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歷時16年，日本今天終於把1995年發生的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的審判終結，第13名死刑犯也確定。經過這樣漫長的審判過程，究竟還有多人會記得當年的「受害者」與「加害者」？日本社會能夠因為審判終結、麻原彰晃處死後，社會裡頭的「缺陷」因而得到填補？死刑，真的能夠解決這些「問題根源」？如同911事件以及隨後的各種大小恐怖攻擊，被逮捕、被處死的人不少，但為何那些人仍前仆後繼地用著極端方式向世人發聲？

以下這篇文章《村上的地下鐵事件》是在2007年所寫，當時先看了村上春樹的《地下鐵事件》，接著再讀《約束的場所》。

《地下鐵事件》這本報導文學是村上春樹針對東京地鐵沙林事件的受害者所寫。好不容易完成這本厚厚的調查採訪、歷經數百名的受訪者（包括採訪成功與失敗的個案）之後，村上覺得「少了點什麼」。

原因出在於，這本書是針對受害者而寫，但是所謂的「加害者」，亦即那些奧姆真理教的信徒呢？他們是如何開始與奧姆真理教接觸？又是如何願意加入這樣的行動？

村上認為，他對於整個社會看待東京沙林事件有很大的危機感，因為只要社會上「本質性的缺陷繼續存在」，奧姆式的團體就會繼續出現，為了了解根本性的問題、也為了試圖解決日本社會的缺陷，村上決定直接採訪奧姆信徒。可以想見，這個報導的困難度遠遠超過《地下鐵事件》，後來這個報導就是《約束的場所》一書。

村上地下鐵事件

近日，把買了多年、卻始終沒有翻閱村上春樹的《地下鐵事件》拿出來讀著。因為是一篇一篇的沙林毒氣受害者的說法，所以隨時可以翻閱、隨時可中斷。

在村上最熱的那幾年（記憶中約莫是1995年左右），身邊的同學，開口閉口都是村上的作品。這樣的一個暢銷型作家，向來在我敬謝不敏的名單之列，至少在熱頭上那幾年，一定不會激起我翻閱的慾望。

就在他1998年有了這本《地下鐵事件》的中文譯本，我相當好奇：為何一個暢銷型作家，會耐煩寫出報導文學？而且還要花時間一一採訪？其實會有這種疑問，當然是我自己孤陋寡聞所造成。

那時年紀輕，不知道（竟然還排斥）村上的功力，可笑地把「暢銷」跟「深度」劃上不等號。所以當初買這本書，是抱著瞧好戲、充滿質疑的心態。結果買回來，就橫躺在書櫃角落，始終記著它、也遲遲冷落它。

幸好，我最近終於開始讀了。

村上在算是前言的篇章〈地下〉裡提及他構想這本報導文學的初衷，他說：

「或許那是因為一般大眾傳播媒體的文脈，是想將那些被害者以『受傷害的無辜一般市民』的形象確實地固定下來吧……那些被害者沒有真實的臉，文脈比較容易展開。而且由於『（沒有臉的）健全市民』對「有臉的惡黨們」這種古典對比，畫面就容易畫多了。」

「可能的話，我想盡可能打破這固定公式。因為照理說那天早晨，搭地下鐵的每一位乘客，應該都各有臉、有生活、有人生、有歡喜、有煩惱、有戲劇、有矛盾……才對。不可能沒有。換句話說因為那也就是你，而且也就是我。」

當我讀到此，腦海浮現的第一個事件是911。電視上一再重播雙子星大樓被客機衝撞、失火，實在印象深刻。當村上發出對於沙林受害者的疑問時，我想到那些911的「可能」受害者，因為失蹤、也因為確定人在大樓裡，但最後還是找不到屍骸……親友只能被迫相信一個眼睛看不到的結果：罹難了。

經過這些年，這些人的痛處，恢復得如何？

這又讓我想到，921地震發生時，那時我還在唸書，沒有機會到現場以災難記者的身份參與、關懷這段歷史。到五週年時，我終於有了機會到南投原爆點回顧五年來的重建情況。親臨現場、約了採訪對象，先前也看了吳乙峰導演工作團隊的幾部紀錄片，最讓我出乎意外的感覺是：這些人，生命好堅韌。

或者也可以說，活著的人，就是得想盡辦法，讓自己好過些。

因此，當我還沒踏入那些所謂的災區前，始終習慣以「災民」的粗略印象去類歸，直到和他們接觸後，才瞭解他們並不以「災民」看待自己。這不是忘記重建的傷痛，而是重建的艱辛讓他們沒有閒暇片刻用災民來哀怨自己的處境。

當然，還是有走不出來的人，以自殺方式了斷。但這不表示，每個人的生命與生活，可以被以一種簡單的、膚淺的方式讓媒體概括呈現。這是從村上春樹決定挖掘沙林受害者的動機，我看到傳媒的不足。

每個人都該有自己的故事，一定不會是平的、無臉的。這是我相信的事情。問題只是難在：如何能呈現原始樣貌、卻又不粗糙論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