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用「透澈的研究」代替「想像」
─以「二二八事件」為例，解開當前台灣悲劇的糾結
本文在此談論我們台灣史上重要的歷史悲劇「二二八事件」，就是因為它總是帶給社會的族群關係帶來強烈的衝擊，研究者以為如果不能正確處理那段歷史悲劇的真相，我們社會的潛力與動能必然仍將因為內部的撕裂、衝突而內耗殆盡。

換言之，我們社會當前的問題可能那麼單純嗎？如果真是「倒扁成功」，甚至也樹立了良好的新制度，難道我們島嶼的前途就一片光明了嗎—如果不優先處理內部族群撕裂的問題。所以，在此時此刻我要在此提出我「用「透徹的研究」代替「想像」」的觀點，以研究「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為例子，來試解當前台灣悲劇的糾結。

「二二八事件」，是一樁常常引發我們社會內部這種不信任的的歷史悲劇。它的真相太久被當做政治禁忌而掩藏，一旦社會解禁之後，因人類心理的自然反彈，社會禁忌就此不僅成為顯學，成為許多聞名而來者意欲一遊的勝地，同時，掩藏者或設立禁忌者自然易於成了社會的眾矢之的—幾乎人人都可以痛心疾首地攻擊他們—然而，她們是否真的理解史實真相？已相當深入地釐清了悲劇真相的各方面？

這也是本文下面要談的史實—大概極少人讀過下面關於「島內日產爭奪」、「日本的設計」、「美國的設計」之描述—以下依序提供給熱愛台灣與關懷台灣前途的朋友們參考。

一、關於「島內日產爭奪問題」

國府來台前，日本少壯軍人曾威脅林獻堂先生公開在台北展開接收日人產業，該事件四處流傳，引起各地有力人士的效尤，也造成了地方上皇民間對於日產的爭奪；它造成了國府來台前的社會不安，這爭奪日產的不安一直延續到「二二八事件」的前夕。下引當年的史實。

當年著名幾位耆老與名人，曾經留下這樣的證詞：

「本島人記者當中沒有一個人接收了日本人的家產。大澤台日主筆的千金勸我住進她的一個親戚的位於御成町的房子，...可是我回答說日本人的屋子是國家的財產，所以我不想要。」（見於「台灣連翹」，吳濁流著，草根版，頁153）

「日本投降後未久，政府曾嚴禁止日產私自買賣。然守法者吃虧，玩法者竟佔便宜；有一部份渾水摸魚，勾結取巧之徒，趁機與日人私相授受，佔便宜者不在少數；於余省參議員任內受一巨賈糾纏，欲余於其請願書上蓋章，請政府認定十月十六日以前為合法；雖有不少參議員經已簽蓋，余則嚴拒之。蓋某巨賈曾於日本投降後，在台北購得若干大廈也。」（「六十回憶」，韓石泉著，韓內科醫院1956年印行，頁103、104）
「那裡是台東最有名的助產士的住家兼產院，庭園很美，所以台東婦女界的名流虎視眈眈早就看上了，我們卻全然不知。......如此緣由，我們便住進了那房子，但卻也因此觸怒了早就把這房子視為囊中物的婦女會長......從此遭她陷害。如果當時沒有去台東，在台北我有很多日本友人，要想住更好的房子只要在他們歸國前去住就可以了。但現在想來，台北市城內的商店或日本人的高級住宅，都那樣地被有權勢的人強佔為私人財產，......」（「人生的三稜鏡」，楊千鶴著，前衛出版社1995年印行，頁259）
「戰爭結束後，待遣回的日本人將他們原有的房子送給與他們有親交的台籍人士，......台大名教授中都有受贈的人......有的人全靠接收成為巨富。......光復後登場的台灣巨富中，有很多人是背負著如上的原罪──非法接收。」（「林衡道先生訪問?錄」，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楊明哲紀錄。中研院近史所）

最後，再看當時另一段夾雜著若干外省族群新資料的，但值得參考的紀錄：

「光復後，警察力低落，於是友仔（無賴、流氓）、鱸鰻、地痞等開始為非作歹起來，進入日本人經營的食堂白吃、白喝而不會感到羞恥的人也有。不但這樣，也有破壞公共物品，盜伐路樹或保安林，偷剪電線的。和外省份子一模一樣而開始做不道德競爭了。日據時代，在路上檢到遺物也不會當做自己的；可以說，治安十分良好，但光復後上面薄薄的鍍金剝落，現出底子，露出了醜陋的面貌來了。尤其是房子或店舖的接收上，本省的不良份子和外省的一部份詐欺者對抗，使用武力的事件連續不斷地發生。其中以大正汀的房子或城內店舖的接收的爭奪戰最為激烈，甚至有時還會聽到槍聲。」（「無花果」，吳濁流著，草根出版社1995年印行，頁163）

可惜，在近十餘年來成為當代顯學的「二二八事件」之所謂「學術研究」中，為何似乎從來沒有對於這種複雜問題的報告？追究為何日人要迫林獻堂老先生公開接收，為何若干我們台人竟自行爭相接收？而此一問題到「二二八事件」演成國際矚目的大事件時，竟仍能成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所公開提出的三十二條件，甚至在後來因又主張「撤銷警備總部」等十條件而被視為「叛亂暴民」時，它又成為所增提的該十條要求之一。

二、關於「在日本的設計之中」
前面提到戰後日本少壯軍人曾威脅林獻堂先生公開接收日人產業，帶動了我台人的接收風潮，在此等於給大家一個歷史背景的註腳，那是國府來台前，日本軍人在戰後台灣自治運動中企圖拉攏地方領袖的作為，但是，地方上的鬥爭就被引發了。然而，就只是那樣嗎？

擅長圍棋的日本人所配合的謀略，應該還有經濟上的漂亮狠招，那是日人在1945年9月，國府來台前，把戰後理應作廢的巨額鈔票整飛機地運來台灣，以退休或資遣的名義發下，既救濟了日人，也攏絡了與日協力的台人，這巨額的鈔票也把台灣的物資狠狠的吸光，然而，我們所有的台人則共嚐通貨猛漲的苦果—相反地，卻會回味日人軍事統制下的物價的平順—更離奇的，則是他們似乎極善於導演，因此展示了一幅可以「垂範萬世」的撤退演出，請看下面的引述的史實資料。

先看明知道「台灣正處於嚴重的通貨膨脹狀況」（「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鹽見俊二著，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文英堂2001年11月出版，頁20）且「必會發生產業方面異常的衰退現象」（同上書，頁8），卻負責運輸鈔票與「慷慨」散發鈔票的日本官員的自述：

「昭雄代表銀行負責紙幣飛行的安全，另派兩人在機上終日看著這批巨額紙幣。......在這一段飛行時間中，我是一直爬在那一堆台銀券上的。」（同上書，頁21）

「總督府對於日本人官員宣稱，台灣雖然因波茨坦宣言而變成中國的領土，但在台日本人官員仍保有其官員身分，故將對他們支付至明年三月之薪餉和退職金，而對國策公司和一般公司也採取了相同措施。」（同上書，46、47）

再看這一飛機的巨額鈔票被「慷慨」透過日人與部分協力台人投入台灣市場後，引起的物價波動。據當時的物價統計資料的史實：「1945年8月，白米每斤0.2元；10月，每斤3.6元；11月，每斤12元；1946年2月，每斤16.8元；4月，每斤20元；......」（引自「台灣四百年史」，史明著，頁737。）

換言之，也就是，在整飛機巨額鈔票進入台灣市場後，在國府來台以前，已造成物資嚴重缺乏的局面，米價膨脹已近二十倍；換言之，相對於此，由陳儀1945年10月底抵台至1946年4月間的米價的膨脹，竟還不到2倍，可見得陳儀抵台初期在物價的控制上，已相當盡力，但是，陳氏的努力並不能抵抗戰後經濟統制取消後，我台人心中前述戰後初期日人設計米價狂飆的潛在恐怖；當時耆宿留下的歷史資料所指出的「到停戰為止，雖然通貨比戰前膨脹五倍，可是由於『強制國民儲蓄』的關係，事實上流用在民間的通貨量和戰前同樣。（在林白版稱『差不多』）」（「無花果」，吳濁流著，草根出版社，1995年印行，頁140。）正是為我們提示了當年台灣經濟失控的部分真相。

也是這樣，然後才能恍然大悟於我們官方「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中相關的那一段，實在是過分簡單的描述，所謂：
「陳儀主持台政不到半年，物價即大為波動，例如，米一斤原來只賣1.5元，但民國三十五年初，台北的米價就漲到一斤10元以上，到三十六年二月，已漲到一斤32元，此為台人過去所未曾遭遇過的生活經驗。」（「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頁7、8）

該官方報告所謂「此為台人過去所未曾遭遇過的生活經驗。」，把台灣戰後首次嚴重通貨膨脹的賬混淆地算到陳儀頭上，真能算是學術研究的嚴謹成果嗎？民間人士的我不知道，但是，上述史料讓我知道，當時確是有比官方報告更複雜的、被混淆的真相。同時也知道，這時，我們所有的台灣人共嚐了那日人設計的通貨猛漲之苦果—成了往後「二二八事件」的經濟原因。

最後，也應該一提的，是流傳於戰後台灣的日本人風範──見於不少名人的回憶：例如，不但，送女兒去日本留學，又讓兒子娶個日本女人的外省籍官員汪彝定所謂的「前一批日僑剛剛遣送上船，她們所寄居的海關大樓，卻打掃得相當清潔。我問管理的人到底是誰打掃的，她們說日本人走時，每一戶人家都自行打掃清潔。我心裡不禁暗想，一個戰敗的民族，都已被強迫遣送回國，卻仍能維持臨危不亂的態度，......」（「走過關鍵年代」，汪彝定著，商周文化出版，頁39）就是一例；然而，真的日本人當年是如此單純、理想地「臨危不亂」嗎？

請參看日本人當年自身透露的相反資料──確實絕非「臨危不亂」的。

日本名記者伊藤金次郎曾寫下日人離台時的如此史實：

「發生在一些小隊的是，每次用餐時間，先到的人毫不客氣的搶下大量飯菜，使得後到的人吃不到東西；此外，明知道不留意環境衛生的話，會有發生傳染病之虞，卻沒有人願意清掃住所內外；甚至，有人還趁夜陰從走廊上放尿，或在屋頂平台上大便。」（「台灣不可欺記」，頁33、34。）

而日本人回到日本所見的情形是：

「軍人、官員、軍需工廠員工等開始爭先分配物資。他們的口號是『與其要給敵人拿去，不如......』。原來是這種人物在主導戰爭的。......街上的市民臉色蒼白，所帶的包巾中的東西，不是趁混亂取得的軍用物資，就是在黑市市場買來的東西。」（「祕錄‧終戰前後的台灣」，頁10~11。）

日本警政學者杉木守義的記述下，則是日本全國是那樣的情景：

「日本......在公生活方面，國家失墜威信，國民喪失其生存目標，以致道義頹廢。在私生活方面，各種犯罪層出不窮，社會不安益趨嚴重，遂使國內陷入混亂及無警察之狀態。」（「警察勤務之基本問題」，胡福相譯，台灣省警察學校印行，頁46~47。）

那麼，難道是在台灣的日本人特別受到什麼特殊的教育或加持？此時，再看省籍反日耆宿吳濁流在回憶錄中，不只是有極其同情日人的所謂：
「日本的統制經濟和停戰同時崩潰了。因為八年的戰爭而物資缺乏，疲敝困憊之際，加上統制經濟的體制崩潰，於是米的配給將斷絕，因此米價只有每天上漲了。首先依靠日本政權生活的官吏薪水階級者，發出了哀叫，加上日本銀行券的千圓鈔票上，加印台灣銀行幾個字的鈔票出籠，貨幣就驟然膨脹而更加刺激了物價的上漲。丟了職的日本官吏立刻跌入生活困境，有些人就打發家屬出外工作：小孩去賣香煙，女人就開露天店舖。無罪而純真的小孩不准上學，對著街上來往的人們點著頭『叔叔，請買一包香煙吧！』......」（「無花果」，吳濁流著，前衛版，頁142）

更有吳濁流先生表現其極為心折的描述，那所謂：

「那些曾經與我共事的日本記者們，率先垂範，成為一個團體而像苦力般地工作著。在街上看到他們頭上纏著白布賣力工作的樣子，實在悲壯極了。住在這個市營住宅區的貧民最先被遣送回國，但是當他們要離開的時候，實行所謂『要離開的鳥兒不弄髒窩』，於是把紙門重新裱好，然後離開。我看到這種情形說不出有多少感慨。」

然而是否應該研究，那些「臨危不亂」的「垂範」表現，是怎麼來的？作為研究者，我的理性不相信此時會有什麼特殊的教育或神秘的加持─

如果我們還記得前述的日本人設計，是否由於，在我台灣人早已普遍受到通貨膨脹的壓力時，深知已是待罪之身的他們，上級由市面上搜購囤積的民生必需品，必然仍使他們能高枕無憂，他們怎會不深深感念上級長官的照顧，而萬事聽從上級的指導與規定呢？

所以，那史實應該並不是在台灣的日本人特別優質，應該是日本人在離台前留下了那麼利害，讓人不加研究就難以識破的，卻害慘我台灣人的設計—而這些對於日本人虛偽的美好印象，是否可能也是當年社會由戰亂復員難行走向「二二八事件」衝突的重要心理因素！

三、關於「在美國的設計之中」

前面提到動搖戰後台灣經濟，製造通貨膨脹的日本設計，然而，那整飛機的日本銀行印刷加蓋台灣銀行字樣的千元大鈔是戰後由東京運來台灣的，依當時盟國佔領軍執掌，該大批鈔券運出必須經過美軍最高當局的許可，換言之，美國對於戰後台灣那第一次難以遏抑的通貨膨脹應該絕對有相當的責任。

不過，更重要的，應該是美國於太平洋西岸的台灣原來曾有的設計與戰後的態度；這方面，其學術研究也不受人們所重視，往往只有少數左翼資料中論述。

下面，本文就簡述左翼資料中較習見的的資料，再詳述其他幾乎完全不見於流行論述者。

要理解美國的設計，首先要理解自美國在東方崛起的1900年以來，世界戰略局勢的推移，與美國那極現實的外交一貫政策。台灣只是他在棋局中的次要棋子。
1900年，還是大英帝國稱霸世界的時代，美國經過美西戰爭取得了台灣南方的菲律賓，立刻就與日本簽訂了彼此相互尊重殖民地主權的條約。1905年，為了阻止俄國南下的威脅，美國羅斯福總統在英國支持下，不但出面促成了日俄戰爭的停戰與訂立和約，又給予日本可以幫助消化東三省的貸款；此後，美日關係都相當密切，要直到1941年的珍珠港事變，美國才充分感覺到日本的不可信任。

大戰中，設計如何處置戰後世界的美國戰略當局，就有美國回到菲律賓，同時，以海軍戰略攻取台灣設立軍政府的考慮—然而，該一設計當年並未得實踐，就被美國麥克阿瑟以優先佔領菲律賓的主張所取代，台灣因此避開了登陸大戰的摧殘；然而，輪到指點戰後江山的美國掌握霸權時，卻發現他不只把台灣放在日本局勢之後來考慮，也把台灣放在中國局勢之中來考慮—尤其，當1947年台灣局勢動盪，美國海軍情報單位在台灣民間的活動已取得若干呼應而試圖取得官方正式支持有以行動之際，那真是該單位苦心積慮後所收到的一個壞消息。

下面，我們先來看美國的設計，是如何把台灣放在日本局勢之後來考慮的。

那是1946年7月，在戰後東京一片殘破與蕭條，民不聊生，盜賊橫行的大環境中，麥帥的盟軍總部正苦於如何恢復社會秩序以進一步推動經濟的復興，這時發生了我們歷史研究者絕少關切的「東京澀谷屠殺事件」。

當時，不僅東京，整個日本都在美國管制之下──所有地方治安都受美軍節制，日警平時只能配刀，不能配槍；日警處理台灣人事件規定應該會同美國憲兵──這個當時廣受我台灣媒體注意的，我們台灣人在東京澀谷區被一群日警集體槍殺的慘案──我台灣人車隊受槍擊的彈痕達五百餘發之歷史資料如下：

當時的日本社會秩序動亂之一斑是：

「現在上電車、火車時，都爭先恐後，你擠我推，甚至從窗口爬進去，店家下午四時就關了店門，晚上時有搶劫；以前鄉下的強盜破門而入，至多只憑一把刀子，現在他們都帶的是手槍......」（「東京通信戰：敗後的日本」，味橄著，觀察周刊，1946年9月）

澀谷事件的情況，依據親涉其中的我台灣人的記錄是這樣的：

「七月十九日，松田組與台灣人攤販在新橋對峙。......當時我也在場，地痞流氓大喊：『今天這一場是經聯軍總部和警視廳許可的，大家打個痛快吧！』 ...為地痞流氓恫嚇的台灣人便請......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派出二輛吉普車開路，後面五輛卡車分載著台灣人，從廣尾向涉谷車站出發。

......武警與流氓集團在涉谷警署前伺機而動；被矇在鼓裡的中國代表團在到達涉谷警察署前時，......警察與流氓聯軍朝卡車開槍。第一部卡車的司機當場死亡。我和弟弟在最後一輛卡車上。我們那輛車的司機聽見開槍的聲音，嚇了一大跳，當下決定開往別條道路，我們才能倖免於難。」（「我的抗日天命」，林歲德著，前衛出版社，頁108~110）

他對美國軍事法庭審理該案的結局，表現了極大的憤怒，指出
「......這兩次事件是日本警察聯合全關東的流氓襲擊、毆打我們台灣人，掠奪我們的商品，更奪走我們的性命。」（同上書，頁110）

「恰似關東大地震時警察放出『朝鮮人暴動』耳語，屠殺眾多朝鮮人一般」（同上書，頁108）

「被屠殺者及負傷者含冤莫白，而日本警察與流氓聯合大隊卻絲毫未被追究責任。兩事件一開始就在聯軍總部的默認下進行，......」（同上書，頁111）

然後我們還可以看另一資料，那是裘劭恆檢察官，南京方面請他出任審理澀谷事件的中美混合法庭法官，他在美軍顯然欲掩護日警的情況下，除了在審理中堅持自行質問日警，在宣判前更據理反對其錯誤判決外；最後，當他在美方已做錯誤宣判，尚未退席前，由法官席上起立，鄭重宣言，悲憤的那一幕回憶──

「我作為本法庭的法官之一，不同意剛才的判決。檢察官的起訴沒有把合理的懷疑排除，因而他沒有按照法律來判決......」

「排列在法庭門內的被告們，被宣告有罪翻譯出來時，沒有人哭，裘法官的這番話翻譯出來時，卻讓許多人落淚了。站在前排的一個大個子，竟是涕泗縱橫。」（引自「自惕的主體的台灣史」，郭譽孚著，頁158）

另一可為印證的是，當時著名的法國新聞社，對於該美軍法庭最後對此慘案的錯誤判決，也表示了外國人的同情，所稱：

「日本警察取締台灣僑胞攤販，引起不滿，一度發生衝突，事後有台胞37人被捕。10月美國軍事法庭竟將此輩判處徒刑兩年，期滿驅逐出境。外僑對於此種重罰，均為之側目；或咸謂攤販滋事，無非為吃飯問題，並無罪過。」（1946年12月11日，上海大公報）

也讓我們可以由各方面印證當時我台灣人當時的處境。這也就是在美國設計下，我們台灣人被放在日本局勢後考慮的情況。

不過，也正是這件轟動國際，驚動全台媒體的事件，它在二二八事件的半年前發生，至1946年底，即二二八悲劇前兩個多月時，竟發展成為當年台北的「反美日大示威」，可能對於後來二二八事件的發展產生了不可輕忽的作用。

最後，我們再來談美國的設計，「二二八事件」當年他們是如何把台灣放在中國局勢之中來考慮，甚至最後有主其事的美國人柯爾感慨地認為，那是「美國出賣了台灣」的設計。
下面就是當年那位美國主事者所撰述的幾段重要史料：
「（1945）9月10日，第三批美國代表到達了，這是一個十五人官兵的工作隊，他們......代表美國的戰略情報部......」

「美國戰略情報部工作人員犯了大錯，......戰略情報的軍官們為了要調查民意，結果笨得出奇地在街上隨便攬住人便詢問起來，他們還帶了些翻譯官，被攬的台灣人都嚇了一跳，而且被問的問題是，第一、他們要繼續被中國人統治嗎？或是第二、回到日本人的統治呢？或者第三、由聯合國託管而暫由美國管理呢？」（上引兩段引自「被出賣的台灣」，柯爾著，頁90、115。）

此外，在1946年二、三月間，台灣人的客籍領袖、國民黨省黨部連任委員、國府的監察委員丘念台在上海準備來台期間，所遇的盟軍軍官，竟明目張膽地對丘先生那樣身份的人所說出的：「您回台以後，如果感到民眾不滿現實政治，不妨和我們聯絡，我們軍部派有人在台灣，我現在寫一封信介紹您去見他，希望時常和他保持聯繫。」（「嶺海微飆」，丘念台著，中華日報印行，頁250。）

這些就是前述日本投降的直後，美國對盟軍中華民國的台灣所做的公開工作。

再看前述那位美國主事者之一，柯爾先生所留下來，能為我們勾勒出那個時代背景的幾段重要資料：

「舉例來說，在1946年年末，領事館接到華盛頓數萬分印刷精美的小冊子，題為『美國政府的故事──其發生及功能』，這本小冊子像其他許多手冊一樣，富有插圖，以發給中學生程度為對象，這年齡正是對政治充滿單純想法，以為只要經過直接的方法，萬事似乎皆可以達成。......從下列的幾句話，可以看出不負責任的美國宣傳小冊的一斑，而在當時它格外不適合當地人民閱讀，這足以引起反叛......這些分明是在說明美國政府及美國人民已經準備好，要來『拼命努力』支持實現民主制度」（「被出賣的台灣」，喬治‧柯爾著，陳榮成譯，前衛出版社1996年印行，頁224。）

原來，當時的局勢，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是這樣發展的──

「美國新聞處主任察覺到在華盛頓的宣傳總部，對領事的報告漠不關心。在1946年早期，這些已經是夠嚴重了，但在這年年底，他們警告宣傳總部，危機已佈滿島上各處。......」（同上書，頁225。）

「然而到二月底，一些較不安靜，缺少耐性的年輕人開始質問美國的宣傳。美國領事館則顯示兩種不同的面孔，在南京的美使館或華盛頓政府甚至都不表示對於台灣問題有絲毫的關心。」（同上書，頁252）

「他們由於領事館所處的地位而受挫折，一方面，領事館散發大量的印刷資料標榜以『1776年的路線』來推翻政府，但同時領事館也明白表示，站在一個公務機構的立場，領事館不願管台灣問題。」（同上書，頁227、228）

這是怎麼樣的美國設計？那位有正義感──雖然所言不免過分主觀，例如在描述上及的澀谷事件時就顯然過分主觀──的美國主事者柯爾，在回顧當年的那一段悲劇歷史之後，特別提示了一封當年台灣青年熱切寄望美國支援的信，所謂「我們可以想到美國就如同上帝，他不僅可以領導我們，也能領導世界。」

同時，他還自稱「有少數台灣人真正『神化』美國人民，至少以為美國人是全能的。」；然而，美國最終評估全局後，仍沒有「適時地」伸出其似乎原已默許的援手──這位美國人將他這本嘔心瀝血描述戰後台灣政治問題的名著題為「被出賣的台灣」應該主要就是對於這段史實的感慨吧！
結語

以上就是「關於島內日產爭奪問題」、「日本的設計」與「美國的設計」等三方面的資料，關心這段悲劇史實的朋友們，大家都很少讀到吧？我們是否應該問，?什麼在過去所有流行的、或者大名鼎鼎的「學術研究」，都似乎有意地避開了這類的史實？往往都只是三言兩語就想把這類史實掩蓋？還是他們真的覺得那些都不重要？

然而，真的它們不重要嗎？在這類歷史重大悲劇中，不是每一個細節都值得研究，都不應該僅依靠片面的流言或者義憤者的想像，就冒然論斷嗎？況且，對於這類可能引發強烈「族群撕裂效應」的重大問題上，真正客觀公正的全面研究，應該是必要的；否則，如果只是根據近來學術界流行的所謂「想像的共同體」的概念，以「想像」來處理真實的歷史事件，則重大歷史事件的責任歸屬一定不能中肯，大家重視的「轉型正義」的追求必然無法讓大家信服，如此，則將讓這一案件的創傷永遠不可能平復，而社會動盪也就將永難平復。

因此，本文想藉此時此刻向所有真正關愛台灣前途的朋友們呼籲，在我們日益進步的社會裡，我們怎能容忍，當年國民黨禁忌如此，至李登輝亦如此，進展到民進黨當政竟仍如此地處理歷史禁忌問題？尤其，該一禁忌，在某一非理性的族群對立意義上，曾讓國民黨下臺、李登輝下臺、而如今民進黨的朝不保夕，也與之顯然密切相關；在如今人們都在追求深化民主，希望政治徹底轉型，從而帶動社會全面發展的今天，我們既不能再容忍當前扁府邸以比爛來合理化其弊案，我們在研究當代台灣歷史的教訓上又怎能繼續容忍歷史真相被掩藏，以致我們先民以寶貴的血淚所留下的深刻教訓，竟被一大堆不成熟、幼稚、單純的記憶、或者某些別有用心的所謂「想像」或選擇資料的「台灣民族主義」所取代！？

真相被掩藏，以致我們先民以寶貴的血淚所留下的深刻教訓，竟被一大堆不成熟、幼稚、單純的記憶、或者某些別有用心的所謂「想像」或選擇資料的「台灣民族主義」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