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在中國的西南部。居住在這裏的藏族先民，遠在公元前就與生活在中原的漢族有聯系。以後，經過漫長的歲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衆多部落逐漸統壹起來，成爲現在的藏族。到唐朝（公元618—907年），藏漢雙方通過王室間的聯姻、會盟，在政治上形成了團結友好的親誼關系，在經濟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的聯系，爲最終建立統壹的國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礎。在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的布達拉宮，至今壹直供奉著公元641年唐朝嫁給藏族吐蕃王的文成公主的塑像。大昭寺前的廣場上還矗立著公元823年爲雙方會盟建立的“唐蕃會盟碑”。碑文記載，“舅甥二主，商議社稷如壹，結立大和盟約，永無渝替!神人俱以證知，世世代代，使其稱贊。”

　　13世紀中葉，西藏正式歸入中國元朝版圖。自此之後，盡管中國經曆了幾代王朝的興替，多次更換過中央政權，但西藏壹直處于中央政權的管轄之下。元朝皇帝設置了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區軍政要務。這壹機構的人員選用，由皇帝決定，它的報告直接送給皇帝。掌握宣政院實權的是“院使”，壹般由中央政府總理全國政務的右丞相兼領。

　　元朝中央派官員入藏，按照戶口多寡，地形險易，出産豐啬，設立大小驿站，聯成交通線，由西藏通往大都（今北京市）。

　　1368年明王朝接替元王朝，繼承了治理西藏的權力。明朝中央對元代的官職名稱、品秩，大都保留原狀。在今西藏中部和東部分別設立“烏思藏行都指揮使司”與“朵甘行都指揮使司”，隸屬于陝西行都指揮使司，相當于行省級軍區機構，兼理民政。西藏西部阿裏另設置“俄力思軍民元帥府”。這些機構的負責官員均由中央任命。

　　達賴喇嘛和班禅喇嘛兩大活佛系統屬于藏傳佛教格魯派。格魯派在明代興起，三世達賴喇嘛本是格魯派的壹個寺院的住持。明朝中央特別開例，准予他入貢，1587年封賜他以“朵兒只唱”名號。

　　1644年，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進壹步加強了對西藏的治理。清朝皇帝于1653年、1713年分別冊封五世達賴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確定了達賴喇嘛和班禅額爾德尼的封號，以及他們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達賴喇嘛在拉薩統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區，班禅額爾德尼在日喀則統治西藏的另壹部分地區。1719年，清政府派軍隊進入西藏，驅逐盤踞拉薩三年之久的准噶爾部，著手改訂西藏的行政體制。清朝皇帝封西康地區的壹個青年活佛爲七世達賴喇嘛，護送入藏；任命四名有功有名望的藏官爲“噶倫”，管理西藏政務。1727年，設駐藏大臣，代表中央監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與四川、雲南、青海的界線，也于此時派員正式勘定。

　　清政府掌握確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達賴喇嘛、班禅額爾德尼去世後轉世靈童的大權。每逢壹代達賴喇嘛、班禅額爾德尼和西藏各大轉世活佛的轉世靈童覓到時，即將靈童姓名繕寫在簽上，納入中央頒發的金瓶，由駐藏大臣會集有關大活佛，掣簽確定（金瓶和簽現在仍保存在拉薩）。轉世靈童的剃發、取法名、選定授戒的師傅和授經的師傅，也都須經過駐藏大臣奏報朝廷核准。當舉行達賴喇嘛、班禅額爾德尼的坐床和親政典禮時，中央派大員親臨監視。

　　1911年秋，中國內地爆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近270年的清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壹經成立，即宣布它是合漢、滿、蒙、回、藏等民族爲壹體的共和國。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第壹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就職宣言書中向全世界昭告：“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等諸地爲壹國，則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爲壹人，是曰民族之統壹。”當時作爲國旗的五色旗即象征五族爲壹體。3月，中華民國南京臨時參議院頒布的民國第壹部憲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明確規定，西藏是中華民國領土的壹部分。

　　中華民國期間，中央政府壹如元、明、清三朝，實行對西藏地方的治理。1912年中央政府設立蒙藏事務局（1914年5月改爲蒙藏院），取代清朝的理藩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務，並任命了中央駐藏辦事長官，例行清朝駐藏大臣職權。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于1929年設立蒙藏委員會，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地區行政事宜。1940年4月，國民政府在拉薩設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作爲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設機構。依曆史定制，達賴喇嘛、班禅額爾德尼以及其他大活佛，必須得到中央政府的認可和冊封，他們在西藏地方才有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合法地位。民國期間，外患不已，內亂頻仍，中央政府孱弱，但達賴喇嘛、班禅額爾德尼繼續接受中央政府的冊封。達賴、班禅等多次表示維護祖國統壹，擁護中央政府。1919年，十三世達賴對北京中央政府派出的代表團說：“余親英非出本心……余誓傾心內向，同謀五族幸福。”他在晚年（1930年）還曾表示，“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國真正和平統壹”，“都是中國領土，何分爾我”，“英人對吾確有誘惑之念，但吾知主權不可失”，公開表明“不親英人，不背中央”的意旨（摘自劉曼卿著《康藏轺征》）。九世班禅在遺囑中說，“余生平所發宏圖，爲擁護中央，宣揚佛化，促成五族團結，共保國運昌隆”。

　　1933年12月，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西藏地方政府依傳統舊制向中央呈報。國民政府派專使入藏致祭，並批准熱振活佛爲攝政，代行達賴喇嘛職權，對于尋覓十三世達賴轉世靈童應遵循的辦法，西藏地方政府都按照曆來的規定壹壹呈報中央政府。現在的十四世達賴出生于青海省，原名拉木登珠，在他兩歲時被選爲轉世靈童之壹。1939年，經西藏地方政府呈報，中央政府指令青海省當局派軍隊把他護送至拉薩。1940年，當時任中央政府首腦的蔣介石，經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到拉薩察看後，同意西藏地方攝政熱振關于免于金瓶掣簽的申請，由國民政府主席正式頒布命令，批准拉木登珠爲十四世達賴喇嘛。

1959年，在國外敵對勢力的支持下，極少數分裂分子在西藏策劃了武裝叛亂，中央人民政府迅速平定，從此西藏走向了和平與穩定。爲何1951年西藏解放時沒有立即改變當時的社會制度？叛亂何以發生？叛亂分子的結局怎樣？撥開曆史迷霧，讓我們重尋西藏的新生路。

　　壹、西藏上層反動集團蠢蠢欲動，謀劃發動叛亂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後，本著祖國統壹、民族平等團結的壹貫主張，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協議規定，西藏社會制度必須改革，但這種改革中央不加強迫，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動進行。然而，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在外國勢力的支持和操縱下，堅持農奴制度永遠不改的反動立場，千方百計阻撓和破壞十七條協議的實行，陰謀實現“西藏獨立”。

　　1957年，川、甘、青三省藏族地區的少數分裂分子聚集拉薩，成立了壹個名叫“曲細崗珠” （漢語“四水六崗”的意思，泛指四川、雲南、甘肅、青海等藏族聚集的地區）的叛亂組織，妄圖將這些地區和西藏融爲壹體，建立壹個“大西藏共和國”。

　　1958年4月20日，與西藏相鄰幾個省份的武裝叛亂頭目及藏軍共5000余人竄入拉薩，與哲蚌、色拉、噶丹三大寺的代表秘密聚會，簽訂了正式盟書，決定把叛亂的武裝力量全部統壹在“曲細崗珠”組織之內，還劃分了將來叛亂時各自承擔的任務。6月18日，恩珠?貢布紮西等叛亂分子在西藏山南地區的竹古塘正式宣布成立“四水六崗衛教志願軍”（簡稱“衛教軍”）。美國中央情報局壹直秘密支持西藏叛亂分子。衛教軍壹成立，美國便給他們提供了武器彈藥。噶廈（即西藏原地方政府，1959年3月廢止）也全力支持這壹叛亂武裝，給叛亂武裝發放糧食和武器彈藥。衛教軍成立後發展迅速，由最初的800多人很快擴展到1500余人。他們在昌都、黑河、山南、林芝、江孜等地策動當地反動分子，襲擊人民解放軍駐地和車隊，破壞交通幹線，搶劫物資。叛亂分子所到之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給西藏人民造成了深重災難。

　　7月4日，達賴在布達拉宮舉行儀式，正式接受叛亂組織“曲細崗珠”所獻的“金寶座”。噶廈以達賴名義給藏、川、澳、甘、青500多名“曲細崗珠”組織成員回贈了禮品。接著，這些分裂分子給達賴呈送了壹份報告，要求達賴領導“曲細崗珠”所涉及的地區，公開提出“保衛宗教”、“西藏獨立”、“反對改革、反對共産黨”的口號。

　　1958年7月21日，衛教軍在拉薩以東80余公裏處的爭莫寺襲擊了解放軍壹輛運輸汽車，打響了武裝叛亂的第壹槍。此後的近壹年的時間裏，他們牽制了西藏軍區三分之壹的兵力。1959年1月，叛匪血腥洗劫昌都西南約200公裏的紮木（現波密）中心縣委之後，又圍攻澤當中共山南工委77天，圍攻丁青縣委90余天。叛亂中，這些匪徒不僅截斷公路，炸毀橋梁，伏擊車輛，襲擊兵站，而且搶掠財物，奸淫婦女，殺戮無辜，破壞寺廟，連寺廟內敬神的燈油、燈盞也要奪走。嘉黎阿紮寺活佛和其管家叛亂後，搗毀佛像，焚毀經書，還把寺內的金銀財寶搶掠壹空。山南凱松溪長全村僅有50戶人家，衛教軍殺進村莊之後，洗劫了每戶家庭，奸汙了全村婦女，從10歲小姑娘到六七十歲的老太太無壹逃脫叛匪的蹂躏。

　　與此同時，在西藏噶廈反動分子的指令下，青海、四川等藏區的叛亂武裝開始聚集，向拉薩移動。西藏當地的叛亂分子和舊藏軍主力，也化裝起來，秘密潛入拉薩。西藏的形勢極其嚴峻。

　　二、達賴喇嘛到西藏軍區觀看演出，成爲反動上層發動叛亂的借口

　　在西藏上層反動集團中，噶倫（舊西藏噶廈政府最高世俗行政官員）索康?旺清格列、孜本朗色林?久美班覺、達賴喇嘛的副官長帕拉?土登爲登等掌握實權的高級官員，暗中勾結和支持叛亂武裝。中央人民政府幾次向噶廈提出警告，明確指出：如果西藏地方政府縱容和包庇少數反動分子發動武裝叛亂，中央將命令人民解放軍堅決平息叛亂，發動農奴起來解放自己，徹底推翻封建農奴制度。但是索康?旺清格列等人置中央的警告于不顧，以爲時機成熟，于1959年3月10日公然發動了以拉薩爲中心的武裝叛亂。

　　1959 年2月7日，達賴喇嘛在布達拉宮會見應邀前往觀看跳神儀式的西藏工委、軍區負責人時，主動提出觀看西藏軍區文工團演出的要求：“聽說西藏軍區文工團在內地學習回來後演出的節目很好，我想看壹次，請妳們給安排壹下。”

　　西藏軍區副司令員鄧少東等人當即表示歡迎，並將達賴喇嘛的這壹意願告知噶倫和達賴喇嘛的副官長帕拉?土登維登等人。達賴喇嘛親自確定了觀看演出的時間（3月10日）和地點（軍區禮堂）。

　　3 月9日晚上，西藏少數反動上層對不明真相的拉薩僧俗民衆說：“達賴喇嘛10號要去軍區赴宴，漢人准備了飛機，要把達賴喇嘛劫往北京；每家都要派壹個代表去羅布林卡請願，請求達賴喇嘛10號不要去軍區。”這壹謠言在市民中産生了很大影響。

　　3月10日，叛亂分子煽動不明真相的僧俗民衆圍住達賴喇嘛的住地羅布林卡，阻攔達賴喇嘛前往西藏軍區禮堂觀看演出，還打傷西藏軍區副司令員桑頗?才旺仁增，殺害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官員、愛國人士堪窮?索郎降措，並拖屍示衆。叛亂分子還驅使部分群衆上街遊行示威，高喊“西藏獨立萬歲”等反動口號。叛亂分子還在羅布林卡召開了僞“人民代表會議”。“代表”共100多人，包括地方政府的僧俗官員、三大寺喇嘛和叛亂武裝人員等。會議由堪仲大喇嘛絨朗色、堪仲土登降秋、紮薩凱墨?索朗旺堆等人主持。他們說：“軍區有監獄，不能讓達賴喇嘛去；現在西藏獨立了，達賴喇嘛不能隨便到中央去。”與會“代表”提出由索康?旺欽格列、堪窮達熱?多阿塔欽、噶章?洛桑仁增、凱墨?寮朗旺堆和藏軍副總司令堪窮洛珠格桑等人來領導“西藏獨立運動”。會上宣布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工作的原西藏政府官員，從11日起壹律不許再去辦公。他們在會上還推出“代表”去當時印度駐拉薩總領事館通知：西藏已經宣布“獨立”。叛亂首領宣稱“同中央決裂，爲爭取西藏獨立而幹到底”，他們指使拉薩及其周圍的叛亂武裝7000多人，在藥王山、羅布林卡、布達拉宮及市郊各要地構築工事，將西藏軍區司令部和中央人民政府駐拉薩代表機關團團包圍。

　　從3月10日至3月19日期間，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遵照中央的指示，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態度，堅持不打第壹槍。他們壹方面向聚集在羅布林卡的索康?旺清格列、柳霞?土登塔巴等噶倫們提出警告，責令他們負責平息叛亂。另壹方面，中央駐藏代理代表、西藏軍區政委給達賴喇嘛寫信，爭取他擺脫叛亂分子，珍重自身安全。

　　通過愛國人士，譚冠三先後于3月10日、11日和15日三次給達賴喇嘛寫信。譚冠三在信中表示體諒達賴喇嘛的處境，關心他的安全，並指出叛亂分子猖獗地進行軍事挑釁，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立即予以制止。達賴喇嘛亦于3月11日、12日和16日先後給譚冠三複信3封。在16日的信中，達賴喇嘛表示，他已對地方政府官員等進行了“教育”和“嚴厲地指責”，並表示幾天後還可能到軍區去。

　　3月16日和17日，叛亂分子先後以“西藏獨立會議”和“西藏獨立國人民會議全體大會”的名義，給駐印度噶倫堡的西藏分裂主義分子夏格巴?汪秋德丹發出兩封電報，要其向在印度的藏胞宣布“西藏獨立國”已經成立，並謀求印度政府的支持。

　　3 月17日夜晚，噶倫索康、柳霞、夏蘇等叛亂頭目以所謂“漢人兩發炮彈打到羅布林卡北圍牆外，威脅達賴喇嘛安全”爲借口，將達賴喇嘛及其家屬劫出拉薩。他們渡過雅魯藏布江，往山南方向去。3月31日，達賴壹行經西藏錯那縣沙則進入印度控制區的當天，印度總理尼赫魯就在印度人民院發表講話，他說“印度政府給予達賴喇嘛政治避難”。達賴抵印度後，印度當局待之爲上賓。印度當局企圖通過培植達賴集團，收容逃往印度的叛亂分子，對中國施加壓力，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另外，印度政府還收容逃往印度的叛亂分子，並將其中的青壯年進行壹定訓練後，發給槍支彈藥，然後編成印藏邊境特種部隊，部署在中印邊境地區，對西藏進行策反、滲透和破壞。

　　3月18日，叛亂分子明目張膽地在拉薩市區貼出了“西藏獨立國”的布告。該布告落款爲“西藏獨立國人民擴大會議”，氣焰極爲囂張。20日淩晨，叛亂武裝襲擊前往拉薩河渡口執勤的人民解放軍分隊，向駐拉薩的解放軍和中央代表機關發起了攻擊。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外事處、人民醫院、郵電局、貿易公司、西藏日報社、新華社西藏分社等單位，也受到了攻擊。

　　三、黨中央和毛澤東果斷決定平叛

　　西藏壹小撮反動分子的分裂活動，早就引起了黨中央、中央軍委的高度重視。中央軍委和總參謀部根據叛亂區域性和作戰的特點，于1956年在西南地區分別成立了3個作戰指揮部：以成都軍區司令員黃新廷爲首的指揮部，簡稱“黃指”；以陸軍第五十四軍軍長丁盛爲首的指揮部，簡稱“丁指”；以駐藏的4個師和獨立團，以及後來入藏的解放軍聯合組成了“西藏軍區指揮部”。總參謀部協調和指揮各指揮部的作戰，特別是各指揮部的邊緣地區或接合部的協同作戰，空軍支援及後勤保障等諸多重大事項。

　　1958年7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駐藏代表、西藏工委書記張經武，西藏軍區司令員兼第18軍軍長張國華前往夏宮羅布林卡，會見達賴，闡明中央的立場。張經武直截了當說，提出“西藏獨立”，搞叛亂，中央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張國華單刀直入說，如果反動分子壹定要搞武裝叛亂，中央壹定采取武裝平息叛亂，在平叛中實行民主改革。當時達賴感到緊張，表示將指示噶廈制止叛亂活動。但在3個月後，達賴召開噶廈擴大會議，不僅沒有“負起平叛的責任”，反而成了叛亂的動員大會。“曲細崗珠”武裝，先後襲擊青藏公路道班和山南工委駐地澤當。藏軍也成建制參加叛亂武裝。

　　1959年3月15日，毛澤東在武漢東湖接見了張國華和張經武。毛澤東多次不拘形式地同他們交談，談西藏的平叛和民主改革問題。毛澤東說：“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階級本性決定他們要鬧事。他們總以爲他們還有資本，總是手中發癢。他們要叛亂，無非是想把妳張國華（指解放軍）趕走。”談到改革時，毛澤東說：“我們確定西藏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甚至更長的時間不進行改革，是真的，但他們總是聽不進去，因爲他們從根本上是反對改革的，壞事變好事。我早就說過，只要西藏反動派敢于發動全面叛亂，我們就要壹邊平叛，壹邊改革，要相信95％以上的人民是站在我們壹邊的。”毛澤東還談到在平叛中，要把軍事打擊、政治爭取和發動群衆三者結合起來。毛澤東談到了“關門平叛”和改革的方針、步驟等問題。分析了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公開叛亂後，達賴及其壹群有可能逃跑。毛澤東說：“如果達賴及其壹群人逃走時，我軍壹概不要阻擋。無論去山南，去印度，讓他們去。”

　　毛澤東這次接見張國華對西藏的平叛改革指明了方向，對西藏平叛鬥爭的徹底勝利，對廢除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度，對百萬農奴翻身解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張國華和張經武在武漢住了壹天兩夜後，于3月17日飛回北京。張經武出席了中央討論西藏平息叛亂、實行民主改革的會議。3月22日拉薩叛亂平息的當天，張經武在參加中央會議後，以最快的速度，把中央長達2000余字的對西藏工作的指示——《關于在西藏平息叛亂中實行民主改革的若幹政策問題》（草案），轉發給西藏工委。他轉發的這個指示（草案），是西藏民主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對改革的方針、政策、路線都做了明確的規定，給西藏工作指明了方向。

　　1959年3月19日，爲了維護國家統壹，鞏固民族團結，徹底解放西藏人民，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不得不改變原定“六年不改”的方針，做出“徹底平息叛亂，充分發動群衆，實行民主改革”的決定，以從根本上推翻封建農奴制度，建設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新西藏。

　　四、僅用了三天時間，駐藏部隊就平息了拉薩的武裝叛亂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軍委關于平息西藏反革命武裝叛亂的指示，西藏軍區于3月20日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不待增援部隊到達，即組織市內現有兵力平息拉薩市區的叛亂。”

　　爲維護國家統壹，駐藏人民解放軍在西藏軍區政治委員譚冠三的指揮下，于20日10時對叛亂武裝實施反擊。步兵分隊在炮火掩護下首先攻占了藥王山，控制了市內制高點，切斷了西郊叛亂武裝與市區的聯系。繼爾攻占羅布林卡。21日晨，對市區叛亂武裝達成合圍，並對小昭寺頑抗之敵予以全殲。在此情況下，大昭寺、布達拉宮的叛亂武裝開始動搖，在強大政治攻勢下，于22日拂曉繳械投降。至此，拉薩市的武裝叛亂基本平息。在西藏的平叛鬥爭中，譚冠三立下了卓越的功勳。1962年，陳毅在北京對譚冠三說：“老譚，妳壹下子就改變了西藏的曆史！”

　　3月20日戰鬥打響後，雪康土登尼瑪等藏族愛國上層人士還隨同解放軍壹道向叛亂武裝實施火線喊話，敦促他們停止抵抗，對瓦解叛亂武裝起了積極作用。愛國藏胞把解放軍的勝利看成是自己的勝利。壹些市民看到解放軍戰士攻占赤江宅樓後，紛紛伸出大姆指說：“解放軍好樣的”！戰役結束後，許多市民就焚香頂禮，紛紛上街向解放軍戰士獻哈達，送交叛亂分子遺棄的武器，協助解放軍肅清殘敵。當看到那些被打死的康巴叛亂分子屍體上還戴著搶來的壹串串金銀和寶石戒指，腰裏塞滿搶來的藏鈔和銀元時，市民都對他們邊罵邊吐唾沫。長期遭受反動分子壓制打擊的愛國人士欣喜若狂，他們紛紛互道“吉祥如意”！在阿沛?阿旺晉美家中的擦第、瑪朗巴等愛國人士，圍坐在壹起，縱情談笑，舉杯祝賀。叛亂武裝曾想殺掉但被接來軍區機關居住的愛國人士孜仲玉噶，當即興高采烈地說：“這壹下好了！黑白可以分清了！”

　　3月21至23日，駐日喀則、黑河、阿裏的解放軍分別解除了這些地區的藏軍武裝，接管了地方政權。這樣，解放軍就完全控制了西藏幾個主要城市，摧毀了叛軍指揮中心，打亂了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叛亂計劃，爲平息西藏其他地區叛亂創造了條件。

　　五、1961年底，西藏地區的叛亂被徹底平息

　　拉薩平叛結束後，西藏軍區迅速調集兵力，平息山南地區的武裝叛亂。1959年4月4日，中央軍委指示西藏軍區發起山南戰役，張國華司令員返回拉薩指揮。解放軍出師十日，奔襲千裏，僅以4個團2個營兵力，壹舉蕩平叛匪老巢，控制了喜馬拉雅山以北、雅魯藏布江以南的山南地區，切斷叛匪外逃通道，接管了日喀則、江孜、亞東、黑河（今那曲）、噶爾昆沙等地政權。

　　在西藏人民的支持下，平叛部隊兵分五路，日夜兼程，連續奔襲，不斷進剿，搗毀了叛亂武裝的巢穴，迅速控制了整個山南地區，切斷了叛亂集團與國外的聯系，爲平息西藏全區叛亂奠定了基礎。

　　衛教軍退出國境進入不丹後，又向南翻了幾道丘陵式的雪地，最後進入印度，向印度繳械，變成了國際難民。退到印度的“四水六崗”主要成員恩珠?貢布紮西、朗傑多吉、仁欽才仁、倫傑劄、安多?津巴嘉措、格桑瓊增、根益西等共七人成立了決策核心，並接受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的領導。1960年，在美國中央情報局資助下，泛叛亂分子在尼泊爾木斯塘秘密建立了遊擊基地。衛教軍進行了重組，以此爲依托訓練，十多年間曾對西藏派遣小股人員，但收效不大。1972年，中美關系改善，中央情報局中止了對遊擊基地的資助。1974年，尼泊爾派兵取締木斯塘基地，基地首領旺堆（恩珠?貢布紮西的侄子）被打死。衛教軍從此壽終，成爲了曆史上的壹個名詞。

　　經過9個月的平叛作戰，駐藏人民解放軍完全肅清了拉薩、山南、江孜地區的叛亂，基本平息了昌都、黑河等地區的叛亂，控制了主要城鎮和交通幹線。但邊沿地區的叛亂仍未停止。爲迅速平息叛亂，駐藏人民解放軍在充分准備的基礎上，于1960年2月開始，集中主要兵力，在大股叛亂武裝盤踞的思達、丁青、嘉黎、紮木之間地區，黑河、巴青之間地區，申紮、薩噶、定日之間地區，昌東南甯靜、三岩地區和阿裏地區先後組織6次進剿作戰，殲滅叛亂武裝2萬余人。到1960年7月，西藏全區範圍內大股叛亂武裝被殲滅，取得了平叛鬥爭的決定性勝利。

　　1961年，人民解放軍進壹步對分散在昌都東南地區和林芝、拉薩、那曲接合部地區以及其他地區的殘余叛亂武裝展開搜剿、偵捕。壹些漏網的叛亂首領、小股武裝陸續被殲、投誠。平叛中，全區殘余叛亂武裝的許多重要首領，都紛紛投誠或投降。2月，昌都地區叛首八角喇嘛投誠；3月，申紮地區叛首保阿工投誠；6月，芒康地區叛首甲措本投誠；7月，邊壩地區叛首阿旺洛桑投誠。爲了爭取保阿工，解放軍先後派出26人次前往宣傳、勸說，終于爭取其投誠來歸。曾經與共産黨、人民政府有良好的合作共事關系的壹些人，如曾任達賴喇嘛駐京辦事處處長的然巴朗傑旺秋、曾任亞東下司馬管理委員會主任的赤門索南班覺等人，只是在叛亂武裝命令其斷絕與人民政府的來往，強逼其簽字參叛，否則格殺勿論，才被迫參與叛亂。參與叛亂後，他們並無多少具體活動，也不受叛亂武裝的信任。對他們，在處理上就與頑固的叛首不同。如拉薩戰役俘獲然巴朗傑旺秋後，僅將其拘押兩周，問清情況後即予釋放；對戰後逃往國外的赤門索南班覺，立即通過家人捎信，爭取他很快投誠回歸，與家人團聚。幾年後，又安排然巴、赤門參加工作。對于參與叛亂後雖有具體活動，但被俘後認罪態度好、確有悔改表現者，均從輕判處，壹般只監禁數年即予釋放。

　　至1961年底，西藏地區延續近3年的武裝叛亂被徹底平息，經過政治爭取投誠來歸者，占被解決的叛亂武裝人數的42.8％；特別是1961年，占到70％以上。全區三年先後近9萬卷入過叛亂行列的人員中，人民政府作爲叛亂分子對待的叛首、骨幹、堅決分子，只有2.3萬人，人口只占全西藏2％。人民解放軍認真執行軍事打擊、政治爭取和發動群衆三結合的平叛方針，使得叛亂武裝的絕大部分爲被俘、投降和投誠者。而被擊傷者是少數，被擊斃者更少。三年平叛中，人民解放軍官兵也犧牲1551人、負傷1987人。他們是爲了鞏固祖國統壹、保衛邊疆安甯、支持西藏百萬農奴翻身的崇高事業而犧牲、負傷的。西藏人民至今仍然紀念他們。

　　六、沒有共産黨的領導，沒有民主改革，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西藏

　　在平息武裝叛亂的同時，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立即在西藏實行民主改革。1959年5月10日，毛澤東在接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民議院代表團時指出：“……現在條件成熟了，不要等到壹九六三年了。這就要謝謝尼赫魯和西藏叛亂分子。他們的武裝叛亂爲我們提供了現在就在西藏進行改革的理由。叛亂分子拿起槍來打我們，這樣就可以看清，他們誰是站在我們這邊的，誰是搞叛亂的。”

　　1959年7月17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通過《關于進行民主改革的決議》，在西藏全區掀起了壹場轟轟烈烈的群衆性民主改革運動，壹舉摧毀了封建農奴制度，實現了百萬農奴和奴隸夢寐以求的當家作主的權利。

　　嶄新的社會制度，帶來了西藏的飛速發展，社會秩序漸趨安定，民族團結不斷加強。在這樣形勢下，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區宣告成立了，阿沛?阿旺晉美當選爲首任主席。1999年，阿沛?阿旺晉美在《難忘的壹九五九年——紀念西藏民主改革四十年》中寫道：“在今天紀念西藏民主改革40 周年的時候，回顧往事，我深深地體會到，沒有共産黨的領導，沒有1959年開始進行的徹底的民主改革，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會主義的新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