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好：

在歷代文人的典型與文化傳統的架構，浸潤於中國文化中的青年人，從渾渾噩噩以至在文學、思想中受到感動、號召；譬若讀到屈原典型「變白以為黑兮，倒下以為上；鳳凰在笯兮，雞鶩翔舞」、「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最終走上自殺，當作解放心靈的最後手段。

是以想問老師，中文人是否會因為「文人典範」深入其心，因而走向相同的道路？

在龐大的「文化基因」遺傳下，如果擺脫不了，有何方法可以跳脫此種情感、情緒的感召，而不致憂思徬徨，不知何往、懷才不遇，終日鬱鬱，一死為解脫？ 

王師答：

所提問題很有意義。

在目前環境中，即使文科學生也很少去想這類問題，總是被謀食盤據心頭，因此只停留在求知識以謀食，很少在謀食的基礎上進而謀道。久而久之，思考這種問題的人，反而被異目視之，認為「安有此事？」可是在生活中又常遭遇這類根本之事而不得其解，只能宛轉其中，就像動物的生活，宛轉於獵食和被獵的循環而自然死亡，而無法超越。這也是時代風尚使然。

屈原自殺可以從人面對環境打擊的三種回應方式來看：找機會報復，遠離風暴圈，沮喪至極而自戕。

這三種行為模式源自性格。伍子胥、商鞅有顯性而強烈的報復性格，張良則有隱性而強靭的報復性格。張良隱性而強靭的報復性格是受黃石公影響而鍛鍊出來的。所以在任務完成之後，立即採取遠離風暴的行動，這是受道家觀念的影響。而伍子胥、商鞅則淪沒於一波又一波的風暴之中。雖然如此，他們都有值得稱美、學習的一面。屈原是沮喪至極而自殺。但是他為什麼會受到推崇？誰推崇他？推崇他時，背後有什麼文化的價值觀？

屈原自殺一事須看他當時所處的位置。第一層是當時的政治權力結構──君主制，這是屈原和當時人所無法改變的客觀基礎。第二層是實際權力運用中的變化消長，這是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的消長關係，其關鍵在君主。君主就像站在翹翹板的中間，他的重心偏左或右，偏的力道大小，就影響君子和小人之道的消長。而君主人選是屈原和當時人所無法改變的。第三層是現實層面，屈原處於小人之道長的環境，而且屈原無法扭轉這種情勢。第四個層次是屈原的選擇──沮喪至極而自殺。

第二、三層次是任何社會和組織都有的，第一個層次則有變化。君主制下的君臣關係對屈原而言是不可分離的，因為他是楚國三大姓（屈、昭、景）之一。對其他人而言，未必是不可分離的，只因古代士人（屈原是貴族）除了政治領域，沒有其他可以發揮才智的領域，所以政治領域對他們有很強的吸力。當歷盡波折，痛定思痛之後，才有脫離政治領域的決心，例如漁父。尤其從經驗中發現事勢有順有逆而非個人所能扭轉之後，在逆勢時一方面保持分離，一方面待時而動。所以孔子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現代社會的資源並不完全集中在政治領域，反而產業領域更為蓬勃。所以才智發揮之途更寬廣。但是只要是組織，都和政治領域一樣，有第二層和第三層的事務，只是沒有像傳統政治領域那麼激烈而已。因此現代人在遭遇打擊和挫折時，有其他的出口，不像屈原沒有其他的出口。

漢人推崇屈原，尤其以淮南王劉安的離騷傳為代表，推崇屈原的高潔。一個人可以高潔而反擊而不自殺，也可以高潔而遠離而至他處而不自殺，也可以遠離而隱居而不自殺。所以屈原的自殺不是問題的焦點，只因為自殺是非常激烈的行為，而更鮮明的反襯出高潔和曲折的心境，如離騷文中所見。所以重點在高潔。高潔在人群組織中才有可能顯現出來，才有意義，如果只有一個人群組織，而沒有其他出口，抑鬱以終或自殺的可能性較高，如果有其他出口，則尋求他處以發揮其才智與高潔。因此今人不容易像屈原那樣因堅持高潔的理想而自殺。倒是因工作或環境壓力太大而患各式各樣的精神官能症而受苦或自殺。

屈原的身份認同是貴族，今人沒有這種身份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