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的同學們，以下這篇故事，說的都是你們的學長呀！讀畢，我幾乎要掉下眼淚。「雞鳴不已於風雨」，此之謂也！

東吳大學如今在大陸已經消失，但在台灣的東吳還仍然保有著優良法學教育的傳統，值得欣慰。

被遺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一批「中國脊梁」的悽涼晚景

　
作者：萬靜波、吳晨光、謝春雷

被遺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一群老知識分子的坎坷命運足以讓我們警惕。有些忽略，會讓整個社會付出代價。

一本詞典引出一群老人

這是一本有史以來「中國」最大的英漢英美法詞典，四百六十多萬字，所收詞條已達到四萬五千萬多個，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詞典》的三倍。

詞典的最後校樣已經完成。在沒有政府支持，沒有經濟資助，沒有鮮花和掌聲，甚至連正規辦公室都沒有的情況下，兩代學人在默默無聞中歷經九載寒暑的嘔心瀝血之作，終於接近了尾聲。

國家司法部一位司長評價說：「這是個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國家權威的詞典，卻由一群無職無權無錢的學人和老人編撰，他們做了我們整個司法行政教育系統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這本書後面，有一群幾乎被人們遺忘的老人。

這是一些響亮的名字，一些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已成為法學權威的前輩名宿──

盛振為，美國西北大學法學博士，東吳大學前校長兼法學院院長；

周木丹，比利時魯汶大學一九三九年法學博士；

盧峻，美國哈佛大學一九三三年法學博士；

王名揚，法國巴黎大學一九五三年法學博士；

蔡晉，東吳大學一九三三年法學士；

許之森，東吳大學一九三四年法學士；

盧繩祖，東吳大學一九三四年法學士；

徐開墅，東吳大學一九四十年法學士；

王毓驊，美國印地安那大學一九四九年法學博士；

俞偉奕，東吳大學一九四四年法學士；

郭念祖，東吳大學一九四六年法學士；

陳忠誠，東吳大學一九四七年法學士；

周承文，東吳大學一九四四年法學士；

高文彬，東吳大學一九四五年法學士；

……

這行名單還可以開列很長，他們幾乎全是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生。

東吳大學法學院，一九一五年成立於上海，是中 國在 教授中國法之外惟一系統地講授英美法的學院，「解放」前中國最著名的法學院之一。

從一九三Ｏ年代到一九九Ｏ年代，國際法院一共有過六位中國籍法官，從顧維鈞開始，一直到一九九七年的聯合國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東吳法學院的教授或畢業生。

該校校史上最值得誇耀的一段是在一九四六年：東京審判採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於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當時的國民政府急了，最後，蔣介石點名從東吳大學要人，其結果是─中國赴遠東軍事法庭的法官、檢察官、顧問等人，幾乎全部來自該校。而，這些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法學界所能奉獻出來的最優秀人物，「一九四九年後，他們中留在大陸的，卻幾乎都做著與法律無關的事：英語教師，或者勞改犯─對師生而言，與東吳法學院的關系成了一種罪過。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以及‘文革’期間，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養中國的近代法律家─東吳法學院》，第二九三頁，康雅信
著）

這些卓有學識的才智之士，他們後半生是怎樣的？他們以及家人怎麼度過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

他們的晚年

由於編撰詞典的緣故，「中國政法大學」的薛波曾三十多次到上海造訪這些老人。

周木丹，年過九旬，被當今法學界喻為「羅馬法活詞典」。一九二九年受胡適推荐，留學比利時，成為一九四九年前獲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學位的五個中國人之一。不久前，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百年文庫」叢書，作者都是王國維、胡適、陳寅恪等百年中國學術史上的名家，而周木丹是叢書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

如此一位法學大家，薛波怎麼也沒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樣的環境裏：上海南昌路二八二號，一棟破舊的兩層小樓房。樓道陰暗，木質樓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響，牆角到處是蜘蛛網。周木丹就住在二樓一間十幾平米的房子內。一台黑白電視，一個單開門冰箱，就是周木丹的全部值錢家當。

一九五Ｏ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木丹，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師范學院圖書館。從此，在距離故鄉上海數千里的地方，周木丹度過二十多年近乎青燈黃卷的生活。直到一九八Ｏ年，周木丹進入安徽大學。在安大工作十年直到退休後，由於沒有房子，周木丹只得回到上海。

現在， 周木丹 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兒家，由於行動不便已坐上輪椅，而上海居所終年不見陽光，到女兒家也只是實現了在戶內曬曬太陽的願望。

在哈佛大學博士 盧峻 先生家裏，惟一的電器是部巴掌大的電扇，十二元錢買的。九十多歲的盧峻一目失明，戴著用舊信封糊住一邊的眼鏡，蜷縮在被子裏。有病了，不敢去醫院，也吃不起藥。誰能想到，這位早已臥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學評論》都每期給他寄樣刊的大學者，中國僅有的幾個哈佛法學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

面對另一位一九四四年獲得東吳大學法學士的老人時，薛波發現：他上衣的五個扣子，竟然都不一樣。

也許，一九三Ｏ年代曾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區法院法官，一九五七年後執教於上海向陽中學的 蔡晉 先生，是晚景最為悽涼的一個。他和小兒子一家住在一起，一個小房間，竹屏風後面，一張床板，很薄的被子，這就是他的臥室，裏屋住孫子和孫媳婦。一個破舊奶粉罐，裝著蔡晉的全部「貴重」物品。

病重後的蔡晉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區醫院裏。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負責人為其疏通，是難以入住的。即便這樣，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個封閉的陽臺裏。

彌留之際，薛波去醫院看他，目睹了難忘的一幕： 蔡 先生孤獨地躺在陽臺一角，而另一角，恰是護工的休息處。

當《英美法詞典》的編撰工作接近尾聲時，蔡晉溘然長逝。陪伴 蔡 先生進入另一個世界的，除了他的一九三三年東吳大學法學士證書之外，還有他親自審訂的《英美法詞典》稿件，四十九頁，輕輕地放入他的靈柩內。

被改變的命運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訪了數十位東吳學人，幾乎每個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過去。

盛振為，東吳大學首任華人教務長及後來的法學院長，曾著有《證據法學》、《英美法的審判制》等。後被打成「反革命」，被判處在甘肅勞改十年，後因宋慶齡說情，六年後才被釋放。到了一九八十年代，平反。

高文彬，八十一歲，曾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翻譯、中國檢察官祕書，當年他從卷帙浩繁的資料中找出了證據，將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這兩名原可能逃脫罪責的戰犯送上絞架。一九五二年 後高 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陽湖修大堤，一修就是二十八年，每天挑土幾十趟，累得連早晨上工的擊鑼聲都聽不見。一九八十年代初獲得平反，有關方面要給他補償損失，他說：「我人生中最好的時光，能用錢補回來嗎？」最後他沒要。

俞偉奕，日寇侵佔上海期間，他埋頭治學，繼續攻讀獲碩士學位，抗戰勝利後從事律師和法律教育工作，一九四九年後，因有參加東京審判的同學留在日本美軍基地工作，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鬥，一度連生命都無法保全。

周承文，一九六九年後回老家湖州鄉下做村文書。一九八十年代末，被聘到當時的杭州大學教書，成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專家，「寫的英文，就像報紙上印出來的一樣。」曾長期住在團結戶裏，共用廚房衛生間，每間房只有七八平方米。

王毓驊，美國印地安那大學的法學博士，在街道副食門市部工作了許多年，直到一九八十年代才到南京大學任教。

徐開墅，抗戰後的東吳大學教授，一九七九年後，他以上海社科院無編制的特約研究人員身份，為上海的法制重建殫精竭慮。一九九九年去世時，一些人才知道─他當了三十年的中學教師。

「他們是無辜的。」二ＯＯ二年十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國政法大學」那間小小的詞典編輯部裏，《君主論》等名著的中譯者─「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潘漢典 先生對記者說。他今年八十一歲了，也是東吳大學畢業生中不多的從事法律教育的幸運者，他因接觸蘇聯法律較早，幸而躲過了那場災難。

潘 先生談到動情處，他甚至落淚了，為他那些受難的師長和系友。

附文：他們被忽視的代價

隨著「中國」對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視，這些飽受摧殘的東吳學人又被起用。但這些東吳遺老平均年齡已逾七十，在英美法教育被人為割斷了三十年後，我『國』在這方面後繼乏人。今後還有沒有合適人選出任國際大法官職務？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奧先生深為憂慮。

「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一九九三年，薛波正在「中國政法大學」讀研究生，某天在查資料時，他和同學突然發現：國內居然沒有一本適用的英漢《英美法詞典》。

這實際上擊中了一個要害：我「國」當代的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有著上千年歷史的英美法，是與大陸法並行世界的兩大法系之一。」接受《南方周末》採訪時，美國斯坦福大學法學博士、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奧說，「它被廣泛應用於美、英及澳大利亞等英聯邦國家，以及中國香港地區。目前，聯合國國際法院運用的司法程序依據英美法；國際貿易的基本規則同樣依照英美法。」

「正因『中國』沒有英美法詞典，我們誤譯了很多東西。」「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潘漢典用了一個例子，來說明一個完備權威的英漢法律詞典的重要性：

Asylum─政治庇護權─一個世界通用的法律術語，卻被我們譯成居留權，而且寫進憲法，一錯三十年，從一九五四年－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八年最後到一九八二年，三次修憲，錯譯均沒有被發現。到一九八五年修憲時才得以改正。

據介紹，「中」美入世談判多次陷入僵局，與雙方是用兩種概念說話有很大關系。而在實踐中，因沒有嚴謹的英美法律詞匯漢語對譯詞導致的教訓，同樣不在少數。

一九九十年代中期曾發生過一件事，國內某銀行給美國方面開了十幾張匯票，因具名問題，美方最多可以領取一百億美金。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國』律師在哪裏？最後，高宗澤律師（時任「中國律師協會」會長）臨危出征，最終不辱使命，為中方挽回了損失。但辦案經費也高達人民幣九位數。

薛波們的工作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詞典該怎麼編？誰也沒經驗，就摸著石頭過河。最初，在「中國政法大學」某間宿舍內，從早上八時到深夜，幾十名年輕的法學者奮戰了兩年，一些初步成果，終於辛辛苦苦做了出來，但拿給那些有深厚英美法學養的前輩學者們一看─幾乎都過不了關。

這不是他們的個人問題，在把英美法教育傳統人為割斷幾十年後，要想重新接上這條法律文化的血脈，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薛波從一個偶然的機會了解到：一批東吳大學法學院的前輩今天仍生活在上海，最合適的審稿人找到了！

嚴謹和精神的力量

五年過去了，薛波仍清晰地記得第一次拜望老人們的情景：在 盧峻 先生那間小屋中， 盧 先生顫巍巍地坐起來，斜靠在破舊的藤椅上，薛波說：「不管什麼原因，世人可能會忘了您，現在也確確實實忘了您。」老人的聽力已嚴重衰弱，薛波只能半跪在地，伏在他耳邊說，「但您不僅有精深的學問，您還是一個時代學術高峰的象徵，請您務必要參加我們的工作。」

風燭殘年的老人靜靜地聽著，渾濁的淚水從眼眶中流出，「我答應你。」

在華東一帶，薛波共找到了十四位老者參與《英美法詞典》的編輯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還有許之森（一九三十年代上海律師工會監事，「解放」後一直以中學教師為業）、蔣一平（一九七九年前為新華書店店員，一九八十年代後成為華東理工大學外語系主任）……

審稿老人的平均年齡為八十四歲，這是他們人生中最後的奉獻。

老人們以極其嚴謹的治學態度投入了工作。一個例子被薛波們引作范例：僅為了審訂一個詞條─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aw（美國法）， 盧繩祖 先生就為其寫下了兩千多字、長達六頁紙的注釋。結果，近九十歲高齡的老人得了腦痙攣，被送進醫院。

周木丹 先生的手高度顫抖，已無法將字寫清。他便委託八十多歲的夫人─一九三十年代的經濟學學士，將改正後的稿件一一謄抄。

為了校訂一個詞條， 盧峻 先生把另外一位老先生請到家裏商榷，當著薛波的面，兩位老人竟然激烈地爭執起來。

王毓驊 先生目力已衰，必須借助自然光看稿子。但他家中又沒有陽臺，每次看稿，都必須往八里外的女兒家。

而 潘漢典 先生在手術前的四十八小時，仍掛著尿袋審稿。

是什麼使得這些耄耋老者不計功利地投入到這項事業？對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而言，詞典出版也好，不出也罷，都已是「寂寥身後事」，即使可能會有的現世聲名，也與他們無干。

「不為什麼，我就應該幹。我作為一名比較法教授，中國有這樣的事，我當然要去做。」 潘漢典 先生對記者說。

潘 先生母親在抗戰中家破人亡，去世時，留給了他兩句話：「你要做一個有益於社會、仗義執言，無愧於你父母的中國人。」

潘 先生以促進我「國」法學和法制建設現代化為目的，致力於介紹當代外國法學，投身英美法詞典工作即其一端。他說：「其他，我沒什麼好說的。」

幾乎沒人要求署名

留給薛波的是一筆豐厚的精神遺產。

他多次向記者提起老人們在上海第一次開會的情景，那是一九九七年，十幾個東吳老人聚集在淮海路上海社科院一個小會議室裏，五月的上海已經很熱了，會議室沒空調，房間悶得要命，老人們卻討論得很熱烈。會後，薛波要找一家好點的飯館吃飯，老人們死活不答應，「很好了，很好了」，每個人都這麼說，最後進了家快餐店，一人一份盒飯，十塊錢，老人們卻吃得很香。

幾乎沒有人要求署名，盡管他們都知道，這一定會是一項青史留名的事業，「千萬不要署名，我年輕時就這樣。」 潘漢典 先生和薛波去看望 盧峻 先生時， 盧 先生拉著兩人的手多次叮囑，不僅如此，就連六百元審稿 費盧 先生都捐給了編輯部。

他們銘記著東吳大學的校訓：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

誰來承認他們的價值

在近三十年的被管制、被流放生活中，幾乎每位老人的心靈都受到深深的傷害。

除了寶貴的時光，被剝奪的，還有他們的才華和智慧。學者以學和思為業，然而他們卻被迫停止學習和思考了近三十年。薛波曾多次到過每位老人的家，幾乎每個老人家裏都看不到書，那時是不敢有，現在則是沒錢買。審稿時有時為一個詞甚至要去開架書店查閱。

「並不是我有什麼能力說服了他們，而是他們的生命被埋沒太久了，他們已經感到，自己的才學將隨著身體的衰退而喪失，他們無法拒絕生命的召喚！」

老人們的奉獻，唱響了一曲生命的贊歌。「他們是人，是活生生的人，需要榮譽、尊嚴和承認。」薛波說，「這些風燭殘年的老人，他們努力工作，是在響應他們內心深處的悸動。」

盧峻 先生去世後，在葬禮上，他女兒再三向薛波致謝：「謝謝你們，我父親一生的價值，通過你們得到了承認！」

薛波曾多次到敬老院看望 蔡晉 先生，「我每次去看他，他都非常高興，他臉上浮現出一種孩子般的笑容，不停地想說話，他看著我的眼神，明白無誤地告訴我：他很希望能把他的所學，奉獻於社會，很高興他的存在對他人有價值。」

可是，幾乎沒人關注這個風燭殘年的老人。薛波曾看過他年輕時的照片，西裝革履，面目清秀，一個曾經的翩翩英俊少年。誰能想到他的晚景竟如此悽涼。

不是所有東吳老人都接受了薛波邀請。一位耶魯大學法學碩士、一九四一年就拿到 巴黎大學 博士學位的老人用一封信作了拒絕：「我一隻眼失明，不能看了，而且這麼多年不搞法律。」

薛波也遇到了一些他難以理解的現象。一位東吳老人把自己的專業知識，甚至遭受的苦難，全都忘得幹幹淨淨，薛波說：「她越平靜，越不反省，我越覺得我們的可憐，是什麼力量能使得一個人徹底轉向，把過去生活的所有痕跡都抹掉，一點也不剩下？」

受牽連的除了他們，還有他們的家人。

蔡晉 先生的四個子女，除了一個在上海，其余餘都在新疆、貴州等地，具體情況薛波沒有問過，可以想像的是，作為「舊法統人員」子女，他們的命運又會好到哪裏去呢？

薛波有次看望一位老先生時，老先生孫女正好在場，她很不高興，「你們來找我爺爺，要是他累病了，誰來照顧？」「是啊！」薛波也這麼想，「來尋求老先生幫助，又沒錢給，完了拍屁股走人，真是累病了，我們能幹嘛？」

盧峻 先生有三個孩子，女兒是音樂學院的教授，退休快十年了，一直伺候父親，一天都不能離去，「我還是個搞藝術的」，私下裏她對薛波委屈地說。薛波想了很久，然後回答說：「您這是在為國家盡責。」眼淚刷一下就流了出來，她點頭：「我也是這麼想的。」

遺憾和擔憂

近幾十年來，我「國」的英美法教育一直受到冷落，直到「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才發現問題的嚴重性。

早在一九五七年，哈佛博士、東吳大學法學院末期院長楊兆龍就在《文匯報》刊文指出：「過分強調法律的政治性而基本忽視了它的專門性和科學性；將黨外的‘舊法出身’的人士估計得很低，認為他們不可能或者很難改造為對新社會有用的法學人才；不信任黨外的法學人才，不敢放手使用他們。」

而隨著一九五二年東吳大學被撤銷，英美法教育在中國大陸被迫中斷了。

讓人痛惜的是圖書館，早在一九三五年底，東吳法學院圖書館已擁有法律類圖書達兩萬多冊，被稱譽為「遠東最佳法學圖書館之一」。即使在抗日戰爭時期，這些圖書也被師生們轉移隱藏起來，但在一九五二年後，該圖書館遭到了破壞。那些圖書再也沒有完整地收集起來。

到了一九八十年代，隨著「中國」對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視，這些飽受摧殘的東吳學人又被起用。一九九十年代香港原有英文成文法的審查，就全部由這些東吳遺老完成。他們平均年齡已逾八十。

在英美法教育被人為割斷了三十年後，我「國」這方面的人才後繼乏人。不知道以後還有沒有合適人選出任國際大法官職務，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奧，以及他的東吳同班同學 李浩培 先生都有這種顧慮，一九八四年， 倪 先生往海牙國際法院就職時年已七十九歲，一九九三年，李浩培就職時更達到了八十歲高齡，離任時已屆九十一歲。

附文：「我們在傳承」

作為《英美法詞典》的主事者，薛波已在「中國政法大學」三號樓三二三房內度過了近十個年頭，這個十餘平方米的房間，既是編輯部、辦公室，又是會議廳和接待間，很多時候還是薛波的臥房。人說「十年磨一劍」，但十年都快過去了，詞典還沒有出版。

在近十年的時間裏，薛波經歷了幾乎所有能想象到的以及想象不到的困難。

沒有錢，且不談稿費，僅是買必需的國外原版書就用了幾十萬。最缺錢時，電話都打不起了。他曾滿世界地尋找援助，從國內的若干科研機構、律師樓、大小公司，到國外的基金會、富商，為了省下郵資費，連寄往國外的信件，都要由朋友帶出國後再寄。

這是項艱辛而瑣碎的事業。他一人幾乎身兼了所有必須的「職務」，如果那也是職務的話，從策劃，主編，到總聯絡人、債務人、辦公室祕書、會計、資料復印員、電話接線生、值班人、運輸司機─僅為了把初稿帶到上海給東吳老人們審校，薛波數十次往返於京滬之間。五年來，光裝送稿件的旅行箱，就拖壞了好幾個。

最讓參與者們感慨的是目前國內學術界的浮躁，以及對基礎研究的漠視。現任教於「中國農業大學」的車雷講師參與此工作六年，他認為：「這樣一項耗時多年的工程，付出與回報是嚴重失調的。而當今有些領導更喜歡短、平、快地出政績。同樣，時下也沒有一位當紅學者願花如此精力去當詞典的主編。工作太基礎了，評定職稱沒用，甚至不算學術著作。」

與此相應的是奇低的稿費標準。現在連普通的漢譯英稿費，都已達到了千字二百－三百元，法律類理應更高，而這本詞典仍只有千字二十元。全書四百六十萬字，數百名一流法學者的八年心血，只抵得上二十二萬元稿費。

同樣還有某些官方機構和官員對文化事業的冷漠。在近十年的時間裏，這個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基礎文化建設項目，沒有得到任何官方資助。「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江平曾多次親筆寫信請求有關部門支持，但結果往往是這樣：「我們的經費有限，如果給了錢，很多關系不好協調。」

由於嚴謹的審訂工作的需要，詞典的出版周期一次次往後拖，然而，一位大學副校長居然說：「什麼書要編七年？」這位副校長不知道，除了日本的《英美法詞典》外，美國由梅隆基金會贊助，密西根大學組織編撰的《中古英語詞典》，用了七十年時間，耗資兩千二百萬美元才出版完成。出版後，那些長期生活在中古時代語境中的法學者們，幾乎已無法適應現代生活。

關山重重。要換了一個人，也許早就放棄了。但在薛波看來，這些困難都算不了什麼，「是我們自己要承擔的」，「和東吳老人相比，我已經很好了，我還有精神享受。」

這些年下來，薛波三十九歲了，仍孑然一身，個人已負債四十萬元。

支撐他這麼做的到底是什麼？

他自己的說法是：「這是命運，一個人只能做他要做的事。」

當年一起共事的伙伴們早已星流雲散，各奔東西，只有他還在堅持著自己最初的抉擇。當年有同事突然要出國了，根本沒想在走前請大家聚一下，當著大家的面，薛波痛哭失聲，他覺得：「友誼、理想仿佛一下被背叛了！」

薛波清醒地認識到在當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巨大難度，盡管有些悲觀，有些灰調，但一旦認準了目標，就決不放棄。他曾想編完詞典後，就出國去，但後來他想，「幹嘛要出去？」

薛波是幸運的，他不僅找到了東吳老人，還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師友，他們是：黃風、方流芳、何家弘、朱勇、金海軍……這樣的名字同樣有長長一串。

「要是有了錢，一定要替老人們在上海買個好點的房子。」這是薛波的願望，但直到現在，老人們的審稿費用都還欠著。

摘自廣州《南方周末》二ＯＯ三年一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