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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10 21:58:09瀏覽795｜回應2｜推薦12 | |
| 再過幾天，便是黃埔軍校創校百年的紀念日。政治上的角力已然開始許久，「統獨」與「忠誠」是討論近代史議題時常常出現的紛擾與雜音。這裡且按下不表。
黃埔，是近代中國甚至東亞史的重要「現象」。浪漫一點講，幾千學生兵在3年之內打垮敵對軍閥的百萬大軍，重新建構整個中國的政治與軍事版圖，接著並擔下對抗強敵日本的主要戰場，傳奇的程度，鎌倉戰神源義經與加里波底的紅衫軍，都遠遠瞠乎其後。 讀歷史的人最該問自己的是：為什麼黃埔──也包括三民主義，在獨領風騷一陣子之後，竟黯然功未成而身先退，無法竟建國救國之大業，而只能拱手讓位給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最大的公案便是：孫中山在世時強力促成的國共合作，為什麼在三年之內便瓦解冰消？ 再讀金觀濤、劉青峰二前輩學人，在八九民運之後的流亡期間，所發表的《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二位學者除充分闡述了他們的卓見史識之外，並佐以大量的研究數據；在探討「為什麼黃埔會輸」上的論證，發人深省。以下容我節錄部分相關內容： (1920年代，國共第一次合作)……大革命運動在配合北伐軍打倒軍紳政權的同時，也迅速建立了新意識形態的統治權威……原有控制在土豪劣紳手中的基層政權組織，都予以掃蕩，部分縣政權受到極大衝擊。政權機構以外的維持地方自治的那些權力，如紳權、宗族族權和神權也威風掃地。 毛澤東1927年初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指出，農民運動……農民造反，報告中有生動的描寫： 過去農村是土豪劣绅的天下，「如今是委員的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員」，「城裏、鄉裏、工會、農會、國民黨、共產黨無一不有 執行委員，確實是委員世界」。孫中山遺囑中的「自由」、「平等」、「三民主義」，農民日常都說，甚至路上碰見不肯讓路的地主，農民都會憤然喝道：「土豪劣绅！曉得三民主義麼？」三民主義還成為農民反對警察欺壓的武器。小孩唱的歌也是「打倒列強………………」 。 在國共合作的早期，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標掩蓋了兩黨的意識形態分歧。五四青年在接受新意識形態時，常常對這兩種主義不作明確區分。兩種新意識形態在建立政黨時，都以俄為師，在組織 方式上均摹仿列寧主義政黨結構，並由蘇聯與共產國際協調兩黨關係。因此，在軍紳政權被推翻之前，這兩個意識形態認同團體攜手合作，共同壯大，甚至弱小的共產黨基本上也是在國民黨內發展起來的。 (但)當革命運動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基層群眾就和國民黨大多數黨員的利益發生尖銳衝突，國民黨的意識形態不得不進行修改……北伐勝利之際，在中國社會似乎有希望實現整合時，國共兩黨開始分裂對抗，中國出現了國共兩黨的兩種意識 形態、兩種整合模式的競爭。(引文終) 為什麼國共的蜜月無法維持下去？既然同是救亡圖存，有甚麼不共戴天的理由，讓原本攜手打倒軍閥的二黨，在之後的70年裡，彼此互相殘殺以致血流成河？ 講到這裡，傳統的「君子 vs 小人」或「好人 vs 壞人」的腦殘二分法通常便會出現──某人的陰謀，某黨的叛變，某方的奸狡等等。 但金、劉二教授的闡述直擊重點： 但是，隨著大革命高潮的出現，國共兩黨合作再也不能維持下去了。在涉及到群眾造反和黨員利益問題上，國共兩黨出現了對抗性的衝突。 「黨員利益」？看看以下的數據與引述： 黃埔軍校前四期學生中有91%來自地方各縣，他們大多是地主子弟。 張國燾講過，「所謂國民革命軍，士兵多數是農民，軍官多數是地主」。 陳獨秀當時也分析指出，國民黨有一半黨員是代表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當工人不僅反對外國老闆，而且也反對本國資本家：農民把軍閥地主 (土豪劣紳) 打翻在地後，進一步用暴力橫掃整個地主階級時，廣大國民黨員就紛紛起來譴責農運過火，要求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劃清界線。 為什麼國民黨的菁英大多是地主子弟？金、劉二教授說： (國民黨菁英) 他們是紳士城市化的產兒。新知識分子階層和傳統一體化結構的統治階級存在著血緣聯繫。當時上海在學中學生每年需150元，大學生則要500 – 690元。而工人每年收入不過100多元，僱農則更少，每年為20 – 80元。 在華中平原，擁有三十畝土地的地主，方可供應子弟讀初等小學；擁有五十畝土地的地主才能供一個子弟讀高小；須有二百畝地，才能拿出五十元支持子女讀初中。五四青年中那些留學生大多是資本家、政府官員、商人、教職員子弟，而中小學生大多來 自於農村中小地主之家。 打倒軍紳政權雖是新知識分子共同贊許的，但農運、工運的興起，特別是群眾暴動就會損害大多數新知識分子的家庭利益，它當然立即波及到以新知識分子為骨幹的意識 形態認同團體 (如國民黨)。 而共產黨……其核心也大多來自於出身地主資本家之新知識分子，他們的家庭利益同樣也受到群眾革命運動的損害。已查明下落的三十九名早期黨員中，就有十四人是自動退黨的，幾佔三十六%，一些黨員還脫離共產黨轉向國民黨。大革命中李立三的父親被農協當作土豪劣绅殺害，但他卻強忍痛苦，沒有改變對農運的支持。到1927年共產黨召開五大時，其六萬五千名黨員中，工人出身的已佔六十五%。大革命後期，共產黨實際上已成為一個由少數具有獻身精神的職業革命家 (來自知識分子) 領導，但組織成員卻以工農群眾或下層窮苦知識分子為主之政黨， 其利益導向和工農基本一致。 根據上述分析，國共兩黨實際上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改造社會模式。國民黨只想利用群眾大革命打倒軍閥，結束割據，但並不希望橫掃地主階級，北伐一勝利，就要求停止革命。共產黨則與群眾運動中工會、農會幹部之利益一致，要徹底消滅資本家和地主。隨著群眾運動的發展，國共兩黨的矛盾也越發尖銳，最後達到勢不兩立的地步。 如果我們宏觀地考察國共關係發展趨勢，就可以發現兩黨對立程度直接和群眾運動規模成正 比。1924年國共合作時，群眾大革命基本上沒有興起，兩黨合作良好。1925年，群眾革命開始了，國民黨右派率先舉起反共旗幟，在北京召開西山會議。他們開除共產黨員的國民黨籍，解除鮑羅廷的顧問職務。戴季陶發表了《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 極力劃清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的界線。 但在1925年，群眾革命規模尚不大，且主要是城市的工運，打擊的是資本家商人，國民黨黨軍骨幹的家庭大多是地主，他們還未被農運觸動。國民黨右派和戴季陶主義並不佔主流，廣大國民黨軍人和左派仍和共產黨合作良好，計畫北伐事業。到了1926年，當農運廣泛興起，並把鬥爭矛頭指向整個地主階級時，國民黨軍人才轉而傾向反共。他 們支持蔣介石1927年春發動清黨，鎮壓農民協會和繳工會的槍。即使如此，武漢革命政府的國 民黨左派仍和共產黨合作。到1927年，農民造反規模在兩湖地區比1926年擴大了十倍，這時幾乎所有的國民革命軍軍官都反共了。國民黨左派雖和蔣介石矛盾尖銳，仍不得不迫於廣大黨員和軍官的壓力，宣佈「分共」，國共合作徹底破裂。(引文終) 有時，你還不得不佩服馬克思老頭三板斧裡最利的那一把──「階級」。 6月16日，黃埔軍校建校百年。在校友齊聲高唱「打條血路 領導被壓迫民眾」時，不知能否領會這歷史的弔詭： 是的，我們成功在這一點上，但，也失敗在這一點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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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