向中國皇帝寫的書信集。腓德烈大帝撰寫此書的目的，是把天主教會的固執與中國人的理性進行對比。 西方人經常發現，要理解宗教在中國和西方的地位有何區別是很困難的。讓我們根據耶魯大學的偉大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記述，看一看葡萄牙傳教士利瑪竇在遠東的經歷。?16世紀80年代，利瑪竇剛到中國之時，為了凸顯自己是一個高貴之人，他把頭髮和胡須剃光，穿了一身佛教的長袍。短短幾年之後，利瑪竇就發現這樣做是多麼地愚蠢，因為中國人並不高看和尚與聖人。於是，他開始坐著轎子到處遊玩，或者僱用僕人把他背在肩上，“就像高貴的中國人所做的那樣”。利瑪竇後來於1592年在給耶穌會會長艾哥華的信中寫道：“在中國，人們一聽到外國人和牧師的名字就覺得面目可憎，我們需要通過這樣那樣的方法向他們表明，我們不是他們想象的那種面目可憎的牧師。”到1595年，利瑪竇丟掉了和尚們穿的袈裟（這種服飾妨礙了他的傳教工作），轉而穿上了儒家讀書人的服裝。利瑪竇一開始恥笑儒家弟子不相信上帝、天堂和靈魂不滅。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儒家學派是“真正的文學殿堂”。但他最後終於發現，雖然儒家學說對上帝和來世持“一種最嚴格的中立立場”，但也有著強烈的倫理觀、道德觀和正義感。與其他啟蒙運動時期的人物一樣，利瑪竇最後認為西方應當從儒家學說中汲取營養。 上帝與外交政策究竟有什麼關係呢？從歷史上看，凡是受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影響的國家，都有一種向外輸出思想和改造他人信仰的衝動。英國、美國、法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等國千差萬別，但它們的外交政策中都滲透著一種明顯的傳教士精神。至於英國和美國，也許是由於國力異常強大，它們外交政策中根深蒂固的清教徒意識才得以在全球事務中打上了鮮明的印記。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外交政策也許永遠都不會有這種使命感。從某種意義上說，只要保持中國特色，成為一個世界大國，中國就實現了其歷史性的目標。中國不需要向任何人輸出任何東西，進而為自己的所作所為進行辯護。因此，當中國在人權問題上的立場顯得有些冷漠的時候，絕不僅僅是因為它對其他國家漠不關心，或者在利益的驅使下奉行赤裸裸的現實政治主張，而是中國人對這些問題有著不同的看法，他們依據的不是抽象的正確與錯誤之分，而是按照一種作為指導哲學的實用主義思想行事的。 西方商人經常抱怨說，中國同行似乎不太尊重規則、法律和契約，他們的倫理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事而異的；如果中國商人或官員認為法律是“一頭笨驢”（借用一位英國人的說法），他們就會對其置之不理、予以變通或者干脆要求你另起爐灶。可以說，在中國人的實用主義思維方式中，對某種抽象觀念敬若神明是不可思議的。對他們來說，社會關係和信任遠比書面載明的義務重要。微軟公司曾經長期無法促使中國政府貫徹它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直到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與中國政府建立了一種（良好的）關係，並明確表示願意為中國的經濟建設和教育事業提供幫助時才達到目的。一旦微軟公司讓中國政府確信其動機是好的，那些法律就開始得到貫徹執行了。很少有中國人真正內化了這樣的觀念：抽象的規則、法律和契約比“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更重要，這意味著中國政治和法律發展道路之曲折和複雜，可能要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 文化傳統也影響著中國人對待談判的態度。波士頓大學的羅伯特‧韋勒（Robert Weller）指出：“中國人對因果關係的認識是建立在‘氣功’觀念基礎上的。‘氣’是‘風水’的構成要素，也是人體內的基本成分，通過針灸或中藥進行調理。這實際上是一種更廣意義上的世界觀的一部分：它把世界的結構視為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力，這些力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而不是通過簡單的線性因果關係發揮作用。”“這種思維方式也會對外交政策產生影響。”韋勒說道。這種思想有時過了頭，甚至顯得有點愚蠢。然而，當你與中國人談論他們的思維方式時很快就會發現，像“氣”這樣的概念居於他們思想意識的核心地位，就像道德“造物主”和自由意志在西方人心目中的位置一樣。眾所周知，外交政策受許許多多普世性力量的驅動，但基本的世界觀無疑決定著人們認知、行為和反應的方式，特別是在發生危機的時候。 但是，文化並非存在於真空中。中國的過去及其內在獨特性都是由它的現代史塑造的，即西方的衝擊、共產主義對傳統的塑造以及隨之而來的信仰危機，但最重要的也許是其近年來使傳統與現代性相調和的努力。當你與中國經濟學家們交談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並不主張以儒家學說推動經濟增長或遏制通貨膨脹。中國中央銀行的調控手段非常現代化，（從這個意義上講）也是西方式的。當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時候，中國政府不為所動，這一事實更多地體現了民族主義而非文化的影響。（請問：美國什麼時候在外國的壓力下改變過經濟政策？）在許多領域裏，中國人都實行西方式的民族主義。中國的一些外交政策分析家也以“基督教儒家弟子”自居，意思是說他們並非福音主義的皈依者，而是具有西方思想觀念的中國人，致力於使中國的政策體現更廣大的目標和價值觀。中國與其他所有非西方國家一樣，為了在21世紀興旺發達起來，將會釀造它自己的“文化雞尾酒”，其中既有東方成分，又有西方風味。 崛起勢不可當 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文化的獨特性，而是其影響力的普遍性。中國自認為是一個致力於和平崛起的國家，它的行為也充分體現了謙卑精神和不干涉原則，並希望與所有國家都建立友好合作關係。然而，歷史上許多崛起的國家也都認為自己的動機是好的，但到頭來仍然以顛覆既有國際體系而告終。政治學家羅伯特‧吉爾平指出，當一個國家的權力增長的時候，勢必按捺不住加強對環境控制的誘惑。為了提高自身的安全，它一定會加強自己對政治、經濟和領土的控制，從而按照自身的特定利益改變國際體系。這裏最關鍵的論點是：歷史上的大國都認為自己有著最良好的意圖，但無一例外都不得不採取行動保護自己不斷擴展的利益。而中國作為世界上的第二號強國，自然也會把自己的利益大大地向外擴張。 從根本上說，中國的意圖無關緊要。在雜亂無章的國際政治世界上，意圖與結果沒有直接的聯繫。（1914年的時候，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打一場世界大戰。）這樣的世界就像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所有的公司都為了利益的最大化而提高價格，但卻造成了與意圖相反的體系性結果－價格下跌。同樣，國際政治也是一個沒有單一最高權威的體系，國家的意圖並非總能準確地預知它的行為可能產生的結果。正因如此，才有了羅馬人的至理名言：“欲求和平，必先備戰。” 中國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和平崛起，將取決於中國的行為和其他國家的反應，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造成的一系列效應。鑒於中國的現有規模如此龐大，以至於它不能指望神不知鬼不覺地躋身於世界舞臺上。例如，中國到處尋求能源和原材料，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國正在快速增長中，消費的能源和各種商品自然會大量增加，因而需要找到穩定而可靠的供應來源。其他國家都在購買石油，中國為什麼就不能這樣做呢？問題在於中國的規模。中國的一舉一動都是在如此龐大的規模基礎上進行的，這會使它不可避免地改變博弈的性質。 中國對自身利益的認知正在悄然發生變化。相比吳建民等老一代外交官，新一代外交官都對中國的新權力有著清醒的認識。令一些中國觀察家擔憂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權力勢必會滲入中國人的頭腦裏。2005年，李光耀在中國訪問的時候，曾經含蓄地提出過這樣的警告：他擔心的不是中國的現有領導層，甚至也不是下一代領導人，而是下一代的下一代，因為他們將出生於穩定、繁榮和中國的影響力與日俱增的年代。“必須讓中國的青年人明白，他們需要讓世界確信：中國的崛起不會成為一種破壞性力量”，李光耀在復旦大學演講時說道。他指出，自D以來，促使中國領導人保持謙卑的，是關於M所犯錯誤的痛苦記憶。李光耀接著說：“年青一代生活在和平與增長時期，對於中國不堪回首的過去沒有切身的感受，因此讓他們認識到中國因為自命不凡和意識形態狂熱釀成的錯誤是至關重要的。”（L一家之言，轉貼者並不苟同） 截至目前，中國的外交政策仍然以商務活動為中心，儘管如此，其產生的影響也是巨大的。例如，中國正致力於同非洲國家加強經濟聯繫。非洲大陸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而這正是中國實現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對於建立新型的貿易關係，中國和非洲國家政府都持歡迎態度－部分原因在於它們之間沒有糾纏不清的殖民歷史和交惡經歷－雙方之間商務活動因而蒸蒸日上。中非貿易額年均增長50%左右，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則增長更快。近年來，許多非洲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都創歷史最高紀錄，更為重要的是，許多非洲國家都把這一成就歸功於它們同中國建立的新型關係。而且中國也費盡心機，多方向非洲國家展示善意。2006年 11月，中國國家主席HU主持召開了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與中國有外交關係的所有48個非洲國家的領導人全部參加，而且絕大多數都是由總統或總理親自與會。這是有史以來在非洲以外召開的最大規模的非洲峰會。在這次會議上，中國承諾擴大對非洲援助規模，在兩年內使對非援助規模增加一倍；在今後3年內向非洲國家提供30億美元的優惠貸款和20億美元優惠出口買方信貸；設立一個50億美元的中非發展基金，以進一步鼓勵中國企業到非洲投資；取消非洲國家欠中國的多數債務；進一步向非洲國家開放市場；在今後3年內為非洲培訓1.5萬名各類人才；並在非洲大陸新建醫院和學校。埃塞俄比亞總理梅萊斯‧澤納維熱情洋溢地說道：“中國給了我們一個驚喜。” 中國在亞洲的表現則更加老練，更好地發揮了外交手段和軟實力的作用，這裏也是中國投入時間和精力最多、最為關注的地區。過去20年來，中國嫺熟的外交在亞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亞洲國家對中國的態度悄然發生了一場革命。在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中國與許多東亞國家還沒有建立外交關係，其中包括韓國、印度尼西亞和新加坡。但到2007年夏季，中國已經開始與東南亞國家聯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在2007年進行的一次民意測驗中，當被問及希望哪個國家成為全球性大國時，泰國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受訪者選擇的是中國而非美國，儘管這些國家都是美國的傳統盟友。就連在澳大利亞，分別支持中國和美國的人也大體持平。 在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在亞洲地區扮演的建設性角色越發清晰。從那以後，中國在亞洲的外交活動更加老練，行使政治和經濟權力的方式更加耐心和低調，收到的效果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目前，中國外交強調要有長遠的眼光，要從戰略高度進行決策，而不能採取一種說教式的態度。中國採取了一種更加和善的外交路線，動輒慷慨地提供一攬子援助（往往超過美國的援助水平），還迅速地與東盟達成了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協議。長期以來，中國不願參加多邊主義安排，近年來卻盡可能地參加這類活動，甚至還參與創立了一個亞洲自己的多邊安排－東亞峰會。東亞峰會具有明確的區域性組織的性質。目前，東南亞國家也對中國持歡迎態度。明顯親美的菲律賓總統格洛麗亞‧阿羅約就公開表示：“我們很高興把中國當做自己的老大哥。” 中國與所有鄰國政府的關係都反映了這一變化。例如，越南人對中國沒有任何特別的好感。但正如一位越南官員對我說的：“中國是一個規模巨大的客觀存在，也是我們的最大出口國。”這一狀況意味著：越南政府和人民必須務實地處理與中國的關係。我參觀過的所有越南書店，都在突出位置陳列著中國領導人的文選，包括 D、J和HU。 在2007年到越南之前，我先去了日本參觀訪問。當時正值中國總理W對日本進行2007年的國事訪問，期間我耳聞目睹他表現出了同樣的克制。W對中日緊張關係的許多方面都做了淡化處理，而是突出強調兩國關係中的積極方面－方興未艾的經濟聯繫。 從戰略層面看，由於中國執行一種“和平崛起”的政策，中國若一如既往地對東京拒不妥協將有害無益。那樣做只能使中國擁有一個敵對的鄰國，而這個鄰國又有著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軍隊，它的經濟規模仍然相當於中國的3倍。更明智的做法應當是：與日本開展經濟聯繫和更多的合作，同時更多地打入日本市場，獲得更多的日本投資和技術，從而逐步贏得壓倒日本的優勢。在中國台灣問題上，近年來，中國認識到時間在自己一方，因而採取了一種更加明智、更加溫和的路線。為此，中國內地採取了幾個非常聰明的步驟，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削減向島內獨立意識最強地區的農產品徵收的關稅，從而增強了台灣對大陸的依賴。與此同時，中國的軍事力量一直在穩步增長，其基本戰略目標就是在有關台灣的任何衝突中迅速取勝。換言之，經濟增長和全球化使中國北京步入了一體化的軌道，但同時也賦予它進行軍事和政治對抗的實力。 龍和鷹：對抗，競爭還是合作？ 與中美關係相比，中國同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的關係都相形見絀。或者換句話說，只要不引起美國的介入，中國面臨的任何潛在問題都將無關緊要。如果美國不介入，一場關於台灣問題的戰爭也可能是激烈的，但只有在演化成中美直接對抗的情況下，這種戰爭才會具有影響深遠的全球性後果。反過來，來自中國的挑戰對於美國的影響也遠遠超過對其他任何國家的影響。從歷史上看，當世界上的頭號強國面臨崛起國的挑戰時，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往往是非常緊張的。雖然任何一方都不願公開承認這一點，但中美兩國都對這一前景憂心忡忡，並且都在為可能出現的麻煩制定預案。30年來，中國外交政策的核心都是為了爭取與美國合作。中國這樣做有著多種實用主義的原因。首先是反對前蘇聯的戰略，其次是進行市場化改革的願望，然後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需要，最後是為了辦好北京奧運會。然而，中國年青一代的精英們越來越認為，從多個方面看，他們的國家需要自我定位為華盛頓的競爭者。而在華盛頓，也向來有一部分人把中國視為對美國國家利益和理想的下一個全面威脅。當然，他們這樣說並非意味著戰爭或衝突迫在眉睫，只不過是指出兩國關係有陷入緊張狀態的可能性罷了。中國和美國對此如何應對，將決定它們未來的關係和世界的和平。 目前看來，全球一體化的力量取得了勝利，無論對北京還是華盛頓來說都是如此。中美兩國在經濟上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中國需要向美國的市場銷售貨物，美國則需要中國出資購買其國債－這正是核時代相互確保摧毀關係在全球化時代的翻版。此外，中美兩國的核武器還發揮著威懾作用，這也增加了中美關係中的穩定力量。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上，這一事實推動美國和中國形成了一種聯盟關係，這種關係從純粹的地緣政治角度來看是不可想象的。正因如此，在中國台灣問題上，小布什政府對中國表現了相當的合作姿態。就對於處理美中關係的立場而言，小布什可能是最具意識形態敵意的總統，如小布什總統在他的整個任期內，不遺餘力地讚美民主，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利用美國的實力實現他的目標。但儘管如此，他在中國台灣問題上一再與中國政府站在一起，警告中國台灣不要企圖走上分裂的道路，這是迄今為止美國總統就中國台灣問題發表的最強硬的言論。雖然小布什總統在自由問題上指手畫腳，並且還不顧中國政府的反對會見了達賴喇嘛，但中國對小布什政府基本上是滿意的，原因正在於此。在中國所關切的問題上，小布什總統基本上一直是中國的盟友。 中國和美國努力進行合作是明智的。自從冷戰結束以來，世界尚未見識過大國之間的衝突。大國衝突一旦重現，目前令我們如坐針氈的一切麻煩－如恐怖主義、伊朗和朝鮮問題－都將相形見絀。因為大國衝突就意味著軍備競賽、邊界爭端、盟國與僕從國之間的對抗和地區衝突，可能還有其他無窮無盡的麻煩；世界範圍內方興未艾的經濟和政治現代化運動即使不然而止，也將會大大地放慢腳步。即使上述可怕前景沒有變成現實，中國的崛起也有可能使現有的權力關係複雜化。例如，如果美國和歐盟對中國的崛起採取完全不同的態度，那麼西方聯盟將會遭到致命的打擊，他們圍繞伊拉克的緊張關係也將成為不值一提的爭吵。一場嚴重的中美衝突將從根本上改變新時代的主題，並使世界偏離貿易、一體化和全球化的軌道。 美國總有一部分人－主要是新保守主義者和五角大樓官員－驚呼來自中國的威脅，並且一貫從軍事角度考慮問題。但中美關係的事實與他們的觀點並不相符。毫無疑問，中國在發展自己的軍事力量，國防預算不斷增長。但與美國的軍費開支相比，中國的國防預算仍然少得可憐，至多相當於五角大樓年度開支的10%。美國有 12艘核動力航空母艦，其中每一艘都可以起降85駕噴氣式戰鬥機，而中國海軍的發動機技術仍然處於早期階段。根據五角大樓的估計，中國只有20枚可以打到美國海岸的核導彈，但這些“小而笨”的武器可能“根本經不起一場先發制人的打擊”。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國擁有大約9 000枚保存完好的核彈頭，還有大約5 000枚戰略導彈。 中國深知雙方的軍事力量對比是多麼懸殊。因此，中國雖然在努力地縮小軍事差距，但來自中國的挑戰絕不可能是另一個前蘇聯。未來最可能出現的情況是，中國將是一個“非對稱超級大國”。中國一直並在繼續努力尋求和發展削弱美國軍事優勢的手段，諸如空間技術和互聯網方面的技術。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用經濟實力和政治技巧就可以實現自己的目標，而不必動用軍事力量。正如中國內地無意攻打中國台灣，而是更可能對“臺獨”運動持續進行釜底抽薪，逐步累積優勢並最終制服對手。 在一篇題為《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的文章裏，喬舒亞‧庫珀‧拉莫大量引述中國高級官員和著名學者接受採訪時的言論，清晰地描繪了一幅有關中國新外交政策的畫捲。“中國沒有去構築美國式的權力，不像美國那樣動輒訴諸武力，對他國的世界觀說三道四，”拉莫寫道，“呼之欲出的中國式權力是以其獨特模式的榜樣、經濟制度的實力和堅定不移地捍衛……國家主權為基礎。”拉莫刻畫了這樣一個中國精英群體：他們深知自己國家的實力蒸蒸日上，還向來採取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外交模式，這將使中國成為一個具有吸引力的伙伴，特別是在美國被視為傲慢的霸權國的世界上。“中國的目標不是製造衝突，而是避免衝突，”他寫道，“戰略上的真正成功是巧妙地處理問題，從而使結果自然而然地符合中國的利益。而這一思想來自中國的古代軍事思想家孫子，孫子認為：軍未動，勝負定矣。” 美國深諳對付傳統的軍事－政治崛起之道。前蘇聯和納粹德國崛起的本質正在於此。美國有一整套思想觀念和手段，如軍備、援助和聯盟體系，使它足以對付這種崛起。如果中國到處侵略擴張，既讓鄰國怒不可遏又令世界恐懼不安，那麼美國就可以採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而且採取措施時還有一個天然的平衡機制可以利用，那就是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和越南（也許還有其他國家）會聯手抗衡中國權力。但是，如果中國繼續執行現有的非對稱戰略，美國該怎麼辦？如果中國繼續慢慢地拓展對外經濟聯繫，恪守低調而溫和的行事風格，只尋求擴大在世界上的分量、增強友誼與影響力，美國該怎麼辦？如果中國一點點地消磨美國的耐心和意志，逐步在亞洲使美國邊緣化，美國該怎麼辦？如果中國悄然取代了耀武揚威、自命不凡的美國，美國又該怎麼辦？如果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即爆發一場新冷戰，但對手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國家，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口，而且不實行僵化的前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也不將實力耗費在沒有意義的軍事干涉上，美國又該如何應對呢？對美國來說，這是一種全新的挑戰，不僅從來沒有遇到過，而且還沒有做好準備。 《後美國世界：大國崛起的經濟新秩序時代》，【美】法裏德‧紮卡利亞著，趙廣成、林民旺 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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