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了奧運公園，一百五十萬平方公尺的場地，讓我暈頭轉向。

一九八八年漢城辦那場被稱為奇蹟的奧運時，我十七歲，只記得當時大家都在説為什麼韓國能，台灣不能，還有就是百米金牌得主麥可強森的禁藥醜聞。

當時，台灣的人均GDP是6357美元，韓國是4293美元。二十四年後的現在，韓國已經超過我們2千美元。我看著首爾因為二十四年前那場奧運而大幅現代化的市容和道路，以及環繞着運動公園而蓬勃發展的江東和江南新區， 我還是要問，為什麼韓國能，台灣不能？

⋯⋯ 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韓國雖然和台灣同時展開民主化，政黨鬥爭一樣激烈，政治決策的效能卻不曾喪失。

任何政府組織都要同時追求efficiency(效率)和 accountability(負責)兩個目標。沒有後者，就沒有民主，沒有前者，政府就無法領導，無法提供人民所需的public goods，而韓國把這兩個幾乎註定互相衝突的目標平衡得很好。我談到李明博如何在三年之內遷走大批違建户和攤販把清溪川整治完畢，就是最好的例子。

回頭看台灣，我幾乎有深刻的绝望。這不是誰執政的問題，而是我們這個社會其實是在病態的以互相毁滅為樂，以追求政府負責為由，把效率踩在腳底。所以，當年阿扁拆十四十五號公園的違建戶，反對者會用盡各種方式抵制和辱罵，蔡英文為產業政策的需要出任宇昌董事長，也會被指控為圖利，還牽連到一堆想為台灣做點事的科學家。而我們民進黨呢，自然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當然，在國民党看來，是他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從美牛，二代健保，水電費和學費調漲，每一項爭議都如此。

隨便舉兩個例子：民進黨早期是反對蘇花高的，執政以後改為贊成，變成國民黨結合環保團體反對，後來民進黨在野了，又變成反對了。

另外是瘦肉精的問題，如果不是馬英九在2007年為了豬農的選票而全力反對，這個問題早已解決，而TIFA的商談也不會一凍五年，讓韓國人把我們甩在腦後。現在輪到馬英九想開放，自然該他嚐到苦果。

從大學算起，我投身政治也有二十年了，我看不出這種惡性循環有可能被打破。我到韓國之前和一位黨內大頭聊天(頭型很有特色的大頭)，他說韓國早就不跟台湾玩四小龍那一套，他們要進軍全世界。但我也知道，他無法指出韓國人究竟如何在激烈的政黨惡鬥之下，依然能保持決策的權威和效率。這也許是因為他們的媒體生態(韓國沒有政論節目，也沒有六個新聞頻道二十四小時播送貓狗小事)、因為他們討論公共事務的態度、因為他們沒有國家認同的問題。

我不懂韓文，無法再更深入的觀察。但我知道如果沒有一些更深刻的支持因素，李明博不可能做他想做的事。換了李明博在台灣，十個都不夠死。

我無法解決這個大哉問，最低能做的就是反求諸己，把議員這個工作當做慈善事業，多幫民眾解決一些低收入補助或水電違建, 醫療糾纷等問題，少動不動就指責官员圖利誰誰誰，因為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圖利社會(但盛治仁和賴聲川搞夢想家除外)。當政府管太多，我會要求他們不要管(例如後座繫安全帶); 當政府管太少，我會要求他們要管起來(都市更新應由市政府積極主導)。尤其是對待公務員, 我會注意不讓他們處於随時會被指控的恐懼之中，因為一旦公務員有怯於使用公權力和少做少錯的心態，吃虧的只會是人民和整個國家.......

所以，你們知道為什麼我對士林王家一案態度審慎。故不論本案孰是孰非和背後的故事為何，我太了解公務員的心態，我知道這波事件後續的結果，就是政府怯於介入，怯於推動，怯於協調，任由建商住户黑道和民代去玩遊戲，不管以後誰上台都一樣。而許多海砂屋幅射屋和老舊社區的居民，十年或二十年後還住在那裏。

好了，我的韓國考查到此完结。再附帶説明，我從來不喜歡韓國人，至少我從不看韓劇也不認識任何韓國藝人，但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