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和一位駐留在黎巴嫩的埃及外交部官員在日內瓦約見，他遲到整整48小時，原因是一位在黎巴嫩的埃及移工突然工傷死亡，屍體必須運回埃及，但聯繫工作相當複雜，必須由朋友親自處理，所以他只好讓秘書把從貝魯特到日內瓦的機票一改再改。

「為什麼非要運屍體不可？不是更貴、更麻煩？」我問。「對於穆斯林，把屍體燒掉，然後送個骨灰罎回家，是絕對無法想像的！」我這才想起伊斯蘭的喪葬習慣，也才知道，埃及人除了到海灣阿拉伯國家工作之外，地中海東岸的黎巴嫩也是離家更近的工作選擇之一。

彷彿隱形、卻將你照顧得無微不至

義大利Costa公司的豪華遊輪上，很難不看到來自東南亞、特別是來自菲律賓的男女工作人員。他們的高效工作與自律行為，一看就知道是受過集體嚴格訓練的結果。我曾試著和在遊輪游泳池旁忙著收果汁杯的女服務生談話，請她在我的桌旁坐下，希望能了解她的工作內容；她卻客氣地婉拒，因為公司規定，工作人員不可以和客人坐著談話。我只得快速發問，以免她無意中犯規。她來自菲律賓，說著很好的英語，說這份工作是透過朋友的朋友介紹，一簽約就是半年，工作其間完全不放假，半年後可以休息數月，若仍有意願接續原來的工作，再簽約半年。工作時只有當遊輪停靠某個港口，才能有數小時上岸購物的「放風」。

相同的訓練，也表現在卡達首都多哈超級現代化的國際機場裡。這些服務生在你不知不覺中成隊出現，做完清潔工作後又迅速、悄悄的集體消失在視線中。不論在歐洲或中東，這些移工的主要特徵是：當顧客需要時，他們提供最好的服務，不需要時，則安靜地撤離。當我試著想像他們究竟退到哪些休息場所時，曾經看過的紀錄片片段油然從記憶中出現。

那是位女性調查記者，因著遊輪對乘客要求的價錢與提供的服務不成比例，她懷疑遊輪公司壓低工作人員的薪資以降低營運成本。於是她假意簽約工作，暗中以隱藏著的照相機記錄了工作流程，以及和上司、同事、客人互動的片段。讓我記憶深刻的是超過一般8小時的工時、故意刁難的客人以及非常窄小的個人房間，至於她是否驗證出當初的質疑，我已不記得。

帶回大筆外匯的工作者，是國家的經濟支柱

許多國家常以外來投資、本土投資、去國投資、物價指數、股市情況、產業興衰、外匯存底、就業指數為基準，來衡量自己的經濟實力，有些國家還必須特別加重一個項目──國民到其他國家工作、並匯回國內的金額總數！這些匯款，有時可能是貧窮或發展中國家最大的經濟來源之一，甚至超過直接、間接的國內投資、或向其他國家與國際機構貸款的金額。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導，2020年，印度是移工匯回款最多的國家，共830億美元（超過來自外國510億的直接投資金額），接著是中國的600億美元、墨西哥430億美元、菲律賓350億美元、埃及300億美元。號稱世界最大民主國的印度，自2008年至今都是海外匯回款最多的國家，也是提供海灣國家最多人力的輸出國。

如果不探究其中細節，表面上看，移工匯回的這些錢，應該可以算是發展中國家穩定的大筆收入，也可看成是世界財富分配的另種形式。接受移工的國家，一方面是國內所需、不得不引進（是否真的必須引進，是另一議題），另方面卻又擔心，超過一定數量的移工會削減本國的文化價值，甚至對於國家安全造成衝擊。

例如二次戰後，德國陸續從土耳其引進移工，半個世紀後，德國已是海外最多土耳其人的聚居國。加上2015年收留的一百多萬穆斯林難民，沒有生育意願的德國民眾，相較於多子多孫多福氣的伊斯蘭傳統，人口結構已無法逆轉。如果沒有特殊事件發生，德國或許會由基督信仰轉變成伊斯蘭國家。

瑞士的四種不同外來勞動者

在我常居的瑞士，對於移工的稱謂、種類以及型態，可以分為好幾種。

第一種外來工作者是「客工」（Gastarbeiter，德語）。二次戰後，當德國引進土耳其移工時，瑞士也因著經濟躍進需要人力，而向緊鄰的義大利招募。這些來自南疆的工作人員大都在建築工地從事體力勞作，許多人賺足了在家鄉蓋房子的錢之後便離開，也有的留了下來。

另一種外來工作者是「跨境者」（Grenzgänger，德語），他們來自瑞士北境的德國、西境的法國或南境的義大利，白天開車、搭火車或公車到瑞士上班，晚上才回到各自的國家。

此外還有「季工」（Saisonniers，法語），通常來自東歐國家或葡萄牙，他們在農地裡幫忙，依作物不同而有不同的工作季節，冬天白雪覆蓋大地時，也就不見他們的身影。

最後還有一種外來工作者，他們是難民。在瑞士，認定「難民」有一套縝密的標準，一旦獲得難民身份，通常在照護、餐廳、清潔、醫院雜務、建築工地等領域工作，類似台灣移工的工作內容與性質。難民在工作之前都必須接受培訓，也都必須有一定的語言能力。

在瑞士的外來工作者中，「無證者」（Sans-Papiers，法語）是社會裡特殊的群體，總數在8萬到18萬之間。「無證」是指沒有居留證的外國人，約可分成三類，其中人數最多的是明知在瑞士沒有工作機會、卻又強行留下的人；第二類是居留時間到期而拒絕離開的人；第三類是提出申請卻不被認定的假難民。有些無證者已在瑞士生活了數十年，也工作了數十年，一旦被抓就得付罰款、進監獄或強行遣送出國。

由於無證者人數眾多，為了不讓他們成為社會負擔，也享有一定的權利，例如他們的孩子可以上幼稚園、接受9年免費義務教育，有些邦甚至接受他們讀文理高中，但技職學校不算在內。他們可以有健保，但健保公司與醫院最好不聲張；他們找到工作，可以有和瑞士人一樣的工作權益，但雇主最好不聲張；他們可以就學，但學校最好不聲張；他們的稅款直接從薪資中扣除，也可以有社會保險，但雇主最好不向警察報告……。

不論是客工、跨境者、季工或難民，瑞士聯邦與地方政府都有適當並切合當地需要的管理法令。無證者因身份非法，所以生活並不安定也缺乏保障，然而某些認為人權高於法律的瑞士人長期挺身為他們爭取各種權益，也告知他們如何從民間或教會組織得到好處。對無證者本身而言，在不能接受哪怕只是一個不明原因傷亡的國家，即使生活在灰色地帶，他們仍然可以接受。

在文化與法律間求取平衡台灣是個引進移工的國家，長期以來對於外籍移工在社會的種種處境，也有了許多討論與應對。許多人權團體認為，移工應該有和本國人同樣的待遇，給他們較低的薪資，是讓他們受到資本主義的不公平對待。而雇用移工者則反駁，如果不能以較低的薪資聘用移工，又何必引進？這種對峙關係，是接收移工國家常見的討論。

其實移工之所以持續低薪，往往是因為國內的低階工作沒有人願意做，而移工的人數又多於提供的工作數量，屬於市場供需議題。當然也有某些職種或工作內容連移工都不願擔任，這才是引進國政府必須特別注意並立即改進的環節。

目前台灣官方、民間解決移工問題的機構與措施是否足夠，我不清楚。想像中，基於對兩個語言和雙邊文化的貼近與熟悉，加上應該有的道德趨迫，如果由新住民甚至是他們的第二代來主導，訂立規章，整合目前已有的上下游工作，財務上一部份由政府出資，另一部份由企業捐助，收納每一位在台灣的移工，成立「移工工會」，是否會讓對移工無端剝削與人身侵犯的案例大幅減少？台灣有自己的移工議題，必須在台灣法律與文化框架內得到解決。不少個人與團體不但有意願，更付諸行動，讓同一社會中不同文化的群眾能夠平等共處，這樣的努力令人感佩。台灣行事必須儘量符合國際規則，但也不需要完全放棄自己文化特質的要求，以避免挑起無謂的糾紛。某些移工的負面言行讓人認為是「文化習慣使然」，其中細節值得探察；「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也不一定就是缺乏道德與同理心。也必須注意，應是天罪的歧視如果遭人濫用，並以「反歧視」做為提高自己社會地位甚至斂財的工具，這些人就必須受到嚴厲撻伐，因為這是對受歧視者的二度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