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大帝與凱撒大帝 

        曹操與凱撒，一個是曹魏帝國的奠基人，一個是羅馬帝國的開創者。一東一西，他們的舞台地理距離是半個地球；一前一後，他們的生存年代相差250年。把這二個人湊在一起，不簡直就跟野台戲裡，硬比張飛還是岳飛厲害一樣荒謬嗎？

能承先啟後方稱大帝 

柏楊在他的「中國人史綱」中，對歷代所有皇帝都直呼其名，比如漢武帝就變成「皇帝劉徹」，清高宗乾隆就是「六任帝弘曆」。唯獨對其中三個皇帝，他賦與他們「大帝」的尊號：秦始皇贏政、唐太宗李世民、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仔細觀察這三位帝王的事蹟，他們的共同處在於：他們都具有相當的開創性，他們都承接一個破碎的基礎，他們都靠著自己的力量打出天下，為後世奠立制度、疆域、文化等各方面的基礎。而曹操與凱撒的文治武功，某種程度上也堪得「大帝」二字，雖然這二人畢生未曾稱帝。

        贏政大帝，統一六國，開中國大一統王朝的先河；書同文、車同軌，標準化度量衡；行郡縣制，築長城，開馳道；後代帝王很少能超越他所擘畫的範疇。李世民大帝，開隋唐第二帝國的先河，行均田府兵，北卻突厥，東通日本；豁達大度、知人善任，「貞觀之治」的君臣佳話傳為千古美談。而玄燁大帝，內平三藩之亂，外服俄羅斯準噶爾，奠立現代中國疆域的基礎。

二個沒有稱帝的皇帝 

        我是嗜讀羅馬史與漢魏六朝史的人。這二個時代，分別代表了東西二大文明最光輝燦爛的一頁。然而，再璀璨的歷史，再強大的帝國，也有走下坡的一日。這時，振衰起敝的英雄往往就能乘著時勢，順著時代的潮流，在成就他個人功業的同時，也帶著整個文明邁向下一個高峰。

比較曹操與凱撒，首先，饒有興味的是，這二個人在他有生之日，都沒有稱帝。曹操在陳群等人勸進「漢祚已終，宜正大位」的時候，他的回答是：「如果上天真的把這神聖的使命加在我身上，我就當個周文王吧！」(原文「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矣」；意思是：我不幹，如果一定要做，就讓我的兒子來做吧！)；而凱撒面臨群眾勸進的聲浪，他只平淡的說：「我是凱撒，不是皇帝」。

即使如此，曹操在兒子曹丕代漢之後，上了個「武帝」的尊號；凱撒雖然堅稱自己只是普通公民，但死後還是被請進神廟，「神君」的血胤還透過婚配與收養的方式，延續到五個世代的羅馬帝王之後。

曹操中興 

當然二位梟雄並不是因為那吃冷豬肉的「廟號」而傳世，他們的事功足使後人稱其為「大帝」而無愧，甚至可以稱為「曹操中興」或「凱撒中興」吧！「中興」在中國古史上的說法，指的是少數帝王能夠解決各種內外交迫的問題，從而將王朝國家帶回安定的盛世。我們耳熟能詳的有夏朝的少康中興、周朝的宣王中興，以及不太像中興的清末「同光中興」等。無獨有偶的，曹操與凱撒這二個人都將支離破碎的帝國，帶回到統一安定的正軌。

曹操的時代，在政治上兩漢帝國自董仲舒「春秋繁露」、班固「白虎通」以來的那種「天人合一」的認知，那種神學化的儒學及讖緯之學，那種一旦發生地震或日蝕，宰相或地方官就必須辭職或自殺的政治思想，都已經完全破產；取而代之的是「天地之間，人為貴」的人本思想。同時兩漢盛行的「孝廉」、「察舉」等方法也走入了死胡同，人才流通的管道斷絕，當時就有「以身家清白貧苦自厲所選拔出的官員像泥巴一樣污濁；以家世高貴擅長軍事所選拔出的將軍像雞畜一樣膽小」的諷刺說法。(「清白寒素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

在宗教上，黃老之學已漸次蛻變成五斗米道或太平道之類的道教，在基層民眾裡獲得廣大的信徒；配合漢末昏暗的政治，黃巾一出，天下響應，構成壓垮漢朝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大家如果想想近代的太平天國起義，那種蔓延十四省，死人幾千萬的大破壞，大概就可以了解這種宗教運動的強度。

在經濟上，中原各地遭到戰火的嚴重破壞，整個中原的人口不超過漢時的一個大郡；原先的莊園經濟破產，農業生產荒廢。飢饉遍地，甚至連長安城裡都出現「人相食」的慘狀 (西元194年)。如何安定人心，使變民「地著」，給農民一個安心生產的環境，成為任何有遠見的領導者的首要課題。

因應這些內外的危機，曹操首先提出唯才是舉的號召，除了身體力行，拔擢大量平民出身的人才之外，還先後三次頒布「求賢令」、「取士毋廢偏短令」、「舉賢勿拘品行令」，反覆向天下聲明與賢者共治天下的決心。在恢復農業生產上，頒布占田令，將四散的農民主動耕種的農地就地合法，以鼓勵積極回復農業生產；又設立典農中郎將，在軍事戰略要地進行屯田 (民屯及軍屯)，確保軍需供應無虞。對於道教的方士們，他採取招致善待，集中管理，不讓他們有機會煽動迷或一般的民眾。(「接姦宄以欺眾，行妖慝以惑民」)。而曹操宗教政策的成功可從一個事例看出：他的部隊的骨幹力量就是黃巾民兵轉變而來的「青州兵」，數量高達三十多萬。我們可以合理假設他用懷柔的手段將人民的道教信仰，轉化為對曹魏政權的忠誠。日後，唐太宗就由衷地將曹操的事功，比擬為輔佐商湯的伊尹和輔佐漢昭帝的霍光：「立忠履節」，又能「當艱難之運，棟樑之任」，而他獨任艱難，安定天下的功績是空前的。(唐太宗語：「匡正之功，異於往代」。)

凱撒中興 

凱撒的時代則是羅馬由共和國向帝國轉化的關鍵時期。所謂「元老院派」(以龐培為首)與「平民派」(以凱撒為首) 已經為了羅馬應該採取的政治體制的爭鬥了百年之久。而披著「共和國」的外衣實際遂行寡頭政治的制度也走到了盡頭；理由很簡單：疆域已經擴大到整個地中海的羅馬，不再適合施行由全體公民每年普選出執政官的制度，而公民數超過百萬的羅馬，在連紙張都還沒發明的實代，也不可能實現一個有意義的公民普選多數決。「共和政治」早就已經變質為首都羅馬的少數寡頭與暴民的禁臠。凱撒則以其自身的豐功偉績與羅馬民眾的支持，藉著「獨裁官」的位置使羅馬共和國成功向著羅馬帝國的制度轉化。為了解決羅馬經濟蕭條的問題，他則採取創新的減免中下階層房租，免除債務人過去一年利息，並把公定年利率降至百分之十二以下等創新做法；這樣子既維持了原有的商業規律，又成功刺激了消費及投資。羅馬本就靠著通商與貿易而起家，一旦消費者與投資人的信心恢復，市場再度繁榮，經濟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沒有「尊王」，但是「攘夷」 

        在抵禦外侮上，曹操在戰勝袁紹之後，北征東北的少數民族烏桓，大破其部眾，斬殺酋長蹋頓；同時勸降了河北與內蒙一帶的匈奴部落，使北方邊境得以保持長時間的安寧。凱撒則是以解決羅馬建國七百年來 (傳說羅馬於西元前753年建國) 的高盧問題起家，歷經七年的奮戰，終於把高盧徹底收服；同時在軍事征服之餘，凱撒還進行了政治與文化上的奠基工作，使得高盧永遠脫離所謂「蠻族」的生活水準，乃至變成日後「羅馬化」的模範生。此外，他還擊敗北非的努米底亞王國及小亞細亞的潘特斯王國，保障帝國南疆及東南疆的安全。

這樣，二個人都用了前所未見的新方法，解決了眼前的難題，而他們的做法與制度也為他們的後繼者所仿效。

大帝的識人與用人 

作為政治上的開創者，二個人在用人與識人上也若合符節。

曹操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的政治家，幾乎全無用人的成見。他的幾員得力大將，像張遼、李典、于禁、樂進等，都是汲拔於行伍之中。他還有一個特點：特別善用非自己嫡系的人馬。像荀彧本是袁紹的謀臣，曹操一見他就說「這是我的張良！」像許攸，就是用了他的計謀，曹倉才能在官渡之役獲勝。張郃，先事韓馥再事袁紹，這樣的「貳臣」，曹操稱他是「我的韓信」。其他像郭嘉、賈詡、臧霸，本來都是別人的人馬，轉投曹操後都能殫智竭慮，為他出謀劃策。

凱撒「對有才能、有志創大業者，則不分國家與出身階級，一律加以重用。」他最擅長的是：對政敵的親人或親戚朋友充分地攏絡任用，讓對方在心懷感激之餘，不自覺地消弭了對他的敵意。例如主要政敵西賽羅的弟弟昆特斯‧西賽羅，本是一個身體不好的文人，凱撒硬是把他安置在軍團大隊長的位子上，而他也不負期望，英勇作戰，表現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我們今天還可以從凱撒與西賽羅往返的書信中看到這位凱撒最大的政敵對凱撒的由衷感謝。另外一個例子，是把他最大的債主克拉蘇的兒子小克拉蘇，提拔成高盧軍團的騎兵隊長。羅馬本無騎兵作戰的傳統，軍團裝備的少數騎兵在對抗北方日耳曼高盧等民族時更是無價之寶。凱撒把這麼重要的位子給了一個貴族出身的紈絝子弟。後來證明他的眼光的確獨到：小克拉蘇成為羅馬軍中數一數二的騎兵專家。(漢書原文「驪靬」的故事：西元前60年，當時的羅馬執政官兼敘利亞行省總督克拉蘇，小克拉蘇的父親，也是當時羅馬最大的金主，率領大軍隊進攻世仇帕提亞王國 (今天的伊朗，中國古史稱安息)。為了為往日的戰友壯行色，凱撒大方地撥給小克拉蘇一千名騎兵帶到東方，這等於是他當時手上所有騎兵兵力的五分之一。後來因為老克拉蘇指揮失誤，七個軍團近三萬人全軍覆沒，克拉蘇及兒子小克拉蘇都陣亡。部分被俘的羅馬官兵被遣往帕提亞王國最東北，也就是今天得土庫曼共和國附近。日後一部分俘虜成為傭兵，為中亞各部落王國服役。 

他們與中國的接觸則是記載在漢書陳湯傳中：西元前36年，漢朝突襲匈奴單于於郅支城，匈奴軍「步兵百余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後人解讀為：這有羅馬特色的「夾門魚鱗陣」就是克拉蘇的殘兵。這場戰役剩下的一千多名俘虜，後來安置在目前的甘肅永昌境內。目前的考古發掘與DNA比對也驗證了他們與古羅馬人的關係。) 

凱撒體現了領導藝術的最高境界：無不可用之兵。不管是再怎麼樣的人，到了凱撒手上就能適才適任，我想這與領導者本身人格的感召與激發屬下的榮譽心和潛能有很大的關係。更高的是：把這些人留在身邊，等於是保留了現成的人質，政敵的任何行動都會投鼠忌器。前面談到的西賽羅是反凱撒的龐培派，可是他的弟弟、兒子、妻子、女婿都是凱撒派。這位當代羅馬的一的演辯家與律師，元老院的首席議員，也是流傳到後世拉丁文的大師，後來也只好歸園田居去了。

        看了曹操與凱撒如何重視人才與善用人才，不由得由衷慨歎：只有這樣胸襟氣度的人物，才能青史留名，為後人所低迴仰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