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和原本已有以及由金融危機而誘發的紛亂騷動的世界局勢，中美兩個大國，在世界範圍內的軍事外交，都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都要進行新的布局。世界的局勢促使兩個意識形態不同的大國必須加強更多領域的合作。盡管合作的最佳氛圍已經形成，但當經濟危機導致本國或者利益相關國的紛亂時，又潛伏著比以往更大的危機。中美合作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期待的選擇。

 中國在抵禦金融危機中的出色表現，以及應對2008年國內冰雪災害、西藏騷亂，成功舉辦北京奧運等，逐漸改變了世界對中國的印象。越來越多的國家，不再把中國的崛起看做威脅的，而是希望中國能夠扛起更多的國際責任，至少做到和自己大國的身份相符。金融海嘯發生後，在經濟上，多次國際會議，各國對中國的重視和期待已經說明了是如此；中國海軍遠航亞丁灣護航，國際社會的稱許也是如此；印度巴基斯坦發生危機後中國的影響和參與也是如此，以巴戰爭之後，中國積極參與調停也印證是如此。中國影響力的發展和美國影響力的衰退，如果，中國繼續所謂的韜光養晦，就會被世界認為說是自己惺惺作態和不負責任。世界需要中國在更多方面和美國等大國、強國一道發揮自己的影響力，來振興經濟、維持秩序。同時，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中國的國家利益已經不在局限於本土，比如亞丁灣護航，保護僑民和中資海外的投資等。中國對美國在世界許多地區聲稱有自己的國家利益越來越感同身受。中國由後臺到前臺，由一個領域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到幾個甚至全面發揮自己的影響力，這有自己的需求也有世界對自己的期待。無論從什麼立場出發，要扮演這個角色，在加強自己的基本的實力外，如何合縱連橫整合資源，讓自己的影響力需要發揮得更大是個課題；需要和其他國家合作的時候，不但要避免誤解和沖突還要能夠相互補充和支持，展現合作的價值和智慧，也同樣是面臨的課題。完成這些，都註定2009年之後，中國在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都要有新的布局。中國在軍事上將會更加透明和在本土以外更多的參與合作。海上打擊海盜只是中國軍事參與的第一步，相信如果需要，中國也將會在聯合國的授權下，登陸打擊海盜或者在其他地區采取其他的真正的軍事行動。因為這樣的軍事行動，不但是在盡大國的責任義務，也是實戰練兵的好機會。以前中國與別國相比失去很多這樣的機會。我們說我們的軍隊和武器多麼厲害，總是底氣不足，也多因我們缺少實戰。通過經濟、和軍事的力量發揮中國和諧式外交，按照中庸之道扮演更多的和事老、和稀泥的角色，也是可以預期的事情。而遂行這樣的任務，裝備、機構、人才、其他國家整合的方向都會有相當的研究和調整。

 2009是奧巴馬新政府上任的第一年，也是奧巴馬率領美國人民應對金融危機最關鍵的一年。美國能否早日走出經濟衰退的陰影，關系到大半個世界的繁榮和穩定。一方面是新政府上任，本就有一套新的經濟、軍事、外交政策。鑒於美國自身陷入經濟衰退的泥潭，一大堆問題等待解決，經濟軍事的力量越來越讓自己感到，同時打贏兩場局部戰爭，在現階段不但沒有必要，也不可能。美國當年派飛機遠程轟炸伊拉克或者是南斯拉夫，盡管都暫時讓這些國家屈服，但並不算打贏。花費巨大的經費狂轟濫炸一番，對自己並沒有好處，表面上讓別國暫時答應了停火的條件，口服心不服，反而制造了更多的敵人。像伊拉克，最終還是出動地面部隊才推翻了薩達姆。以戰養戰，即使占領伊拉克成功，掠奪資源的戰略目的也還沒有完全達成。支持以色列和多次的中東戰爭，不但沒有增加美國的影響力，反而讓阿拉伯世界越來越懷疑其公正性和保持自己在中東影響力的目的。奧巴馬基於經濟和軍事的因素，必定要調整自己的戰略。所有的跡象表明，美國的方向將是要收縮散亂的軍事戰線，讓實際的軍事打擊更集中、有效、快速；而防衛和預防性的布局在突出重點的情況下，也將更全面。如，奧巴馬政府要盡快結束伊拉克戰爭，而加強阿富汗的力量。在防禦重點放在圍堵中國的同時，加強了中亞、南亞的軍事基地和代理人的培養，在俄羅斯家門口也做了周密的部署和防範。奧巴馬新政府將會是軟的部分更多、更軟。如，奧巴馬沒上臺已經答應和伊朗、古巴談判，硬的部分，他在收回自己的一只拳頭之後，再次出手的時候也必將更為有力。同樣，如果伊拉克撤兵之後，阿富汗反恐也在2009內告一段落，伊朗還繼續強硬，美國對其的警告則不會再局限在口頭上，伊朗將會面對美國的多種可能性打擊：用空中打擊全面地摧毀其軍事、經濟設施；一場有地面部隊參與的、局部有足夠優勢的斬首行動。鑒於越戰、韓戰和伊拉克戰爭，美國不會再陷入占領多數城市的地面戰，除非要瓜分伊朗的石油的長期占領。美國的經濟復蘇得很快，和很慢，都是伊朗的噩夢。經濟恢復得快，美國有更多的精力和力量來解決伊朗問題；經濟恢復得太慢，轉移矛盾，伊朗則會成為美國的首選。伊朗自己不改變，而寄希望奧巴馬緩和兩國的關系實在是危險得很。奧巴馬日前關於伊朗核問題的講話，已經提前宣告，如果伊朗繼續強硬不合作，奧巴馬政府對伊朗的危險比布什更加真實和強烈。

無論願不願意，美國必須正視和借重中國的崛起，並在更多的領域和中國合作；也無論願不願意，中國必須自願和不得不扛起更多的國際責任，發揮更大的國際影響力。像美國一國獨霸，已經力有不逮一樣；中國也不具備全面獨立抗衡美國的能力。中國不必刻意去做拯救萬物的救世主或一副正人君子樣，而是要從自己的國家利益，對美國要鬥爭中要學會妥協；更應該合縱連橫，借助一些力量，增加自己國際上的話語權。兩國在合作的過程中，美國要更了解中國的文化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減少猜疑、誤會和他國特別是日本的影響；而中國最要防範的是自我膨脹。要時刻認識到，自己只是比以前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增加了，並非以強大到成為和美國成為對等的和對立的一極。

2009年是世界各國公認最難熬的一年，中美兩國合作的機會最大、領域最多，但同時也是變數最大的一年，除了美國國內經濟危機的程度是否需要一場戰爭轉移焦點之外，其他國家因為經濟問題而導致的內亂或與鄰國戰爭的幾率是二戰之後最大的。這也註定了，兩國利益沖突的潛在性、不確定性大大增加。無論如何，兩個大國，合作世界受其益，沖突世界獲其害。

           畢殿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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