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 年 7 月 16 、 17 日，法國大規模搜捕巴黎及其近郊的猶太家庭，總計 1129 名男性， 2916 名女性及 4115 名兒童被送往冬季自行車競賽體育館。隨後， 13152 個猶太人被遣送至奧許維茲集中營殺害。

由於執行命令的是巴黎警察，因此這些人並沒有激烈的反抗，很多人相信這些警察不會傷害他們，許多孩子甚至相信，他們只是被集中起來點名，稍後就能回家。

一萬多個猶太人被送上巴士、火車，他們所經之地哭聲震天，但絕大多數的居民選擇緊閉門窗視而不見，噤口不提，甚至在之後的 60 年歲月，法國這個國家像患了集體失憶症一般，靜悄悄的抹煞了這件不光彩的大屠殺。

當年 10 歲的猶太女孩莎拉相信自己和爸爸媽媽很快就能回家，因此應了調皮弟弟的要求，將藏匿在玩遊戲時躲起來的壁櫥中的他鎖住。

這是「莎拉的鑰匙」這本書的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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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殘酷的時代中，總有一些隱藏其中，沒有背棄人性，沒有被自己身為優越種族這種理論矇蔽自傲的人存在。但莎拉逃離集中營，在好心的杜佛夫婦協助下終於完成心願回到巴黎打開壁櫥，見到的卻是發黑的惡臭屍體。從此，莎拉的鑰匙不只鎖住小男孩米歇爾，鎖住莎拉的心一輩子，也鎖住當時搬入莎拉家原來的公寓，與她共同目睹米歇爾慘狀的堤薩家族。

60 年後，堤薩家美國籍的媳婦，在法國住了大半輩子，卻還是被這個法國家族稱為「美國女孩」，有許多格格不入之處的記者茱莉亞，因為追查大屠殺事件，進而發現即將遷入的公寓，竟然就是當年米歇爾的喪生之地，而揭露堤薩家族隱瞞超過半世紀的秘密。

她探查丈夫的祖父母後續的處理，追訪收留莎拉的杜佛家族後人，甚至想找到莎拉本人。她的行動不只造成夫家人支持與反對的正反對立，連居爾 . 杜佛先生的兒子賈斯伯都質疑這對她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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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頑固讓賈斯伯 . 杜佛十分驚訝。他搖搖灰白的頭，問我為什麼要找到她？理由何在？我說，為了讓她知道我們在乎，未曾忘懷。「我們，」他笑了，「『我們』代表誰？是你的夫家，還是法國人？」他的取笑讓我有些惱怒，於是開口反駁：「不，我，只有我。我想表達遺憾，讓她知道我絕對不會忘記拘捕事件、集中營、米歇爾如何過世，以及將她父母帶往奧許維茲死亡集中營的列車。」他回敬我：「有什麼好遺憾的呢？妳是個美國人，難道不是妳的同胞在 1944 年解放了法國？妳何必難過。」他大笑。

我直視他的雙眼。

「我為自己的無知感到遺憾。我活了四十五年卻對這件事一無所知。這讓我打心底覺得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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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起因相異，但是我無可避免的想到台灣島民歷經的 228 事件。也約莫是 60 年，我們從禁忌般的戒慎恐懼，到真相的追尋，已至於立碑追懷，甚至「道歉」的急呼聲浪。

法國總統席哈克在 1995 年首度提到冬季競賽館事件， 2002 年 7 月，冬賽館事件 60 周年時，法國總理尚皮耶 . 哈發漢發表了演說。「六十年前，巴黎以及法國境內發生了駭人聽聞的慘劇，走向恐懼之路的速度越來越快。拘禁在冬季自行車競賽館的無辜人群，籠罩在大屠殺浩劫的陰影之下。和往年相同，今天我們聚集在此地，謹記這個事件。讓我們切記，許多法國猶太人曾經遭到迫害、拘捕，走上破碎的人生。」

「是的，冬季競賽館、朵昂西、那些臨時集中營，死亡前的最後一站，都是在法國人的管理看管之下。的確，大屠殺的前奏就在此地展開，在法國政府的同謀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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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的追尋是需要勇氣的覺醒，立碑追懷是對錯誤歷史的正視以及避免重蹈覆轍的提醒，而道歉的急呼呢？是平時和諧融洽，但到了某些時刻，就非要以省籍切割彼此那群人的刻意操弄？還是我們已經成熟到只要某個誰道歉，就可以將可怕的昔日錯誤就此一筆勾銷？

法國的冬賽館事件、台灣的 22 8 、非洲盧安達圖圖族與圖西族仇殺…，我們或許可以概略的說那是上個世紀的事情了，但其實卻是並不古遠的幾十年前罷了。至今，仍有許多當年的倖存者、加害者，與我們一起走到 2011 年。他們是否都有一把莎拉的鑰匙？又是否都存在一個被鎖住的秘密？他們或許選擇沉默不語；我們或許無法接受壁櫥裡腐敗潰爛的結局。

又帶著些許難過的想著另一種時間的算法；我們花了那麼久從茹毛飲血到自詡為萬物之靈，卻在某些時候顯示出離原始還不夠遠。