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上旬，幾個台灣媒體不約而同或編譯或節錄地報導一則消息，那就是瑞士聖加侖大學（HSG, Hochschule St. Gallen）的一名博士生，由於他在社交媒體推特（twitter）上對中國的「不當」發言，而間接導致喪失學籍，不能再繼續他的研究工作。

其實事情發生在一年多以前，《新蘇黎世報》（NZZ, Neue Zürcher Zeitung）在2021年8月3日才報導，更配上數張大幅鉛筆畫，可見得該媒體對這事件的重視程度。NZZ在敘述中提及，他們訪問了事件的各個關係人，並獲得關鍵性的發展記錄。

在中國做研究的瑞士博士生

奧利佛．葛伯（Oliver Gerber，NZZ對事件主要人物的化名）2017年春天在聖加侖大學註冊為博士生，研究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由於報導並未提及葛伯的指導教授姓名，我姑且稱她為A教授。

疫情爆發之前，中國有50萬外籍留學生，其中13%可獲得中國的獎學金，而給予獎學金的標準在於，中國認定在政治上可以從申請者所屬國家得到好處。葛伯原本申請到中國研究1年，卻意外地得到3年的獎學金，瑞士對於中國的重要性不可言喻。葛伯在2018年9月前往武漢，不久後便有了一位中國女友。

武漢的教授認為葛伯的研究主題相當「無聊」。葛伯自己明白，研究中國的環境污染對中共政權太過敏感，但他仍堅持自己的決定。由於拿了獎學金，所以他必須上一些指定的課程，也才深刻經驗到學院生活的每一天有多少大大小小有形無形的審查。有一次他寫了篇有關再教育營的小論文，結果得到最低分。他在給指導教授的電子郵件中提及此事，並調侃自己，認為是運氣欠佳。

2019年底，葛伯回瑞士過聖誕節，以為很快可以再到中國繼續研究工作，不料2020年1月23日武漢因病毒擴散而宣佈封城，葛伯無法回去，女友於是建議他上社交媒體，或許是個獲取訊息的好管道。葛伯知道A教授活躍於社交媒體，便尋求她的意見。他寫信問，「妳是否進行了某種程度的自我審查？如果我在推特上開設帳號，是否太危險？」對這兩個問題，教授並未回覆。

2020年3月中旬左右，葛伯開始在推特上以英語發文，這正是疫情在全世界快速漫延的時候，民間慌亂，政府失措。葛伯必定也看到，電視上對於義大利北部米蘭附近城鎮因醫療系統崩潰，只得放棄救治病重年長者，令人驚恐並傷心的報導。加上武漢正是他生活了一年的城市，理智上、情感上都催促他對中共政權發出批判。他抨擊中共對疫情的隱瞞、對新疆的打壓，甚至批評習近平本人。

因為一則推文被開除學籍2020年3月21日，葛伯在推特上寫：「中共把隱瞞做為A計劃，失敗了，所以抵抗就成了B計劃。這些偏執的膽小鬼就是這麼做的。我既不尊敬他們，也不感謝他們。#ChinaLiedPeopleDied。」

一週後的3月28日晚上近10點，葛伯收到指導教授的電子郵件，主旨欄寫著：「非常緊急：來自中國關於你推特的內容投訴」。教授在信件內容寫道，她收到「多封來自中國的憤怒郵件」，表示葛伯廣傳了類似新納粹的思想，這對她和葛伯自己都很危險，最終可能導致她無法得到中國簽證。A教授並說，她必須終止對葛伯的指導。她不想為了一個博士生而收到這種郵件。

2019年秋季學期，葛伯只在武漢的大學註冊，但沒在聖加侖大學註冊，因為聖加侖的辦事人員曾在葛伯詢問時建議他不要註冊，如此才不會因停留在中國研究而導致在聖加侖的學籍超過時間。恢復學籍雖然如同重新註冊，但只要有指導教授的支持就不成問題。葛伯接受建議時，對方還稱讚是「聰明的決定」。2019年秋季學期開始時，葛伯的名字仍在聖加侖博士生的網頁上，教授也請他從中國傳來研究大綱，一切進展順利。然而，事發的2020年3月底，他的名字卻立即從學校的網頁上消失。聖加侖大學表示，因為葛伯沒有註冊，2020年春天之前，他已經不再是聖加侖的博士生。他必須找到一位願意指導他的教授並重新註冊，而不是恢復學籍。葛伯則反駁，他無法找到另一位研究中國環境污染領域的指導者，如果要更換題材，就枉費了過去3年的心血。

《新蘇黎世報》詢問A教授，來自中國的指控是針對葛伯的哪則推特發文？又是哪些些中國人寄來的？A教授的回答是，她只收到過一封電子郵件，是一位在加拿大做研究的中國博士生所寫的。《新蘇黎世報》拿到這封信，但發信人的姓名已被A依照加拿大中國博士生的要求塗黑。

葛伯強調，他的名字直到事發之前仍在聖加侖網頁上的說詞應該可信，否則中國博士生如何找到他的指導教授，並發電子郵件給她？還是，正如2016年瑞士情報單位就已發出的警告（美國也有相同的作為），許多中國在海外的留學生往往是特務份子的偽裝，他們自有一套尋人的好法子？或者，這類的「溯源」原本就易如反掌，人人可行？此外，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中國博士生不直接在推特上反駁葛伯，而是找上他的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為何如此害怕中國壓力？

中國博士生在給A教授的這封郵件中說，提出指控的原因是因為葛伯在回應別人推特時曾用了一幅漫畫，其中有個黃皮膚、瞇瞇眼的人像，所以認為葛伯是「對中國種族歧視且加以攻擊」。那段時間，這張圖曾經在社交媒體上流傳，並讓人認為是對中國人的種族歧視。葛伯的回應則是，他轉傳是因為圖片裡中國對於香港與台灣的態度與說法，根本沒注意到這圖像會引發什麼聯想。

必須說的是，現在的西方社會常把「歧視」和「種族歧視」混為一談，把對其他國家提出「不滿」（例如批評對方交通混亂、飲用水不潔等）常被解讀為歧視。一旦被攻擊為歧視（特別是發生在政治人物身上），就如同被判死刑，終身不得清白。然而，「不滿」是種意見，不見得會外顯，以不尊重、不公平的態度為出發點而付諸行事，導致對方受到心理或身體的傷害，才是歧視。

A教授後來自己承認，「多封來自中國的憤怒郵件」是一個失誤，她只從加拿大收到一封信，但因擔心仍會引來更多不好的反應，所以「必須終止指導的工作」。

這個說法很令人驚訝。首先她誇大電子郵件的數量和來源，似乎是受到驚嚇而產生恐懼的過度反應；接著她終止指導教授與學生的關係，是劃清界線、撇開關係的舉動。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A教授如此害怕？《新蘇黎世報》提出尖銳的問題：葛伯在事發前10天左右才有推特帳號，追蹤者只有寥寥數人，事發後也立刻刪除賬號，為什麼A仍擔心將來自己可能拿不到中國的簽證？這其中有經濟上的利益糾葛嗎？

聖加侖大學回答，A絕對沒有接收中方金錢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支持。校方的態度是，葛伯的發文是他自己的私事，卻引起多方討論，並且讓中國人感覺受到歧視，這是A教授必須把自己和事件拉開距離的原因。2019年葛伯沒在聖加侖註冊，但A教授仍指導他，這樣的關係是非正式的，所以只要A覺得不妥，她有權終止指導。

葛伯在事件發生後，曾找律師介入干預，但數月後還是放棄法律訴訟。他考慮良久，是否應該把自己的例子公諸於眾，以促使更多人注意中國對瑞士的大學可以有多大影響。至今他仍然無法理解，為什麼一則小小的推特發文會讓三年的研究工作付諸流水。但他拒絕自我審查，更不能接受，他身處瑞士還必須自我審查的荒謬！

中國式審查正在往西方國家擴張

2021年8月4日，也就是《新蘇黎世報》文章發佈的第二天，原先撰文報導者之一的年輕女記者Katrin Büchenbacher又以「恐懼治理，自由死亡」為題再寫短文。她認為，如果西方的組織、機構汲汲向獨裁政權獻媚，必定會失去人們的信任。報導明白指出，A教授並未受到來自中國的壓力，卻已經自己嚇自己，而聖加侖大學只基於模糊的「種族歧視」指控，便採取終止博士生學籍的壓制措施，讓人不得不有其他的聯想。

針對Büchenbacher的短文，有位讀者表示，聖加侖大學已是中共的囊中物，竟然支持A教授迫不及待地服從中共，並斷送一個年輕人取得博士學位的機會。瑞士納稅人有權利了解他們的錢如何被運用。其他的大學呢？它們聽從中國的領導已經到了什麼程度？如果科學自由的保衛者如此容易讓人收買，中共所認為的「東升西降」就完全正確了！另有位讀者留言，瑞士對於來自美國的批評立即反擊，面對中國，卻忘掉了自己的民主價值，所以類似聖加侖的事件將越來越多。此外，不出我所料，也有瑞士人做出這類的回應：「……中國越來越自認為無所欠缺，且更加強大。和中國交往需要有文化運作的概念。我認為，這些運作仍然停留在殖民主義的框架內；我希望對這議題有興趣的人多從人性的角度出發，尤其要避免全知全能的態度，並給予更多的容忍。」這位讀者認為西方必須更正不和新興國家平起平坐的態度，是對西方國家仍然隱藏有種族歧視的閃躲指控。我的觀點是，這類說法是完全不了解中共本質的無的放矢。既然偏離問題的核心，所提出「從人性出發並多加容忍」的解決辦法，其實是製造出更多新的紛爭。中共的本質是拚死保衛政權，方法是各種手段的禁言與各種形態的收買，這與「從人性出發，以平起平坐的態度多加容忍」有何交集？不同價值觀的雙方又如何對話？

《新蘇黎世報》的報導在瑞士社會翻騰三天之後，聖加侖大學宣佈要延聘校外人士調查事件始末，並進一步了解學校本身在教導與學習等領域是否有隱性的、容易遭受攻擊的弱點存在；同時聖加侖也支持目前瑞士大學聯盟正討論要擬定的和中國大學合作的規範準則。至於葛伯的案例，在調查結果出現之前，聖加侖不做任何表態。調查的重點在於，究竟是A教授的自我審查，還是中方的影響力導致這個狀況？瑞士巴塞爾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Ralph Weber指出，商業往來的雙方必須了解在哪些情況下可以有什麼反應與作為，以維護自己的權益，大學之間的交流更是如此，需要有更強的機制，才能保有學術的自由，不受政治干擾。

令人擔心的是，如果聖加侖大學的調查結果證實中共影響力已入侵瑞士高等學府，那麼就像美國一樣，要清除中共的盜竊、模仿，恐怕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了，因為融合越深，脫鉤就更加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