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陽山老師「善意」警告拍片者不得逾越他所認定的「史實」範疇，因為，他「研究孫中山二十多年了」。因為列寧說過：孫中山是「充滿崇高精神及英雄氣概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所以「國父是拼裝的夢想家」這種說法不能成立。當然，周老師強調他「有所本」，因為二十八年前，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就訪問了中國研究「巨擘」─老外韋慕庭，並寫成「中國研究五十年」，所以他的看法不可能錯誤。

        林火旺學長則更令人失望，在投書裡他堅決反對任何「告訴我們一個不平凡的人是一個平凡人」的企圖；換句話說，他先為孫中山定性─他是個不平凡的人，然後往下再套上適合這個「不平凡」的高貴角色的史實。

當然，還有祖師爺胡佛老師的加持。在這樣一脈相承的「道統」之下，一般民間研究者是不夠格提出不同的看法或是批評的。

這個思維方式簡化之後就變成這樣的句型：「因為偉人偉大─所以他一定不會如何如何」。在古代，這叫「為賢者諱」；在現代，這叫做強暴事實。

        好熟悉呀！尤其對我們這些度過「老法統」年代的五年級來說，國民大會與立法院的萬年委員們，當初不也是這樣，穩穩地當了幾十年的民意代表，用五十年前的思維指導我們的思想生活？

        他們說：你不瞭解共產黨，我在你還在喝奶的時候，就已經跟他們交過手了。「共匪」不能信任，所以教科書上只准教授那些「東北九省」等「已經變成歷史的地理」。他們說：民族英雄不可能又是漢奸，忠臣孝子不可能又是暴夫殘父。因為他們經過民國三十八年的通貨膨脹，所以直到六十八年新台幣才有出現一千元的大鈔。因為他們擔心年輕學子純潔無知，所以讀到馬克思主義都得去趟綠島淨化心靈。

        我們不需要你們的經驗，1990年站在當時還叫中正紀念堂廣場上的學生們心裡想。

        我們現在也不需要「學閥」型的專家，不管你是用甚麼名義作包裝：教授、研究員、國策顧問，還是交換學者。獨立的公民自然有雪亮的眼睛，可以做出負責的決策。老師們，請再回去重溫一下盧梭與孟德斯鳩，默念一番「民主就是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將以生命保衛你反對我的自由」。

        我們更不需要假捍衛真理之名但行箝制自由之惡的監察委員。比較起來，那二個費心特別揪出偷吃的駐外情報官員的監委寶貝，她們對這個社會的貢獻還大得多─至少還有娛樂價值。

        十九世紀初的歐洲相信：所有的精神病都是可以治癒的。於是國家投注大筆經費興建可容納數萬人之多的精神病院，期望一舉根除國民的精神疾病。當然，這個雄圖並沒有成功，治精神方面的疾病跟治療小感冒硬是不同。到了世紀末年，輿論已經公認：當初的政策錯誤，而投注這麼多的國家資源更是可怕的浪費。

        為了保住既有的預算，公衛官員改弦易轍，他們宣稱：精神病院的主要功用不在治療，而在將病患隔離在遠離正常人的地方；而更大的好處是「絕育」─讓他們的疾病不會透過遺傳延續到下一代的國民身上。這樣子精神病院找到了新的定位，成功地保住了鈔票。

        監委大人，時代變了，監察院也該找找新的定位了；咳，聰敏如您，應該能夠很快找到比精神病院要好的多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