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醫師爭先恐後投入重視「外在美」的五官科，或寧願選擇風險低的牙醫及獸醫，而不再選擇風險高的醫學系，這「趨吉避凶」的結果，讓還留守戰場救人的五大科醫護人員，因為人力不足，工作條件更加惡化，連主治醫師也要下來值班，住院醫師不眠不休到天亮更成為常態。這種爆肝式的工作形態，讓醫療疏失的發生率更高，然後，離監獄的距離也就更近，這又讓年輕醫師更加退避三舍，如此惡性循環不已。

「我記得健保開辦之後，病人突然增加了三倍，原本規定每月上限一百八十小時的工作量，就完全失控。」樂生醫院急診室主任王國新回憶十多年前健保剛開辦時的情景。
病人暴增，但是醫師人數卻未同比例增加。「病人很不滿意、抱怨很多。當時我就覺得情況不對，每天都做得很累。」王國新認為醫師工作條件惡化，連帶醫療品質下降，與健保制度的開辦有著高度相關。

就醫人數暴增，除了與健保開辦、醫療費用降低，就診次數上升有關，健保給付制度鼓勵醫學中心等大醫院，加上轉診制度形同虛設，從地方醫院轉來的就醫人數，也讓醫學中心每天像菜市場般地忙亂、人聲鼎沸。

一群群湧進來的病人，逐漸壓垮了台灣的急重症醫師……。

治療病人還要論文評鑑醫師疲於奔命

台北萬芳醫院急診室前主治醫師丁威，今年五十五歲，五年前，因為過度勞累，他曾從鬼門關走了一圈回來。

因為喜愛「急診室」的挑戰性，他放棄「高收益」的內科診所職務，轉投入急診室列車。急診一班為十二小時，晚上值大夜班，白天還去進修與教書，連續三十六小時沒闔上眼，對他來說是家常便飯。

終於有一天，丁威的身體發出警號，他因為心肌梗塞發作，而休克倒地。「我醒來時，只發現胸口怎麼多了一塊火腿（電擊痕跡）……。」因為身兼急診室與研究教學等好幾項工作，長期透支體力的丁威，突然心肌梗塞發作，並且一度心跳停止，後來經過急救後，撿回一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我當時過度abuse（壓榨）自己，不是我這樣，很多人都這樣。我在北醫研究所進修時，我看同學的臉個個都是慘白的。」丁威回憶道。

為什麼這些醫師這麼拚命？原來醫師除了長時間的臨床工作，還有寫「研究論文」的壓力。去年，某醫學中心曾對數十位論文數目不夠的主治醫師、下達「終止駐診關係」通知。因為論文多，評鑑分數就高，也就可以有較高的健保給付。為了獲得更高的健保給付，幾乎所有醫學中心都以各種形式要求醫師拚命寫論文。因此，即使醫師看診再認真、再優秀，但是如果沒有「論文產出」，都難逃被「退場」的命運。

工時未獲法律保障每周動輒破百小時

台大醫院精神部住院醫師林煜軒進行醫師過勞研究，他指出，美國醫學會期刊《ＪＡＭＡ》曾發表，在一個月值四至六班後（連續工作約三十五小時），醫師表現約等同於血液中○．○五％的酒精濃度；他表示，「超時工作的危險性如同酗酒。」

美國一九八四年，有兩位急診住院醫師因過勞而開錯藥給十八歲少女Libby Zion致死，她的父母出面倡導立法不要過勞醫師，才促成美國對住院醫師工作時數設限，稱之「Libby Zion Law」，以避免醫師過勞對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造成重大傷害的狀況再發生。

近來，因為醫師過勞死頻傳，醫師工時問題備受關注。根據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楊銘欽等做的調查，教學醫院的總住院醫師每周平均工作時數高達一二三小時，每天長達十八小時；主治醫師每周也有八十九小時；其中，又以外科及婦產科的工作時數為最高。

這個數字與今年八月衛生署所公布的台灣住院醫師工時調查，平均每周約七十四．六小時，相去甚遠。而歐盟的醫師每周平均工時則為四十八小時，台灣醫師的工作時數竟是歐盟醫師的兩倍多。對於衛生署公布的數據，台灣醫學生聯合會成員劉子弘反駁，「數據不盡客觀，無法反映真實狀況」，他主張應修法明定醫護人員工時保障，教學、值班都應納入，也期望工時評鑑有第三方參與。

衛生署的工時數據是將所有輕、重症科別平均之後的結果，真正工時長的科別，其實是內、外、婦、兒、急等需要值夜班的五大科。據某教學中心的住院醫師透露，若醫師工作無法如期完成，醫院甚至訂有懲罰制度；因此醫師們無不噤若寒蟬，只能啞巴吃黃連。

事實上，一直到○六年，高雄地區的基層診所醫師才首度要求，希望能夠「月休四日」，都還引起議論。「病人的就醫權」常常被拿來當作醫師必須全年無休、爆肝式工作的冠冕堂皇理由。「醫師也是人，也會生病。」王國新無奈地說出社會對醫師的不合理期待。

台灣醫學生聯合會表示，台灣住院醫師每周工時高達一二○小時，超長的工作時數，致使醫師常常處於睡眠不足、專注力下降的狀況，錯誤診斷的機率也大幅提高，「過勞醫師」無疑將病人安全置於巨大風險之中。

重大過失才負刑責給付應依難度有差異

醫師在健保、醫院、病人的三面夾擊下，爭取自己的權益，常會被扣上「醫師就是要犧牲奉獻」的大帽子，被認為不是弱勢的醫師，無法取得社會的支持，因此只能消極地避開五大科...【本文未完，更多內容請見今周刊7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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