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出國，是在 1970 年。那一年，我奉派前往日本。名義上是公務出國，但真正讓我印象深刻的，並不是飛機起飛的那一刻，而是在起飛之前，必須通過的重重關卡。

在今天，出國只是護照與機票的問題；但在戒嚴年代，護照只是開始，而不是結束。

一、層層審查的出國之路

申請護照之前，必須先經過各級政府的審核。那不是單純的行政流程，而是帶有政治意涵的「安全審查」。除了工作背景，還包括家庭狀況、人際往來，甚至是否被認為「思想可靠」。

即使是台灣省政府正式派遣的公務人員，也沒有任何例外。

護照拿到手之後，我才真正明白，關鍵還在後頭——

必須再向「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申請出境許可。

沒有這張許可，護照只是一本文書，並不代表你就能離開這個島嶼。

二、出得去，也要准你回來

1971 年，我被派往非洲的象牙海岸。那是一趟距離台灣極為遙遠的旅程。

出國要核准，回國同樣要核准。

這一點，在戒嚴時期是理所當然的事。

政府真正關心的，從來不只是你去了哪裡，而是你在國外「接觸了什麼人、聽到了什麼思想、會不會被影響」。

因此，出國不是權利，而是一種被允許的行為。

三、生活看似平靜，其實處處留痕

有人說，戒嚴時期對多數人民的生活影響不大。

如果只看表面，這句話也許並不完全錯。

街道照樣熱鬧，大家照常上班、做生意、養家糊口。

但我們那一代人都知道，制度的存在感，其實無所不在。

警察定期上門「查戶口」，逐戶核對人口資料，在戶口名簿上蓋章；

外出工作或朋友來訪暫住，還得辦理「流動戶口」或臨時登記；

住旅館時，必須交出身分證，由旅館代為登記，治安人員也許半夜會來敲門臨檢。

這些事情在當年被視為理所當然，但它們不斷提醒你一件事：

你在哪裡，做什麼，國家都知道。

四、1977年我去美國、1979 年去中東，再次確認制度沒有消失

到了1977年及 1979 年，我再度奉派前往美國與沙烏地阿拉伯。那時台灣經濟起飛，社會表面看來已相當穩定。

然而，出入境的流程並沒有因此而簡化。

同樣的安全審查，同樣必須向警備總司令部申請出入境許可。

那是一種很矛盾的感受——

你被政府派往海外讀書或工作，卻仍然必須反覆證明自己「是安全的」。

五、「戒嚴不影響人民生活」這句話，該怎麼理解？

馬英九曾經說過，戒嚴法實際動用的比例很低，並不影響大多數人民的生活。

如果只從「有沒有被抓、被判刑」來看，這句話或許成立。

但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問題從來不在於用了幾條法律，而在於：

你永遠不知道，那條法律什麼時候會用在你身上。

當警察可以隨時查戶口，

當住旅館要留下身分紀錄，治安人員會隨時臨檢，

當出國與回國都要經過軍事機關核准，

當思想本身可能被認定為「意圖叛亂」而被判死刑，

那種無形的界線，早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六、一個世代的共同記憶

這些程序，我一輩子都記得非常清楚。不是因為它們特別繁瑣，而是因為它們清楚地告訴你：

你可以過日子，但必須守在看不見的範圍之內。

今天回頭看，這不是某一個人的特殊經歷，而是一整個世代的共同記憶。

在戒嚴年代——

護照不等於自由，

出國不是權利，

回國需要被准許，

而「不影響生活」，其實是一種被習慣的約束。

我們，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裡，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看完【大濛】這部電影，我忽然明白，那種「霧氣瀰漫卻說不清楚的不安」，並不只是電影情緒，而是我們那一代人共同的生活背景。

戒嚴時期我們並非天天活在恐懼中，

但也從未真正忘記，什麼事情不該說、什麼話不該問。

今天的年輕人，或許很難想像那樣的日子；

而我們這一代人，卻一輩子都記得——

在那個年代，生活看似正常，但自由並非理所當然。

（電影【大濛】的劇照，照片取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