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覺，《被俘虜的人生》已經走過六個年頭；而我總是會有一絲困惑湧上心頭：會不會就此成了「一片導演」？ 

7月初接到高雄市台籍老兵關懷協會的邀請，希望可以在今年終戰69週年的系列紀念活動上放映《被俘虜的人生》。看到影展片單時，是有疑惑的，因為這是號稱「台灣兵」的主題，全都是台籍軍人，可是我老爹是外省共軍俘虜，並不切題；向主辦詢問過後，他們告訴我，雖然背景不同，但是戰爭的生命經驗是一樣值得被看見的。

由於《被俘虜的人生》沒有家用版的商業發行，所以只要有徵詢播映，我都會答應，我也希望僅可能到現場參與映後座談。主辦單位後來確定播映時間為8月23日，八二三炮戰也與古寧頭有同樣地點的意義。處暑這一天，我帶著老爹來到高雄巡禮。

過去，在紀錄片的映後座談上，回溯歷史與個人生命經驗的分享，比例通常會各占一半。我對那段國共內戰乃至後來的白色恐怖那段歷史資料的掌握，相當薄弱，而且也沒有因為父親的關係，讓我積極向上。我，還是對於人物以及他的生命體驗較感興趣。關於自己的不足，只要有朋友問起那段史料，我都很誠實回答：「我真的不夠了解歷史，我只想問問我爸為何要這麼痛苦酗酒過一生？」

2014年，我有些質變，關於工作、關於生命；而這場分享，也因為我的質變有了很不一樣的互動與回饋。這次來高雄三餘書店分享的朋友，幾乎都在圍繞在與父母相處的生命經驗上。

先是一位薛小姐（忘了她的姓）提及自己的母親是躁鬱症，非常不好相處，母親有過很艱辛的歲月，年老時，脾氣開始古怪，把年輕時受的苦開始宣洩，想討愛、卻又讓人愛不下去。薛小姐在醫院當志工多年，也看過許多吵吵鬧鬧的老夫老妻，原本外人以為丈夫一死，妻子就可以離苦得樂開心繼續人生，怎料，沒多久妻子也跟著去了！

我想這是對好戲的劇本，如果少了一個，另一個就會演不下去，除非，改劇本。所以，家人的情愛糾葛，往往不是旁人眼裡那樣簡單可以一刀劃清原則界限的。

另一位孟大哥說，他的父親當年在警備總部工作14年，「我父親的工作就是劊子手。」我聽到這，全身起了疙瘩。關於劊子手的事情，夢老先生根本沒有跟家人多說，年紀輕輕66歲就過世。「我對我父親的過往一點也不了解，以前常覺得他走得好早，後來慢慢知道，他應該很痛苦，早點走也許是解脫。」孟大哥有點哽咽。

當孟大哥分享結束，我請現場的朋友給他一個掌聲鼓勵。

「孟大哥您一定有遺憾。父親好艱難，您也很艱難，這是為什麼這幾年我終於可以確定我的反戰立場，發動戰爭者，輕言以戰止戰，但身在戰場的人，卻要面對你死我活的瞬間人性扭曲，為了生存是不顧一切的。包括白色恐怖在內，都是戰爭的延續，不管是受害者或者劊子手，都不是在能夠在自由意志下為自己決定，劊子手，也是被戰爭犧牲的一群人。」我也哽咽了。父親過世後，我自己看《被俘虜的人生》時，早已不再哭了，而且常常會大笑，但這一場分享上，我卻因為孟大哥父親的工作而掉淚。

這是一個難忘的故事，希望這樣的聲音可以再多浮現一些。

另外也有一位媽媽（跟我年紀差不多），帶著兩個稚齡的兒子來看片。她不熟悉自己父親的故事，因此父親過世後，她帶著遺憾來到台籍老兵關懷協會工作，希望透過服務老兵彌補並拼湊對父親的情感。

對話的內容，大致濃縮整理如上。

這一場分享，是六年來很特別的一場。我也從一個「回答觀眾提問」的角色，部分轉變成了「聆聽觀眾」的聽故事者。後者，讓我有更多的啟發與收獲，當然，我也再度因為被撫慰與療癒，而更顯開闊。

鬼月近尾聲，在這場《被俘虜的人生》的映後座談上，希望老爹們的鬼魂都安好；也希望戰爭與鴻溝，能夠因為對話、同理，而逐漸消弭。槍桿子生不出和平，唯有和平，才能締造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