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98年9月25日《聯合報》民意論壇登載了張寶珠老師所寫的〈昔有收入,今快餓死,申請低收打回票〉一文後,感觸頗深.除了切身之痛引起感懷外,更盼基層公務員主動體察民隱,實現馬總統先前呼籲的「聞聲救苦」的精神.以下節錄晉商影集提到的幾則感人故事,願能對當今執政者與社會大眾有所警醒和反思.

1.傳說康熙初年，三個山西商人流落於殺虎口開了間草料鋪。因本小利薄，三個人早出晚歸，勉強過上飢一頓飽一頓的日子。某年臨近年關，一連數日大雪封門，既沒生意可做，連吃飯都出了問題。飢寒交迫之下，三人傾其所有，煮了鍋稀粥權當過年。正要吃的時候，有個白鬍子老人牽隻駱駝說要投宿。他對這三人說：「我走了一天一夜，又飢又渴，而且都這麼晚了，什麼都沒有吃，可否提供點兒吃的？」三個人只好讓老人先喝。結果，老人一碗接一碗，把一鍋粥喝光了，喝完後便沉沉睡去，而這三人當然餓了整晚。次日一早，三人起床後，發現老人和駱駝不見了，只留下個馱垛。三人打開一看，裡頭全是銀子。三人找老人找了半天，都遍尋不著，於是就商量道：「不如把這筆錢點清楚，把它當成股本，放進咱們的本金裡。然後，每三年結帳時，就把紅利加入財神股中。」後來，這筆錢滾了幾十年，錢的主人依舊未出現。嘉道年間，這間草料鋪已發展成為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商號，商號名曰「大盛魁」。就在大盛魁的鼎盛時代，商號定下了一個必須遵守的規矩，即每年春節大年初一，全號上下萬名員工要在掌櫃的率領下，恭敬地喝上一碗稀粥，其目的表面上看是鄭重其事地對那位不知名的恩人表達感念之情，但更深層的意思是讓商號的每位員工牢記著，大盛魁能從小小的草料行，發展成為規模宏大的商號，其相當重要的一點，便是堅持了以義制利。

2.相傳喬家先祖喬貴發，早年父母雙亡，生活十分艱困，長遭村民白眼，甚至同族兄弟亦瞧不起他。就在他孤獨無助的時候，村裡一位姓程的女子，常在生活上對他有所接濟。二十年後，喬貴發事業有成，衣錦還鄉。而那位程姓姑娘因丈夫早逝，娘家又不肯收留，只好帶著兒子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喬貴發得知後，馬上央人做媒，迎娶這位女子為妻，對她帶來的而子也視如己出，還為這對母子鄭重其事地蓋起了一座四合院，故喬家由此而發跡。喬貴發過逝前立下家規，囑喬家子孫不准納妾，後人們嚴格必遵守著這條家規，哪怕是喬家的媳婦不能為家族生養子嗣時，亦無人以此為藉口休妻納妾。這樣的事，在傳統豪門大族中是非常罕見的。

3.位山西榆次車輞村的常家大院，佔地一百五十畝，有房屋一千五百多間，全盛時期有三千多人居住於此，其中有八百多人為常氏家族成員，其餘則是常家僕役與傭人。大家之所以能共同生活，主要是依靠家族倫理觀念維繫成員的向心力。而這樣多的人聚集一塊兒，必然產生各式各樣的消費需求。為此，常家便在大院裡開設十幾家商號。據常家後人的描述，裡頭有銀、銅、鐵、木匠鋪，又有理髮店、豆腐坊、掛麵鋪、點心鋪等等，家族成員足不出戶，即可買到大部分的日常用品。足見其財富之富可敵國也。到光緒初年，常家在全國十幾個城市中，都開設有商號，光漢口一處，大的商號便有十二家。儘管自己擁有龐大的財產，但常家對自身經營的商品，仍沒有一絲馬虎，不論大小生意皆如此也。光緒三年，山西、陜西、河南、河北等省，遭到三百年來最大的一次旱災。其中，山西是災情最嚴重的地方，災荒延續了三年，造成近三分之一的山西人口死亡。在眾多晉商家族中，常氏家族的損失最為嚴重。由於災荒造成作為運輸工具的牲畜大量死亡，使得商路因而斷絕，故常家在中俄茶葉貿易上蒙受極大虧損。為了不坐以待斃，常家省吃減用、減少開銷。但讓人不解的是，常家卻在這緊要關頭對外宣稱，拿出三萬兩銀子在祠堂中修建戲台，欲以此為藉口給車輞村及鄰村的鄉親們變相地賑災，不使賑災落得一個施捨之名。常家認為，沽名釣譽的行為非常要不得，他們用修造戲台為藉口把真實目的掩蓋起來，其目的在使得到救助的人，有自尊地咽下透過自己勞動換來的一餐一飯。結果，大災持續了三年，常家的土木工程也延續了三年，沒人能說清常家為此所付出的代價。

4.清末民初，許多票號在時局板盪下，及官方、西方銀行的競爭下，也面臨存款萎縮的困境，資本實力雄厚的大德通（喬家第三代主人喬致庸所設立的大德通票號）亦然。1926年，馮玉祥部隊北撤途中，其五百萬石糧食及一百五十萬銀元，都攤派到喬家所開設的商號。歷此劫難，喬家商號元氣大傷。至1930年中原大戰時，大德通真的面臨生死抉擇關頭。前此，山西省自行發行晉鈔，大戰失敗後，晉鈔大幅貶值，幾成廢紙。當此之際，本可發筆橫財的大德通，放棄了東山再起的最後機會，幾乎把全部的積累都投入到有始以來最大一次的賠本買賣中，使得本就經營困難的大德通雪上加霜，最終造成卅萬兩白銀虧空。兩年之後，有著八十多年歷史的大德通悄然歇業了。事後，人們得知大德通會做出此一捨身取義的決定並非一時衝動，他們確實認真地算過這筆良心帳。大德通的東家喬映霞說：「即使大德通為此倒閉，這樣大的財團也不至於讓自己人陷入衣食無著之境。但對個別儲戶而言，如果我們不這麼做，對他們的威脅將會是身家性命。兩者相比，孰重孰輕，不言自明。」喬映霞講這話時神情凝重，大義凜然。

　　明代著名的山西商人王現曾說：「夫商與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污。故利以義制，名以清修，天之鑒也。」(李夢陽《空同先生集》卷44)。四百多年前的晉商，已把修行之德與取利之途間的關係，洞察地如此細微。王現告誡後世，不要目光短淺，勿在利益面前丟棄了為商為人的根本。有了清白的名聲，有了忠誠和信義，還愁沒有利嗎？

　　平心而論,在舉世竭盡所能搶救金融海嘯之際,當今執政者所做的努力比清末民初政府更多元而廣泛,但感覺總是還少了些什麼？我想,大概是那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及「民胞物與」的同理心吧！慈濟功德會能受全球推崇,是因為彼等正好弭補了政府機構的不足.然而,世間的苦難豈有盡頭,照亮人世的黑暗,哪能只靠慈濟的這把大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