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0/15 | 厲放／經濟學博士．現居香港

我發現那些街邊小店賣的早餐是我童年記憶中的一部分，倍感親切。一日我要買一個燒餅油條和一碗豆腐腦。「你要什麼？我們這裡沒有。」我自認國語相當標準，但是店主人居然聽不懂？我覺得有些不自在，只好又重覆一遍。她還是搖頭，我欲加尷尬，又說一遍。見我仍不甘休，她只好大聲說「我們這裡沒有豆腐腦啊。」「你有啦，就是這個。」我指著眼前的檯子說。「哦，這是鹹豆漿。原來你們叫豆腐腦，這下我知道了。」後面排隊的人也跟著附和，「難怪，大家叫的不一樣呢。」他們隨和、友善，好像都不是急著來買早餐，而是在閒扯家常，對鹹豆漿的又一名稱甚有興趣。

在這樣的氛圍裡，一時間我從一個不知道鹹豆漿的「外來人」，變成了可以和他們對話的「街坊」。頓時，我輕鬆快活了不少。

一般之民眾尚且如此，算得上朋友的人就更不遑多讓了。我在台灣有許多同事和朋友，不少朋友也是同事。相較我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工作環境，台灣的職場氛圍使我感到更為親切和隨和。這裡許多同事會在工作場合叫我「厲姐」或「厲姐姐」，相比重視官銜（和職銜）的大陸及強調職業化（或稱呼英文名）的香港，這讓我和台灣的同事們自然親近了一層。

不知多少次我到台灣公司辦事，聽見同事們高聲招呼「厲姐姐來了！」，隨之有同事圍過來問候，便提議晚上要帶我去些什麼地方。我跟著他們去夜市吃小吃，到他們心儀的理容院去「洗頭」，用他們的會員卡買書，和他們一起搭車看夜景，颱風天到台大「散步」，聽那路旁椰子樹的嗦嗦聲；或是任由他們安排吃特色晚餐、喝珍珠奶茶，抑或找個喫茶室聚在一起聊個痛快，還被邀請到他們家裡作客談天。當然他們也不忘提醒我，並且身體力行要為台灣的經濟作點貢獻，伴手禮一定不可或缺，為此，我品嘗過不同種類的「鳳梨酥」。回去後得到過我手信的人說：「你帶回來的鳳梨酥就是比超市買的好吃。」那是當然，這裡包含了多少朋友們的心意啊。因為這些熱情的台灣同事，每次去台灣我都有一種看望老朋友的期待和歡快。

聽著大家親切的稱呼雖然很「順耳」，但也有讓我受用不起的時候。有一年去高雄辦事，南部總經理Richard送我下樓。電梯上有同事問他是不是又出差，Richard說「不是啦，送厲姐姐回台北。」Rich ard年齡資歷都在我之上，我就是再不怕「老」也不敢在他面前充「姐姐」。趕忙說：「Richard，我求你了，別讓我『折壽』吧！在你的地盤上我哪敢當『大姐』。」電梯裡的同事一陣大笑，笑聲中Ric hard高呼一聲「讓厲姐姐先走。」我們這一夥人笑著，喊著，湧出電梯。正是這一股「看得到」、「聽得見」的真情實感，讓我愈來愈樂於混跡於他們之中，已然不自禁地時常興發出「到台灣去一趟」的幽幽癮頭。

上次去北京，朋友來接機，他說有親戚剛從台灣觀光回來，對那裡讚不絕口。「人家多文明啊，對人可有禮貌了。」我深感認同，相較大陸和香港，台灣的商店服務員，特別是一些小店鋪算是最為和藹可親。他們以清脆的聲音向客人問候，禮貌地回答客人的問題，微笑著把貨品交到客人手上。也許你會說，服務行業就該如此啊。沒錯，這些天經地義的事，換個地方未必你就能得到。誰能說這不是一種文明的體現呢？這正是我喜歡它的一大原因──在普通百姓身上體現出的文明素養與親切和善，還有在許多商業化城市中難得再有的人情味。（〈人情味〉三之三，本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